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大名猪，不再只是江湖传说
13年前的上海土猪基因，今年7月在母猪腹中“重生”。
市农科院基因保种专家张德福研究员团队，把枫泾猪和梅山猪的体细胞克隆胚胎分别移入母猪体内，通过胚胎移植再克隆，成功迎来9头体细胞克隆猪的诞生。
说起这两类地方猪，老上海人也许并不陌生。上海早有家猪饲养历史，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形成了嘉定梅山猪、崇明沙乌头猪、金山枫泾猪、浦东白猪等四大特色猪种，供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肉制品需求高涨，以杜洛克、长白、大白为代表的洋种猪被大量引入，凭借瘦肉率高、生长周期短等优势，逐渐占据国内市场主导。但对养殖户来说，他们不仅要花高价购入洋种猪，一旦供销通道受阻，还可能面临卡脖子的难题。
正如芯片之于工业，种猪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资源之一。当前，我国正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大力推进“种业振兴”，今年又是上海市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的收官之年。
一度经历“至暗时刻”
上海四大名猪，都曾经历过种群延续的“至暗时刻”。
始于冲击沙岛崇明的沙乌头猪，头部大，耳下垂，形似黄砂茶壶，鬃毛乌黑，看起来很是“丑萌”。它最辉煌的年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
“在此之前，国内实行有计划的统购统销，通过农户投资、集体挖潜、国家支持，创办集体畜牧场，同时鼓励农户家庭养猪，崇明全岛养猪数量由此攀升至70.89万头，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市动物疫控中心研究员陆雪林告诉记者。
从口感上，沙乌头猪肉质鲜美，细嫩多汁，富含肌肉脂肪，但它身上也有本土猪种的共性不足：养殖周期长，饲料转化率低，经济效益较低。
“一般来说，沙乌头猪养殖8个月以上才能上市，相当于一年养殖一批次。而且，瘦肉率比较低，上海市区里的人不是很喜欢。”上海沙乌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忠惠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来猪种被更多引入，早期养殖户还会用沙乌头猪和洋种猪杂交，融合前者肉质好及后者生长周期短的优势。
“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觉得长势慢，后来干脆就买洋种猪，更多批次投向市场，转化成经济效益。”最低谷时，上海仅存栏沙乌头母猪70头、公猪13头，和曾经的数字相比，已是相差甚远。
其他本土猪也遭遇了类似的状况。上海特色传统名菜枫泾丁蹄的原料来源——枫泾猪，20世纪70年代在苏浙沪一带的嘉善、平湖、松江、青浦等地，饲养量可占80%以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动物研究小组，还曾以每头1.1万美元的高价购买枫泾猪母猪，意图解开中国母猪产仔多的奥秘，培育未来的“超级猪”。
同样受洋种猪“入侵”，以及城乡建设背景下小型养殖户退出生产等影响，枫泾猪数量逐渐减少，如今已被列入濒危物种。
内外因交加之下，不仅是上海四大名猪，全国特色地方猪种几乎都面临着种群数量大幅缩水的困境，保护行动迫在眉睫。
“在国家粮食安全的背景下，解决农业‘卡脖子’问题，必须紧紧握住种质资源这一农业‘芯片’。在向求质的消费转变过程中，对于育种来说，具有肉质鲜美、产仔多等基因优势的地方种猪资源，是最珍贵的素材。”市种业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学术界之争
谁来做，这是保种的第一个问题。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定位是基础性、公益性，要坚持保护优先、高效利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原则。
在上海，本土猪养殖范围已经缩小到保种场，自然承担了保护及利用的双重角色。记者调查后发现，这背后涉及的参与主体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嘉定梅山猪保种场运营方是区属事业单位嘉定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沙乌头猪保种场属于上海崇明现代农业园区下属子公司——上海沙乌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浦东白猪也是归属于当地国资企业，金山枫泾猪则是交由一家民企经营。
