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里的编程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原点Original Author 郑子愚
左眼还包扎着纱布，45岁的佤族教师陈元春靠一只右眼，在上海看完了一场重映的电影《天空之城》。
“当年我就是在《天空之城》里第一次看到了机器人。”她兴奋地说。
陈元春来自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勐董镇中心完小的一名语文教师，同时也是该校编程课的发起人。
沧源县98%面积是山区，1949年后作为民族直过区，一跃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近几年，这座县城再次实现信息时代的跨越。2018年，沧源实现脱贫的同一年，编程课程进入了当地20多所学校。去年，43名学生入围国家级信息技术赛事决赛，最终6人获奖。其中2名学生获得全国复赛一、二等奖，1名学生获得决赛三等奖，其中就有陈元春的学生。
奖项不断增多，陈元春点眼药水的频次也在增加。今年5月，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初赛之后，陈元春请了一个月的假，赴上海治疗眼疾，并很快接受了手术。
手术只能解决眼前问题，眼疾还有恶化可能。“如果哪一天眼睛真看不见了，编程课怎么办？”记者问。
“眼睛不好了，我就用嘴巴讲啊。”陈元春满不在乎。
学习编程的孩子们。郑子愚摄
“吃螃蟹”
清晨或雨后，沧源佤山常被云雾覆盖。飞机降落沧源时要划破云雾，经历颠簸，沿着助航灯塔的引导落在建于山顶的沧源佤山机场。
沧源机场2016年底才落成。引导飞机起降的助航灯塔依陡坡而建，施工难度极大。一座助航灯塔高达125.5米，是当时全国同类机场中最高的。从机场驱车前往县城，还需走弯弯绕绕的山路约1小时，从县城到村寨耗时更久。
“五一”假期刚过，勐董镇中心完小的73名学生参加了2023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的网络初赛。
陈元春躲在教室外偷偷看着认真答题的孩子们。
如果他们能够突围进入决赛，陈元春就有机会在暑假里带这群孩子走到山外，到大城市参加决赛。
大山里的老师们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孩子们看到山外的世界。勐董镇中心完小信息课教师雀梅园记得，2012年自己第一次在成都接触到感应水龙头，怎么都找不到开关，胆怯地问身边的人，这水龙头该怎么用？
在学校一次编程课上，她想通过感应水龙头的例子解释编程，这时才知道，不少孩子和自己一样，都是“小白”。直到2020年，当地因防疫需求，在包括学校在内的部分公共场所添置了感应水龙头，学生们才接触到并理解了感应水龙头的原理。
陈元春也希望孩子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校长陈世民眼里，陈元春是个“吃螃蟹的人”。陈元春曾试图在学校里推行企业微信，也尝试过从专业网课平台上下载课件，借鉴教学方式……无奈的是，学校教师平均年龄44岁了，学习和接受新兴事物总会遇到各种困难。
2018年底，机会来了。当时，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对口帮扶沧源县，从山外引入了青少年编程的教育资源。紧接着，在多家企业和互联网“大厂”的支持下，一些硬件设备帮扶项目和针对教师的编程培训也送到了沧源。
陈元春主动报名，成为县里第一批接受青少年编程师资培训的29位老师之一。她隐隐感觉，在不久的未来，“不会编程的人可能就像没有学过英语”。
培训班上，和陈元春一起听课的都是些20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陈元春刚过40岁生日，是班上年龄最大的。
年轻教师轻松掌握的知识点，陈元春啃不下来，她拍录下老师的操作步骤，回家反复琢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全扑在编程上，仿佛23年前的梦想重新被唤醒。
