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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视障者,徒步穿越了52公里的沙漠

上观新闻 2023-06-0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原点Original Author 冯蕊


终于,一抹暗红在眼角出现。光晕升起,映照在湖水中,泛起金色光影。


过去29年,妍春只在文字中读到过大漠圆日;亲眼所见,她发现自己看到的太阳没那么圆,仿佛被薄雾遮盖。


妍春是一位患有先天性黑蒙的视障者,只能在近处通过眼角,看到模糊的景象。今年4月30日到5月2日,她在两天多的时间里徒步穿越了52公里的腾格里沙漠陪伴她的是一支来自苏州的视障旅行团:包括妍春在内的8位视障者、两位义工。


用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里法伊的话说,无障碍旅游是“巨大的市场”,也是“人的权利”。每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是全球无障碍意识日。在国内的无障碍建设中,残障者的需求已从“生存”到“生活”,对待残障者的视角正从“俯视”转向“平视”,从“特殊”到“融合”。


这些宏观的改变,落在旅程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是具体的人生片段。


旅行团行走在腾格里沙漠中。(文章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走出家门


4月30日,旅行团从银川的集合地驱车前往腾格里沙漠。午后,一行人来到了徒步的起点。


妍春的面前,是她魂牵梦萦的大漠。原来,沙漠不是平的。沙丘犹如石子扔在水面,激起千层波浪。她试着走上沙丘,脚就被沙子裹挟着向下滑落。好不容易上去了,下来时不停地跌倒,只能坐在上面一路下滑。


妍春有些踟蹰,她把重心略向后倾,没过多久便开始掌握稳步向前的规律。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轻功大侠,迎风疾行”,这是她小时候的梦想。


3岁时,妍春在河北涿州的医院确诊视网膜病变。面前的医生摇晃着手电筒,问她:“这是什么?”“这是瓶子。”她笃定地回答。从那天起,妍春的妈妈就陪她呆在家里,只要一出门,便会死死攥住妍春的手。


妍春的家和姥姥家在同个小区。六岁的妍春一直问妈妈:“我能自己去找姥姥玩吗?”总算有一天,妈妈妥协了,“那你去吧。”妍春走了没多久,发现有人影尾随,凑近一看是妈妈。


“怎么这么不相信我的能力?”妍春号啕大哭。


她被安排进了妈妈所在的小学、初中,上学、放学妈妈都会亲自接送,直到2009年,妍春申请到了北京的盲校,当爸爸开车送她去首都,妍春兴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同年,在苏州的志愿活动里,义工梅志宇第一次接触到了视障群体。当时他提供的志愿服务,是满足配药、买东西等视障者的“基本生存需求”。


在服务过程中,梅志宇发现很多家庭仍然把视力残疾当成压力,给视障孩子“过度的保护”,使他们的活动空间很局限。


“有一位10岁的盲童,家里的奶奶一直在照顾他,他每天就坐在门口,看着别的孩子去上学、玩耍,很羡慕的样子。”


梅志宇开始意识到,社会在发展,视障群体的需求也在变化:他们不仅仅是谋求生存的帮扶对象,更多人渴望走出家门,和常人一样享受生活。旅行,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几年间,他总是能听到视障者询问:“春天到了?能带我们去太湖边上转转吗?”“我们能去首都看看吗?”“我没去过草原。”


2013年7月1日,梅志宇带着30位视障者来到北京天安门看阅兵仪式,那位10岁的盲童也是随行者之一。他恳求道:


“我想摸摸军人叔叔。”


梅志宇只见,盲童从护卫队军人的帽子、肩章、制服口袋一路摩挲到裤子、鞋。“原来他长这样。”梅志宇被童言逗笑了,随后反应过来,孩子之前只是在书本、收音机里了解过军人,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立体的军人形象。


“对我来说是场简单的出游,对他而言却是新世界的大门。”这一瞬间,在梅志宇的记忆里保存了十年。其间,梅志宇辞掉了原本的银行工作,花全部的时间带视障者旅行。


十年后的春季,他带着8位视障者走上了腾格里沙漠。


日光灼热,妍春叹息,每向前一公里,比平地跋涉十公里还费力。梅志宇走在队伍的最后,偶尔为走偏的视障者纠正方向。他看到向导想上前搀扶,喊道:“别扶,让他们自己走。”


抵抗误解


入夜,妍春坐在沙子上抬头望去,她看到了一个朦胧、昏黄的光源。“是月亮,不知是圆是缺。”她左右摆动着脑袋,眼前的景物仍然是暗色的,但月亮的银辉让妍春着迷。“仿佛飞雪,又好像精灵,在空中起舞。”


深夜的营地,万籁俱寂。


视障游客珍妮提及,视力残疾按照从盲到低视力,分为4个等级。一级全盲的人可能需要通过其他感官,比如触摸到树叶的纹理、踩踏到沙的柔软,从而感受到万物的存在。低视力者大多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无法辨别事物的细节。