保种场运营方的生产模式也不尽相同，有的较为传统，有的则是偏向于工厂化生产。而在学术界，对于本土猪的保护方向，也存在着两种理念，专家们在一起常常争论不休。
观点分歧在于，到底是坚持传统饲养方式，充分保持本土猪原有特性，还是基于生产实际，一定程度上调整饲养方式。
“假如是本土品种的选育，通过更为合理的营养调配，提升种猪各方面的指标，这是可接受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章伟建认为，关键指标要保持稳定，比如外形特征、基因优势。“哪天要是浦东白猪的毛变黑了，那就有问题了。”
实际上，仅是保持原有性状，已经不是件易事，毕竟相较于20世纪，种猪的生长环境已然大变。“这就需要精细化的管理，严密地管理和监测生长过程，确定其中的变量，让种猪更好地生长。”嘉定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卫金良说。
科技手段的应用，让保种更加有的放矢。在改建后的嘉定梅山猪保种场，猪舍内设置了自动化环境控制系统，根据猪群生理状况进行排风和温控操作。运营方还引入了互牧3.0系统，对生产进行全流程管理和记录。工作人员只要拿着蓝牙棒，靠近生猪耳朵上的电子耳标，手持终端机上就会显示出这头猪的所有信息。
同时，保种场采用专业的生长性能测定系统，一头猪走进“宿舍”，传感设备会记录下它的体重和饲料食用量。等下次再进入，就可以对比出增长的体重，基于这些数值，制定更为合理的养殖计划。梅山猪保种场技术负责人甘叶青告诉记者，保种场还与市动物疫控中心及市农科院合作，通过全基因检测来测定近交系数，相较于传统的手工记录筛查模式，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准确度。
“经过不断的提纯复壮，我们的梅山猪品质及外貌特征，越来越符合梅山猪（中型）国家标准。”不过，由于群体闭锁原因，它们的繁殖水平较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有一定下降。“近几年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已经有所回升。”
再向市场进击
“2015年，我们这里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国家级沙乌头保种场’，之后日子就好过很多了。”徐忠惠将这一节点视为发展的转折点。
这关系到保种场运营的最基本问题——资金。当前，嘉定梅山猪、崇明沙乌头猪、浦东白猪都被列入了国家级保种场，枫泾猪则属于市级保种场。作为公益性质的行业，它们都享受市区政府的财政补贴，国家级保种场还有专项的资金支持。
然而，单靠吃补贴是不够的。徐忠惠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沙乌头猪养殖周期长，还有污水处理、用工等一系列成本，特别是全国爆发非洲猪瘟后，保种场都采取了严防死守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外地工人包吃包住，几乎全年驻守在厂区内，还有各类消毒设备的成本和维护等等，一年下来资金缺口，最起码有200至250万元。”
为了提高自身造血能力，上海各大保种场在保护的基础上，加强资源开发利用，走优质优价的品牌化路线，重新向市场发起进击。
上海沙乌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杜洛克公猪与沙乌头母猪杂交，生产二元“杜沙”商品猪。公司拥有“沙乌头”注册商标和农产品地理标志，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目前，我们1/3是毛猪，1/3是白条，1/3是礼盒，价格依次递增。如果白条包装市面上均价是8元，那么我们的产品可以达到14至18元。”
上海沙乌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杜洛克公猪与沙乌头母猪杂交，生产二元“杜沙”商品猪。
沙乌头猪肉线下活动展示。
截至今年8月底，公司已上市杜沙商品猪2430头，全年计划上市商品猪4000头左右。根据徐忠惠的规划，三年内以品牌投入为主，将销售量稳定在5000头左右。等到市场接受度进一步提高，再继续投入建设扩繁场。
相较于自主打造全产业链，嘉定梅山猪运营方则采用与五丰上食、沥江生态园三方合作的模式。核心还是一致的——品牌和市场。
由于早期缺乏合作框架，且尚未形成品牌，嘉定梅山猪的市场供应量并不多，且不太稳定。随着嘉定梅山猪注册“嘉梅”商标，以及开展地理标志项目建设，品牌发展进入快车道。
