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举办“死亡讨论会”的初衷，殡葬服务公司负责人孙林光说，面对至亲的离世，鲜少有人能豁达离去。他承办过形形色色的殡葬仪式，发现“我的客户把事情办好之后，可能想找人说说这个事情”。因此，孙林光想要提供一个供逝者家属抒发情绪、分享对“死亡”的观点的空间。这个想法，从萌芽到实现花了四五年。参加“死亡讨论会”时，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豁达，有人悲恸。在探讨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时，参与者直面“死亡”带来的震撼，分享自己对于生命的全新看法。探讨死亡，或许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教育”。参与“死亡讨论会”需要预约，每日限7人，但孙林光并未拒绝其他宾客的加入。当日，狭小的店铺里人满为患。2008年发生“5·12汶川地震”时，纪文才五年级。在她记忆中，8.0级的大地震持续了近两三分钟。“当时下午两三点，我刚睡完午觉出来，看到俩女生在门外跳橡皮筋，地面开始抖动。我当时在想，现在女生咋那么胖，跳得地板都震了。”纪文这样想着，便回到了教室。她对这场地震有些后知后觉。直到震感变强，课桌里的书本掉了一地，她依旧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由于身子站不住，纪文只好抠着教室的门窗。后来，老师组织同学下楼，在操场上站定，通知“现在等各个同学的家长来接”。纪文却想，“我爸妈在上班，怎么可能来接我。”地震将纪文推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在那个当下，年幼的纪文站在天灾面前，无法想象世上有高于上班的事情。遭遇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后，亲情的纽带激励着纪文和她的家人努力求生。比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可怖经历，或是“可乐男孩”等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纪文认为，自己的经历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情节，而是充斥着各种平凡的回忆。她笑道，“人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上去拿存折。我当时就怕我妈出事，不让她上楼去拿。她说，这事儿一定要去做，但我不想让你去做。”拿到存折后，纪文一家继续逃生。因为没地方住，他们东跑西跑，有时睡在车里，有时又得去农村。终于，纪文的父亲崩溃了。他对纪文说，“我不想跑了，我真的太累了。”纪文在客厅里哭了出来，求着父亲一起逃难。“我爸最后心软了。他什么都不怕了，他可以不跑，但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觉得担心。”对纪文而言，“死亡”最大的价值，在于让她注意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了“关系”的复杂性。她认为，如果情侣要约会，就该去医院，那里是最能让人感觉到个体间关系是否真挚的地方。“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很多人会说‘你怎么不孝顺啊’。但可能真正看护家人的时候，有很多我想不到的状况，我也没资格说人家不孝顺。”汤绮也曾从意外事件中死里逃生。初高中时，她去泰国旅游，前脚刚离开，商场里就发生了爆炸。“当时觉得很幸运，逃过一劫。我常在想，如果当时我在现场该怎么办。也许我会把自己藏得很好吧。”