1995年，陈元春初中毕业。此时，国内兴起一股学计算机的热潮。那个有着“电视机一样的壳子”的机器，虽在县里还很罕见，却像有一股魔力吸引着陈元春。为此，她填报了昆明一所学校的计算机专业。
“你哥上了大学，我们家没办法再负担一个孩子去昆明念书了。”父母改掉陈元春的志愿，让她到隔壁县城念师范学校。陈元春把自己关在屋里，哭着用头“砰砰”地撞墙。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她故意挂了8科，几乎不与家里联系，还在父母来探望时避而不见。
直到不久后，她收到一封家书。信里，母亲陈述父亲在家号啕大哭，还在酒后自责，反复念叨着：“也不知道她现在够不够钱花？”陈元春才意识到，这只是父母为了兼顾女儿念书和家庭经济运转作出的抉择。
23年后，在重获“学习计算机”机会的课堂上，陈元春发现，她接触到的编程软件并不如想象中复杂。市面上已经开发出青少年适用的图形化编程软件，可以把不同模块的编程指令组合在一起，“孩子们使用这套编程软件，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
当时，老师们还集中接受了器材、教具捐助方公司的培训。上海智位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桑史焘在会场第一次见到了陈元春，“她皮肤黑黑的，梳着莫西干发型，我一下就注意到她了。她在小组里是最活跃的那个”。
陈元春一开始以为桑史焘是一名程序员，抓住一切机会向桑史焘提问。有一次，桑史焘无法为陈元春解答，向她提供了一名专业技术人员的联系方式。陈元春才从技术人员口中得知，桑史焘其实是公司副总。
眼里的光
编程课在学校落地并不顺利。
校长陈世民一开始也犯难。学校的基础设施不足，大多数学生家中没有电脑。当时，学校也没有专职的信息技术教师。
但反复思考后，陈世民还是决定支持编程创客小组。他同意给陈元春的办公室连上光纤，同时在电脑机房里新砌了一堵墙，隔出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新教室。教室中央摆了两排课桌，可以容纳20名学生围坐着上课。
陈元春准备招募编程小组学员时，不少老师也有顾虑。智能手机普及，学生们沉迷手机短视频、游戏，在作文里用“栓Q”（网络用语）表达无奈，卷面上接二连三出现谐音梗。他们担心，编程课会让这些现象更严重。
陈元春退了一步，决定先从自己带教的五年级开始推广编程课。
事实上，陈元春的真正身份是语文老师。郑子愚摄
第一次上课，也是学生们第一次用笔记本电脑。有些孩子不敢按下电源，生怕戳坏了薄薄的电脑。打开电脑后，有孩子不会用鼠标，紧张得将食指和中指翘得老高，像比着“V”字。
教学中，光是让孩子们理解用编程让对象动起来这个知识点，陈元春就用了好几节课。看到编程后卡通人物能根据拟定的路线和姿态动起来，孩子们不由地发出“哇”的叫声。“我看到孩子们的眼里闪着光。”陈元春说。
2019年初，陈元春在编程教室里见到四年级的陆天濠。胖乎乎的男孩低着头，不爱讲话，偶尔紧张地往边上瞟一眼，似乎很懂得察言观色。陆天濠年幼时父母不在身边，和奶奶一起住。其他孩子不愿意接近他，他也不喜欢读书。他的QQ签名栏写着：“一个人也要好好过。”
陈元春的同事吴仕华是陆天濠的姑姑，每次提到这个孩子总忍不住落泪。听说陈元春在学校里成立编程创客小组，吴仕华觉得，陈元春性格开朗，深得孩子们喜爱，便把他安排到了陈元春的编程创客小组。她告诉陈元春，这个“问题少年”的另一面是：他玩电脑很溜，手机用得比自己都要好。
陈元春不担心调皮的孩子，反而欣赏他们“敢跑、敢冲”。只要给这些孩子一个“抓手”，以及适当的空间，他们会茁壮成长。
“我转过几次学，所以我每次见到老师都有点害怕。”陆天濠记得，第一次见到陈元春时，心里也直犯怵，直到陈元春在课上说了一个笑话，还没说完她自己先“哈哈哈”笑了起来，他才发现这个老师有点不一样。
陈元春告诉陆天濠：编程一点都不难，你平时爱玩游戏，与其玩别人做出来的游戏，不如自己设计出游戏让人玩。
编程班上的孩子们学得很快。陈元春和孩子们约定，编程教室不锁门，只要保质保量完成作业，可以随时去。