渠道商五丰上食对原有梅山土猪的品牌形象进行了升级，并开设13家“五丰黑猪”线下高端店。同时，通过在地铁、电梯等公共空间内投放广告，以及加大创新菜品的研发等，提高品牌知名度。“今年初，五丰上食通过门店销售大数据筛选出目标客户，预计可以销售5000头以上。”甘叶青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猪周期震荡的当下，为尽可能保护猪企不受伤，今年三方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约定了毛猪的价格。
当市场价在10至12.5元区间内，毛猪收购价为市场价×1.2；7.5至10元区间内，毛猪收购价为市场价×1.25；当市场价低于7.5元，毛猪收购价为市场价×1.3。
按照这一机制，市场价越低，在其基础上增值的比例越高。对于育肥主体沥江生态园来说，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这相当于吃了定心丸。而提供苗猪的梅山猪保种场，虽然是保本微利，但稳定合作机制的价值还在于，助推本土猪适度开发，提高种源的市场价值，扩大种群数量。
推动本土猪“出圈”
今年，是上海市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的收官之年。
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指导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种业振兴。从普查结果可以看出，在上海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不论步伐快与慢，四大名猪保护与开发都在向前推进。
业界持续对本土猪的生殖生理机制、基因定位、杂交利用等进行广泛研究，并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应用。嘉定梅山猪数量由初始的母猪100头、公猪12头，发展壮大为常年母猪存栏250头左右、公猪30头左右，并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沙乌头猪由最低谷时期的100头左右，发展至如今400余头，并计划对原种场进行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浦东白猪配套系（香雪白猪配套系）项目已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且保种场新址正在建设中……
更多高科技正在助推育种加速。比如，冻精与克隆等技术应用，在活体育种之外，又提供了静态的技术“备份”。今年7月，市农科院基因保种专家张德福研究员团队，成功把枫泾猪和梅山猪的体细胞克隆胚胎分别移入母猪体内，通过胚胎移植再克隆，迎来9头体细胞克隆猪的诞生。
分子实验室建设，也被纳入了相关发展规划。“通过基因的手段，提炼出种猪的特征基因序列，和别的品种杂交。相较于传统的选育方式，效率进一步提高，顺利的话明年就可以建成。”章伟建说。
尽管国内正处于猪周期的低谷，上海本土猪保种场对于中高端市场仍然怀有信心，希望通过更好切中市场需求，打开新的天地。
徐忠惠前往山西考察壹号土猪品牌时，彻底扭转了原有的观点。“以前我们认为，猪肉一是好吃二是卖相。现在的消费者，可能更倾向把好看放在第一位。本土猪的不足是，背膘较厚，导致大家觉得肉太肥不愿意买。”
为了破解这一问题，公司正联合市区动物疫控中心和农业院校等方面，研究培育拥有25%沙乌头猪血统的三元商品猪，预计瘦肉率相较“杜沙”品种，可再提高几个百分点。
嘉定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梅山猪产品的目标之一也是控制背膘，他们的主攻方向是配合五丰上食的屠宰等级标准，以及营销分级体系，从养殖端入手，确定杜梅猪的标准化饲养流程。“实际上，我们对土猪的营养标准和饲料配方，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土猪养殖环境改变了，就需要动物营养专家精准计算不同阶段的不同环境的需求。”章伟建呼吁。
业内人士还提出，随着生猪保有量往上走，屠宰场配套也要紧跟其上。当前，国内生猪屠宰属于定点制，曾经上海各涉农区都有屠宰场，前几年经历一波关退潮，数量大幅缩减。并且，非洲猪瘟全国蔓延后，出于生物安全的考虑，部分点位不再接受外来肉猪屠宰。
“浦东白猪量少的时候，协调一下还可以运到崇明区去屠宰。随着保有量上涨，还是需要长远的机制，开通屠宰点位建设绿色通道，打通全产业链发展重要关节，助推保种企业更为顺畅地开展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有业内人士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