这次经历并没有让汤绮真正意识到“死亡”的重量。直到高中时，多名同学因为车祸或是抑郁症意外离世，看到他们悲痛异常的父母，她才开始后怕。“身边的人出现在了新闻上，让我觉得我得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不然我的爸爸妈妈也会那么难过。”与汤绮不同，章灵韵自小学起，就开始逃避“死亡”。在“摆渡人”殡仪馆里，章灵韵告诉所有人，“我很怕死。每年从（老家）贵州飞到上海（读书），我就觉得这次一定坠机，我就开始回想这一生有没有价值？墓志铭怎么写？”章灵韵“一想到‘死了该怎么办’，想到世界上没有我、也没有我的家人了，就觉得心脏骤停。”她回忆，自己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有一次回家时，发现客厅里有块布，盖着一口棺材。一问之下，得知是父母给爷爷奶奶提前准备的。章灵韵“完全接受不了，一直哭，吵着要把它砸了。”尽管章灵韵会用“轮回转世”来安慰自己，却还是无法忽视“生离死别”带给她的震颤。章灵韵记得，之前有个很火的话题，说“孩子高考时候家人死了，该不该告诉他”。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发表观点，认为“在高考那么重要的阶段，不该把亲人的死讯告诉孩子，影响他学习”。章灵韵对此愤愤不平，她认为，“高考的时候，如果家人死了，父母没告诉我，我肯定非常生气。高考和自己的家人完全不能比！”此时，站在店门外的工作人员李晓楠推开了门。她与章灵韵的想法产生了共鸣。李晓楠至今无法忘记，自己准备高考时，家人向她隐瞒了姨妈的死讯。“抚养我的姨妈去世的时候，葬礼我都没参加。她从查出胃癌到去世只有40多天，一直都没人告诉我。”直到某天，大姨的小孙女对李晓楠说，“我奶奶走了，你不知道吗？”李晓楠以为是孩子开玩笑，便也没放在心上。孩子回家后，兴许是被大人嘱咐了什么，第二天又对李晓楠说，“小姑，我昨天逗你玩的，奶奶没有死”。孩子这样一说，李晓楠才知道，大姨肯定去世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伤害，我不知道这个人去哪儿了。哪怕我后来看到她的墓地、墓碑，依然无法接受这件事。”后来，李晓楠每次在人群中看到有某个人的身影很像大姨，就会跑过去看看。“我总觉得我没见过她临终的样子，只是你们告诉我人没了，但我没看到。”李晓楠说，或许恰恰是为了弥补“未能与亲人临终告别”的遗憾，她才投身殡葬事业，在一次又一次的告别仪式中，修补那场自己曾缺席的诀别。在“摆渡人”殡葬服务公司，这样的告别仪式重复了2万多次。“摆渡人”殡葬服务公司门店的“讨论会”活动预计延续到清明节结束。此后，活动暂停，直至主办方找到更适合举办“讨论会”的活动空间。对“摆渡人”殡葬服务公司负责人孙林光而言，这份与逝者打交道的工作，改变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孙林光说，自己本是一个悲观的人，以为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但我工作这段时间，遇到的很多人、很多家庭，都让我见证了人性的光辉。”孙林光的文件夹里收藏着“客户们”的葬礼影像，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罹患癌症的年轻女人。她在家中录制“生前告别”视频，留下给丈夫、父母的遗言，劝家人面对自己的死亡时“不要难过太久”。孙林光踏入殡葬行业前，是从事旅游业。2020年，疫情冲击下的旅游业走向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孙林光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当时，家中的奶奶离开了人世，孙林光有好一阵子郁郁寡欢。也是在那时，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到离死亡近的地方看看”。至今，他见证的“死亡”不计其数，这些经历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自从孙林光做了殡葬的行当，他与家人的关系变得很好。他经常给父母打电话，亦更加珍惜家人的生命。孙林光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老人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总梦见掉牙。“在我们东北，有个说法是，梦见掉牙亲人就会离世。我确实有一颗蛀牙，它就成为了我心里的一颗疙瘩。”其实，蛀牙是可以治疗的，但孙林光还是去医院把牙齿拔了。他说，“我不想再梦见这颗牙掉了。”吴秀莉年事已高，一头短发斑白。她已经经历了母亲的离世。在她看来，“母亲在短时间内死亡，其实是一种解脱。”吴秀莉的母亲生前患有某种罕见的间质瘤，难以治疗，即便割掉也会重新长出来。医生对吴秀莉说，如果要治疗她母亲的间质瘤，“就像要在腹部装个拉链，随时可以开取。”作为替代方案，医院开出特效药“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但服用“格列卫”要3万元一个月，吴秀莉的母亲不想把一生积蓄都用在终究挽回不了生命的“高价治疗”上，于是，选择了4000元一个月的格列卫仿制药。