陆天濠总是飞快完成作业。一次，吴仕华正准备公开课课件，一旁的陆天濠看到吴仕华的操作说，“我来帮你设计一个小程序。”不出1小时，一款简易游戏就设计好了。吴仕华用下来发现，学生们可以在一关关的游戏中巩固课上学到的生字，而且非常适合应用于公开课。
其他孩子也有变化。最明显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当其他孩子们对未来的设想还很模糊时，编程班上的孩子却在作文中写下，想做设计师、游戏工程师。他们的逻辑思维也在变强，最直观的表现是编程班孩子数学考试中的应用题得分率明显提高。
孩子们开始渴望超前学习。编程程序中，在电脑上显示朝右走一步需输入“+1”，朝左走一步输入“-1”，这是数轴的表示方式，也是要到六年级才会接触到的知识。三年级孩子要理解这个知识点并不容易。下了课，许多孩子捧着书去找数学老师。
有时陈元春的备课进度还赶不上孩子们的学习进度，碰到自己都解决不了的“Bug”（漏洞），只能连夜向远在上海、深圳的对口帮扶的程序员们求教，弄懂之后再教给孩子们。
渐渐地，老师们的反对声音消失了。有些老师还会推荐学生去编程班。
李釨萧邀请同学试玩自己新设计的编程游戏。郑子愚摄
“走出去”
“我一直想告诉我的学生，世界很大、很好，但我的语言很苍白，即使是图片、视频也不够，还是得让学生自己走出去感受。”陈元春说。
1998年，陈元春第一次离开临沧市。那是第一年工作的假期，她怀揣那个月270元的工资，跑到了保山市。“大巴车票是34元。为了省钱，我还在车站睡了一晚。”她说，“我甚至有了个想法，再也不想回家了。”
时隔多年，陈元春仍对这一幕印象深刻，也时常反思：“走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编程课的目的又是什么？
家长们的理解很直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像山外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学生李釨萧的母亲曾在成都繁华的商场里看到不止一家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听说学校编程小组招募学员，二话不说就同意了。李釨萧学习两三个月后就入围全国性比赛的复赛。父亲觉得儿子在编程上有天赋，就要求每日编出一个作品，逼得孩子每日都绞尽脑汁，母亲又觉得这样似乎把孩子逼得太紧。
李釨萧向记者展示设计的游戏的后台代码。
李釨萧酷爱看书。郑子愚摄
家长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孩子升学。家长鲍志昆曾组建村里第一支足球队，把自己的大女儿培养成全市第一名女足运动员，并以体育生的身份升入高校。他也想照样把三女儿鲍冬珍送入高校。可鲍冬珍并不喜欢足球，自己报了编程班，并捧回一张获奖证书。鲍志昆一开始不以为意，过了很久才知道这张证书是全国比赛的证书，第一反应是：“学这个，升学时候能加分吗？”
勐董中学校长沈应流说，现实中，大多数县城孩子的去向还是在县城工作。陈元春也明白这个现状。她只是模糊地感觉，“走出去”不该只是一个目的，而是一种能打破人生既定框架的勇气。“在未来，如果孩子决定留在外面的世界，或者在山外学有所成，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是孩子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眼前的东西绊住了脚”。
至少，她本人就因为编程课，人生多出许多盼头。
2019年，陈元春终于有了带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每个省份都有10个到深圳参赛的名额，云南省的10个孩子全部来自沧源县。陆天濠也是其中之一。
此前，陆天濠最远的一次出门是到临沧市区。那次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我什么也不懂，就感觉很紧张。我们一路跟着老师走，老师说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被安排在机舱靠过道的位置。中途，一位同学让了靠窗的位置给他。