“我看到的,加上摸到的,还有别人的补充,会在脑海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象。”珍妮说道。一些人以为视障者看不到、看不清风景,感受不到景色之美,从而觉得“他们出门旅游没有必要”。


梅志宇回想起,十年前他刚开始带团出游时,有时会遇到景区的人问:“看不见出来干什么?”“盲人进景区很危险吧。”


“这些人的态度不是排斥,是陌生与奇怪。”梅志宇苦笑,误解的产生并非恶意,而是常人对视障者仍然缺少了解,不具备相关的知识。


2016年8月,梅志宇一行来到山东莱芜九龙大峡谷游玩。大巴停下,有视障游客下车想上卫生间。景区的工作人员误以为他想“闯闸”,拿着对讲机大喊“有人逃票”,一边和一些视障游客推搡起来。当视障游客表示“视力残疾享受门票免费”,对方却说“没这回事”。梅志宇一时气急,和景区的工作人员打了一架,头顶被划开一条约10厘米的口子,缝了7针。


警方介入后,梅志宇和景区负责人坐下对峙。


梅志宇直指,按照当时的残疾人保障法,重度残障人士以及陪护人员进入景区都应免票。


对此景区辩解,因为很少遇到视障旅客,没有相关的应对经验。虽然有视力残疾者的免票政策,但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


梅志宇反问道:“那为什么不出台这样的文件呢?”


3天后,一份由莱芜7个部门盖章的细则出炉,该地区残障人士及陪同者进入景区不再收费。


“很多视障者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需求,但这些都是他们应得的权利。”这一年,在梅志宇的眼中是一个转折点。他感受到,每一次旅行都是一场“知识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视障游客出来游玩,对他们的旅游优惠政策开始覆盖到全国各地的景点。更重要的是,“误解在消失。”


今年春天,当梅志宇的旅行团来到稻城亚丁,在海拔高达4600米的景区五色海,工作人员主动上前询问:“需要帮忙吗?”


重建联结


佟浩(化名)并未料到,会在此次沙漠之行中重遇妍春。


10岁的一天,患有先天性青光眼的佟浩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见了,没法再下楼玩。那一刻起,他陷入了抑郁。


2009年秋,佟浩在北京盲校遇到了转校过来的妍春。两人有着相似的爱好,一起听悬疑小说、金庸全集,聊乐队,少年的情愫悄然生长。“那段时间,我好像没那么难过了。”


而此时的妍春,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完全平等”的环境。之前在普通学校读书时,同学不是什么都想帮妍春一把,就是天天追着她骂“异类”,妍春变得不想说话。直到佟浩和更多盲人同学出现,她才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差别”,逐渐打开心扉。


但两人朦胧的好感被毕业打断。当他们走出盲校,如何“融入”健全人占据多数的社会,再次成为难题。


佟浩交过健全的女朋友,结果被对方勃然大怒的父母拆散。他做了推拿师,和顾客一起吃饭,结果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个劲地给佟浩夹菜,“只觉得尴尬,没有再聚的期待感”。佟浩每周末,只和一位做按摩的盲人朋友喝酒聚餐。


梅志宇观察到,很多视障者在盲校、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会离开原生家庭,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从事推拿等工作。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家人的陪同,很难交到新的朋友,很渴望社交。“比起沿途的景色,旅行更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夜晚的营地,妍春一众人混进了一个亲子旅行团里。刚进去时,就被主持人发现了。对方允许了他们的不请自来。所有人围着篝火,唱起歌。妍春看到,篝火让每个人的容颜更加模糊,她反倒觉得彼此的距离被拉近。


当众人回到蒙古包里休息,大家又开始八卦起妍春和佟浩。“去追她呀。”有人怂恿。“这么多年了,做朋友吧。”佟浩笑笑,他和妍春聊起音乐和文学还是依旧投缘,不久前他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和自己一样喜欢喝酒的大圣,热爱心理学知识的开心爸爸,闷骚爱玩音乐的彪哥。


妍春拄着登山杖,行走在沙漠中。


“很多人会两次、三次、多次参加旅行,正是迷恋上这种互动。”在梅志宇看来,人与人的联结已经延伸到旅行之外,带来了社会资源的流动。


2010年,那位盲童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到了学龄仍没有上学。梅志宇为他介绍了苏州的学校,租了近两年的房。如今,梅志宇仍和他保持着联系。盲童已成长为男孩,在烟台的一所医学院念大学。


转变认知


第二天刚起步,便刮起了大风。


风沙糊在佟浩的耳边,让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也张不开嘴。他感觉外界的嘈杂消失了,世界只剩下自己。他坦然地趴在沙丘上,四肢贴着沙子向上攀爬。


曾经,佟浩对“暴露盲人的姿态”感到羞耻。


他会事先记好桌子上物品摆放的位置,避免拿的时候出错;会挑走廊里人比较少的时间段出去,怕撞到别人尴尬。


年少的妍春同样难以释然。在北京时,她刚开始练习独自出门,总觉得自己的盲杖是个负担,“他们会不会觉得奇怪?”“问路没有人说话怎么办?”