“你们看过《我不是药神》吗？我母亲的药哪来的？就是印度‘药神’卖给她的（格列卫仿制药）。”吴秀莉说，母亲吃仿制药一直吃到“药神”被抓，他老婆来送。后来，“药神”的老婆也不敢送了，吴秀莉的母亲就断药了，断药不久，间质瘤又复发了。由于当时在国外，吴秀莉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我们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这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打击是蛮大的。”但吴秀莉回想起，母亲生命的最后6年一直在病痛中度过。因此，她对母亲的死并不遗憾。吴秀莉不惧怕“死亡”，不介怀家人的离去，她更在意临终之人对于生命是否享有主动权。今年年初，吴秀莉为家里的老人找了一间安宁病房。“老人九十多岁，风瘫，又有肺积水等各种疾病。医生说老人只有10天的生命了，结果住到现在快3个月了。”老人意识模糊，身体无法自由活动，甚至不认识前来探望的亲属。看着病房中的老人，吴秀莉意识到，“很多人单纯追求‘长寿’，其实很没有道理。”她回忆，这名形容枯槁的老病人，本来是医学院的老师，曾经告诉家人“如果我生病，不要插任何管子”。但他进医院时吃不了东西，咽口水都会呛。于是，医生还是给他插了胃管、接了氧气。根据吴秀莉的说法，老人的家属打了个擦边球，称“胃管不属于医疗管子”。可是，躺在床上的老人一直要把管子拔出来。为了防止他拔出来，院方只能把他的手绑住。吴秀莉说，“我一直在想，这样活着有意义吗？我们应不应该把他的手绑住？”“延长寿命”有时是一件痛苦的事。孙林光组织过一场追悼会，逝者经历了插管、手术等各种治疗。根据逝者女儿说法，“该吃的苦都吃了，人也没救回来。”在遗体告别时，由于长期插管，逝者的嘴边有非常明显的血痕。孙林光说，“这样一种遗容不适合做告别，会让来宾觉得恐怖。我们当时临时找了一个黑色的口罩，给老人戴上。”见证临终者如此痛苦的生命历程后，吴秀莉如今更在意生命的质量。她坚信，“体面的生命”应当身体健康，可以自由活动，能够思想，能够感受到快乐。纪文想到自己读《最好的告别》时，书里写，一个人老去后，可以独立上厕所就是最珍贵的事情。“你上厕所如果还需要求一个人，让他照顾你，帮你脱衣服、穿衣服，不是更难受么？”纪文说，她由衷地希望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以不那么痛苦地“延长寿命”。在重温“死亡”的过程中，参与者也在探讨如何生活，思考生命的价值。在孙林光看来，“死亡是世界上唯一公平的事情”，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命题。殡仪馆内，前来参加“讨论会”的客人在留言板上留言。然而，很多时候，“死亡”是东亚文化中的禁忌话题。参加讨论会的胡成宇偶尔会思考，人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但父母总会告诉他，“你最好不要想，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孙林光表示，“很多人觉得我们做殡葬的离死亡很近，不吉利。”这也给殡葬业的日常工作带来不少阻碍。比如说，“摆渡人”总部设置在写字楼内，写字楼不允许殡葬公司挂招牌。同时，逝者家属偶尔会举着遗像出入，总部也因此遭到多次投诉。近几年，《入殓师》《非正常死亡》等影片广泛传播，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以温暖形象出现的殡葬行业工作者，对于“死亡”的忌讳也有所淡化。孙林光最直观的感受是，“死亡这个话题并非完全不能在公共场合谈论，这是社会的进步。”因此，他也希望搭建一个“让大家讨论‘死亡’的空间，不管是个酒馆，还是咖啡馆”。清明节将至，“摆渡人”计划组织“给已故亲人写信”的活动。李晓楠说，“告别仪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我们鼓励家属在祭祀的时候，写一封信（给自己的亲人）。写信的过程，也是对自身经历的梳理，对自己情绪的宣泄。”谈起这项活动时，李晓楠总会想起陆游诗中的“家祭无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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