陆天濠说，那是他第一次在万米高空看到了云和天交汇成的线。
陈元春至今都记得，在城市里，孩子们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还有孩子见到了常年在深圳打工的父母。陆天濠虽然最终没有在决赛中获奖，但在赛场上笑了。陈元春从没见过他笑得如此灿烂。
“山外边”
“山里的孩子一点都不比山外的孩子差，他们只是缺少机会。”陈元春说。
沧源县地处地震带，学校不定期组织师生地震演练。孩子们据此设计了一个概念编程作品：地震来临发出信号，触发安放在教学大楼模型上的螺旋桨急速旋转，将教学大楼垂直拉起，还能触发模型底部的气垫，让教学大楼安然降落。沧源山地被茂密的植被覆盖，偶有山火，有的学生设计了“森林避险安全屋”。紧急情况下，消防员顺利进入安全屋后按下按钮，屋顶的喷洒装置开始向四周喷洒灭火剂，安全屋还能提供照明和发射求救信号。
勐董镇中心完小的学生们列队早操。郑子愚摄
不过，要实现上述创意需要一些功能更强大的编程主板。由于经费不足，陈元春所在的学校无法配置相应的套件。有的学生问：“老师，我的想法是不是真的能实现？”在另一所600多人的学校里，原本有50%的学生想参与编程课程，最近却只有10%—15%的孩子想参与。有的学生说：“等设备更新了再来。”
编程课要在大山里走下去，仍面临诸多阻碍。
近年，不少省市推动在中小学阶段设置涉及编程的课程，逐步普及编程教育。陈元春很希望自己任教的学校里能够普及编程课程。
目前，为了减轻学生家庭负担和环保，陈元春学校的信息技术课本不是人手一本，而是按照年级人数的1/3采买增补，保证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使用。老师们也只能保证学生们一周一节的信息技术课。
2021年，陆天濠升入勐董中学，这个学校已在全校普及编程课。
沈应流为孩子们在编程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自豪。郑子愚摄
上了初中之后，陆天濠不再是曾经那个“问题少年”，而是成了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他也接触到了更高一阶的编程课程，可以将程序录入主控板，来操纵机器人和机械车等。他还给自己的编程水平定下了一个小目标：初中毕业前，做一款多人互动游戏。这个游戏可以理解为网游，编程难度不小。依靠着编程给自己的视野，他在脑海里描摹出未来图景：初中毕业进入高中，未来到深圳去接受高等教育。
陆天濠正在完成比赛。受访者供图
放眼全国，像陈元春这样拥有编程教资的老师已不再是少数。桑史焘透露，2017年至今，他们每年会开展近百场培训，已覆盖全国2万多名老师。其中，陈元春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有不少老师的年龄超过50周岁。桑史焘相信，通过陈元春这样的老师把编程课程带给孩子，对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有帮助。
手术之后，陈元春用眼受到限制，心里却在盘算，能否把山外厉害的程序员请到大山里来，为学生们现场指导；她还在电脑上学习Python，想着搜罗一款青少年Python教学用开源硬件“行空板”，把更好的硬件资源带回山里。
陈元春患有先天性眼底发育不全，用眼时间一长就要滴眼药水。郑子愚摄
孩子们在参赛。受访者供图
5月初举行的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网络初赛有了结果，学校里有3名学生进入复赛。不久前，学校来了2位新教师雀梅园和鲁燕，负责信息技术课程，陈元春不在学校的时候，雀梅园和鲁燕挑起编程教学的大梁。陆天濠也进入了复赛。陈元春很欣慰，她觉得今年的夏天又是一个机会，能让孩子们出去看看。
或许硬件、软件不如山外，或许还有层层阻碍。但是，“木已成舟，要么破釜沉舟，要么扬帆起航。”陈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