第二天的沙漠,天气骤变。


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想换一种方式生活。


佟浩学着接受自己的身份,遇到新朋友,他不会主动提起“看不见的事”,却再也不想伪装自己是一个健全人。


妍春拿盲杖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在路上,她听到路人和她说:“嘿,你真酷”。她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拿盲杖,会走得很慢很迟疑;用盲杖走路反而更加自由和自信。


“当我的认知开始转变,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妍春笑道。


而世界也在转变看待他们的角度。


2018年,梅志宇思考,单纯做公益性的旅行活动,已经无法满足视障者日益增长的出游需求。为什么要把他们看作社会的“负担”,而不是潜在的“市场”?


他做了笔计算,按照2016年残联提供的数据,国内有1731万视障者,如果其中的百分之一愿意出来旅行,就有十几万人。“当时在国内,做视障旅行的机构不超过三家。”


当年10月,梅志宇在苏州成立了志苏融合旅行社。但“培育”市场的道路,远比他想象中艰难。


他头疼,视障旅行仅有一位导游或领队不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志愿者。给志愿者多少补贴才行?视障者旅游不喜欢购物,那怎么给景区一些其他的“好处”,建立合作?这些,都意味着比普通旅行社更高的支出。


最大的难题是定价。梅志宇很矛盾,只有产生更多的利润才能投入旅行社的运作,但合适的利润率才会让更多视障者走出来,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他把利润控制在了百分之十到二十,“旅行社总算转了起来。”


2020年,旅游业陷入低谷。看着身边的旅行社纷纷歇业,梅志宇辞退了5位员工。但他还想再坚持一下。


3年后的春天,当旅游业复苏,梅志宇的旅行社也随之重启。活动预告发出没多久,报名就满了。


这一天,恰逢梅志宇的生日。大家在沙漠里为他唱起生日歌。


49岁的梅志宇戏谑,自己是个五分钟热度的人,没想到干个旅行花了这么多年。“可能因为带来了正向的愉悦,看到他们的笑脸我不忍心拒绝。”


每一粒“沙”


返程的车已在前方。妍春有些不舍,她捧起身后的一抔沙,装进出发前携带的玻璃瓶里。


她笑道,每一粒沙,会让她想起在沙漠徒步时,那些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刻,最后都迎来了轻松和坦途。她想把瓶子摆在家里显眼的位置,“就能激励我人生也是这样。”


初二时,妍春看不清试卷上的字,每次要拜托妈妈提前拿到试题,把字印得很大,在家背诵好答案再上考场。因此她没法顺利完成中考,同年不得已就读了北京的盲校。


2014年,妍春从盲校毕业,普通高考还没有对视障者开放,她通过特殊教育学院的单考单招,能选择的只有推拿或音乐专业。


2019年,妍春不想未来只能做一个推拿师,她在就业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接受视障者的工作岗位很少。有一次她面试客服岗,对方得知妍春是视障之后,表现得很为难,“我们的软件不支持读屏,要不算了吧?”她又找了几家单位,明明招聘启事上写着“招收残障人士”,聊起天来对方却质问,“你能做成功吗?”“工作场合里出了事怎么办?”


在每一个节点上,妍春都感到迷茫:作为一个视障者,我的人生是不是只有推拿一条路可以走?


但她发现,改变随时可以发生。


几年前,更多的企业开始做无障碍改造,为视障者提供平等就业和融合就业的机会。妍春在上海通过了一家互联网企业的面试,从事数据标注。


同时她关注到,2017年开始教育部的文件已经规定残疾考生可以申请“合理便利”,也就是视障考生能有特殊的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一些省市的高校则向视障学生开放更多专业,允许他们参加普通高考。


太阳,从营地边上升起。


妍春感慨,十余年来,无障碍的进步已不只体现在出行。整体性、制度性的改变虽然很慢,“但一直在路上。”


只不过,前路还很漫长,“走出去”不过是第一步。


从沙漠回来后,妍春看到目前开放给视障者的就业岗位还不够多元,她希望未来能来做一些关于视障就业的创业项目。


而佟浩正在精进自己的医术,摆平别人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他想让更多人知道,“推拿师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


梅志宇在全国各地奔波,一边和高校的志愿组织谈合作,一边筹划起视障游客可以社交的旅居中心。


他谈到,推动从不是一时的事,还得靠积累和坚持。如果有更多公共机构、企业发挥力量,让视障者从出生起,便能融入所在的社区与生活环境,“他们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沙漠里的日出,洒下金色光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作者:冯蕊
微信编辑:安通
校对: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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