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新浪军事微博做了个调查，“你怎样看待北极鲶鱼事件处罚结果？”截止投票结束，共有8960人参与，8071人认为“处罚太轻，违法了还享有退休待遇”。这指的是深圳市纪委监委发布的通报——开除市原交通局货运管理分局局长钟庚赐党籍，按二级科员确定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为什么这么多人愤愤不平？因为钟庚赐的孙女，网名“北极鲶鱼”，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很狂妄——“我家有9位数”“想在哪个国家就在哪个国家”“我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有些人想骂死我，但他们家里一年赚的钱我一天就花完了”……这么多钱是哪里来的呢？她在微博里说爷爷“脸上写了四个大字：感觉贪了”。见过炫富炫权的，但这样“自爆”的还真少见。但看看通报，“钟庚赐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多次串供对抗组织审查”，有这样“头铁”的爷爷，教出跋扈的孙女也不奇怪——家风如此。“我收钱就是想给孩子留点东西”，这话在忏悔录中频频出现。无论是事实还是借口，说之前，不如想想林则徐的老话“儿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孙胜过我，留钱做什么？”前段时间，黑龙江省人防办原党组书记、主任武伟的贪腐细节被曝光。2011年至2018年间，武伟利用各种机会前往北京，每次都给女儿送几十万元现金。8年间，他亲手送过去了2000余万元现金。这个数字只是初步估计，实际金额可能更多。我以前没觉得人防办有什么存在感，没想到会贪污这么多钱。武伟的女儿说，她不知道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只是按照父亲的吩咐，把钱存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言下之意，她只是一个保管员。亲爹的合法收入有多高，心里没有数？隔三岔五拿到十几斤钱，不关心一下来路吗？官二代已经如此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疾苦吗？可能从小看惯了父亲的做法，早习以为常了。一旦被查，有父亲顶罪，如果没被查，她就可以锦衣玉食，自此“躺平”了？不会这么简单，是受贿、洗钱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自有法律判断。不过历史上，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惩处最严厉，贪腐官员历来都是株连九族。有人说“祸不及家人”，但朱元璋认为，这前提应该是“福不荫家人”，既然享受了贪腐所得，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也让人印象深刻。她是哈尔滨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曾利用主管征地的便利非法获取3.5亿元征地款，导致566位职工被迫失业。2014年因涉嫌贪污受贿等罪被查，涉案金额高达30亿元。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早在1999年，单身母亲张明杰就将16岁的女儿送往加拿大学习音乐，一年学费20多万元，曲婉婷读了9年。在曲婉婷的社交媒体中，经常有一些玩音乐、旅游的生活照，不乏奢侈品和豪车豪宅。母亲被查后，曲婉婷放出豪言：“母亲是我的英雄，她是个勤奋的人，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不论她经历了什么。”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观察一致：“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从封妻荫子，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老子英雄儿好汉”，家庭荫蔽向来不是新鲜事。“我爸是李刚”成为名言后，民众才猛然警醒，“拼爹”已经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符号，象征着某种庞大、模糊却坚硬的存在。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意思是说，一个人担任翰林学士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达20人之多，人数还会不断攀升。与此类似的，201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曾引发广泛关注，在一个化名为“中县”的小城，重要的公务员职位获得者，大多出于本县的21个政治“大家族”, 140个政治“小家族”。 不难想见，这些人将县城握成一团，没有家族背景基本上不可能进入这个体系。“在家族化权力结构中，‘父—子’往往是主线，一切灰色交易都附着这根主线开枝散叶。”《半月谈》曾发布评论称，“衙内经济”本质上是权力家族化、私有化的产物。短期得利的是一家一姓，最终戕害的却是众多无辜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的贪腐案中，儿子刘德成就扮演了最重要角色。刘德成不用上班，就可以挂名领取121万薪金，行贿人还给了他价值千万元的股份，保时捷轿车及北京市御汤山别墅等。刘铁男在法庭上忏悔，“养不教，父之过，对他的犯罪我应该负全部和根本的责任，因为构成共同犯罪，说得准确点儿，是我给他导致的这条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古语，可以视为家族腐败一个最为通俗的注解。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一些官员的家庭，孩子耳濡目染，从小就有了特权意识，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很容易酿成大祸，让家族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明朝首辅严嵩奸贪狡诈，儿子严世蕃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生活腐化、贪酷成性，甚至敢向太子勒索钱财。父子俩权倾天下二十年，严嵩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国家都没有我富有啊！”但最后严世蕃还是因罪被杀，严家被抄。秦桧去世前，宋高宗去看望他，秦熺乘机向高宗提出代其父为相的要求，遭到拒绝，不但如此，高宗还命人起草秦桧、秦熺一起退休的命令。《宋史·奸臣传·秦桧传》说，“桧死熺废”，这就是这位豪门子弟的下场。所以古人总结“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贪官自己钻到了钱眼里，认为钱财才是留给儿孙的最好的“遗产”。可这样其实给儿孙谋不了利，只会留下耻辱，甚至父子同进监狱。正如中纪委就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发出的通报中所指出的，其结果是“既害子女，又害自己”。美国在调查大学新生的人生目标发现，1967年，约85%的人表示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发展“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到了2000年，只有42%的人还这样表示，主要的人生目标成了财务自由；2015年，82%的学生表示，财富是他们的目标。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按照精英制度的逻辑来生活的，追求个人的利益，不断向着成功攀登。而世俗的成功，就是名利双收。所以很多人会羡慕“出生在罗马”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不用做任何事，就达到了“财务自由”的目标。但是如果再问一句，然后呢？能发表“降智言论”，足见这些“二代”人格的不健全，缺乏同理心，虽然物质生活极尽奢华，精神世界却荒芜一片。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教养的他们，也算是“被爹坑”了。落马的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都存在“家风败坏”的问题，也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礼记》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话用在官员身上，再贴切不过——其言其行总是为子女亲属所效法，其品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约束着身边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柳宗元在《蝜蝂传》中描述的蝜蝂，是一种“善负小虫”，爱背东西，爬行时凡是遇到的，总是抓取过来，结果越背越多。它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力气也不肯停，以致掉下来摔死。他毫不客气地借此批评“嗜取者”，虽然名字是人，但思想却和小虫一样。从柳宗元的时代到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文明社会已经建立了规则和标准，用来培养合作、建立信任，并改善那种状况，比如道德准则，有助于防止工作和公共生活中的腐败；比如世界秩序，使各国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对于个体来说，要不在物质中迷惘，更需要找到精神的支柱。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署名“潘晓”的一封信，掀起了一代人的大讨论。《人物》在回访时提到，身边的人因为物欲过盛感到空虚时，黄晓菊跟他们说，“精神向往是你种的一盆花，一辈子都没开花没结果，可你别把花盆砸了。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那花可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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