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109国道是一条从青海出发直达拉萨的青藏公路。而事实上，它始于北京，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内蒙草原、黄河，途经青海湖、茶卡盐湖、格尔木，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最后进入圣洁的雪域高原。国道沿线坐落着一个个重要的地标，诉说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今年6月至7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Ⅱ·大国之道”报道组沿着109国道采访，在一个个地标的故事里，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
“我们祖祖辈辈在牧场生活，突然说要搬到长江源村，一开始大家谁也不想搬。好多人就害怕，说是没有了牛，搬到城市里，我们什么都不会干。那我们吃什么？做什么？”长江源村老书记更尕南杰回忆。
2004年11月，长江源村牧民积极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从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向北，沿着109国道，移民至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南郊。
可是，要让村民离开世代居住的青藏高原腹地，让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的许多老人放弃几十年的旧习惯，迎接全然不同的新生活，绝非易事。更尕南杰费了一番口舌，最后，128户村民报名搬迁。如今，全村人口从搬迁时的407人，增长到221户602人。“现在都搬迁到这里来，老家那边草又长起来了，又多又高。”扎西才仁笑道。在海拔4600米处，长江的源头——沱沱河静静流淌。这条由冰川融化形成的美丽水体，位于格尔木市南域的唐古拉山镇，也是长江源村生态移民的起点。不远处的109国道紧贴宽阔的河滩与蜿蜒的水体，跨越沱沱河，连通“天路”。村民离开故乡，是为了保护“三江源”。更尕南杰说：“三江源是什么？长江、黄河，还有澜沧江的源头，是中华的水潭，也是世界的水潭。所有动物都吃这个水。它们吃上干净的水，也就不带病了。”这些年来，村民确实看到了居住地生态的退化。长江源村村民扎西才仁记得，自己8岁时，唐古拉山镇水草丰茂。“后来人口越来越多，野生动物也多，变得全是沙子。”搬家那会，扎西才仁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牛羊。“那时候牛价也不行，一头3000多元吧。”扎西才仁一家从牧区帐篷里收拾了几件行李，搬进山下国家建的板房里，几年后自己又加盖了一间。格尔木市的居住条件，固然比牧区舒适。牧区的帐篷漏雨漏风，取暖全靠烧牛粪。长江源村党支部书记扎西达娃介绍，“牧区海拔比较高，平均海拔是4700米，教育、医疗、饮食相对来说也是很差的”。在上世纪50年代，牧区甚至没有学校，只有一些相对有文化的村民在非固定帐篷里教常识课。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牧区成立了完全小学，才有孩子骑马、走路去学校。由于牧区到完全小学有至少一天的路程，孩子大多住在学校宿舍里。上初高中，则要到400多公里外的格尔木市。学校不提供住宿，所以牧区的孩子大多只念过小学。搬家时，扎西才仁的大儿子刚念小学，次年，小儿子也出生了。新家附近设有格尔木市长江源民族学校，孩子就学很方便。不过，生态移民并非一帆风顺。长江源村党支部书记扎西达娃记得，“从山上刚搬下来的时候，这里条件、基础设施都不是很完善”。房子空荡荡，土地光秃秃。扎西达娃回忆，政府发放了树苗，村民自发地种起了树，又得调和土壤酸碱度，又得选取合适的树苗。“种一棵树很简单，要把一棵树养起来还是挺费劲的。”第一代村民来到格尔木市，面对的挑战来自方方面面。村民基本是藏族人，不会说汉语，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难以就业。仅仅依靠每户500元的补贴，又难以维系生活。扎西才仁搬到山下时，家里人口不算多，500元也只是勉强够用。毕竟，家里没有了牛羊，需要去超市里购买食材。超市里可以轻松买到新鲜蔬菜、水果、肉品，但也因此多了一笔开支。为了帮助村民增加收入、融入社会，政府组织了不少职业培训，厨师、美发、驾驶、电工无所不包。扎西达娃回忆，“一开始，培训效果不是那么好。比如说你教他们焊接，教他们电怎么用，还需要有人一一给他们翻译。”村民听一些、做一些，磕磕巴巴地学会了不少技能。那时，扎西才仁学会了开装载机，开始打工赚钱，逐渐在山下扎了根。更尕南杰表示，“刚开始国家规定，到了10年以后，你也可以搬回牧区。”但是，牧民已经在山下生活了10年，牛羊和草原生活已然成为历史，新的习惯也已经养成，许多村民便定居在了格尔木市。对于不同年龄、性格的长江源村村民而言，适应新生活的难度并不相同。扎西才仁的小儿子刚满19岁，是出生在格尔木市的新一代。他从未经历过生活的巨大转变，适应山下的生活，也吃到了生态移民的“红利”。父辈“新家”，即是他的“故乡”。如今，他正在念大学，这对于过去牧区的年轻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高学历。青壮年更好地融入了城市。然而，对于村里的老人而言，生态移民后他们没办法从事一些劳动生产。扎西达娃说，经过20年的生活，老人早已习惯于格尔木市的居住条件，但在心里仍有一份执念，想回到世世代代生活的草原上。去年，长江源村在山上组织了一场赛马会，很多老人都愿意去看。扎西达娃说：“老人想回去看看，因为那些山水，他们都能认得。”为了长久地保护牧区生态，村民一直在努力。扎西才仁一家四口人，三口都是巡护员，一年要去六七趟牧区。村民注意到，限制放牧数量后，牧区的水更加清澈，野生动物也更多了。生态移民前，藏羚羊死亡率居高不下，如今，藏羚羊数量从原本的“不足2万只”增加到“7万多只”。牧区的房子周围，棕熊、野驴、野马、狼群满地跑，雪豹也频频现身。在生态移民初期，除了搬至山下的村民，仍有1000多人留在牧区。扎西才仁的大儿子便是其中之一。与父亲相比，出生在牧区的大儿子对草原有更深的依恋。大儿子搬到这里后，读完三年级就回到了牧区。他告诉父亲，“不见牛羊的话，心里不舒服”。扎西才仁的大儿子在牧区成家后，生了两个儿子，平日里替岳父岳母家放牧。村民扎西才仁向我们介绍“生态移民”前后村里的习俗差异。沃佳/摄但今年，扎西才仁说，大儿子觉得这里发展挺好，准备带儿子来长江源民族学校这边上学，一家也打算搬来格尔木市，与父母一同居住。在大儿子扎西达娃看来，“现在学校基础设施特别好，师资力量也好，学校里面也有宿舍，小孩每天按时发放营养餐，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前好。”相较于牧区的学校，长江源民族学校里既教藏语，也教普通话。孩子“听说读写”几乎没有障碍，更容易融入当地或其他城市的生活。在长江源民族学校门外的围墙上，写着2016年习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期间的寄语：“你们的幸福日子还长着呢。”孩子们抱着书从墙前跑过，偶尔停下，模仿网络视频里的样子跳起舞来。在他们四周，包围着20年树龄的树木，徐徐晃动枝叶。2020年，扎西才仁加入了村子里自己办的牛羊肉加工厂，成为格尔木智曲农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从牧民那里收过出栏的牛羊，然后切分、加工、包装，再做成精加工的牛羊肉制品售卖出去。牛羊肉的精加工生意成为长江源村这些年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一部分。扎西达娃说，“这20年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等方式，个人的收入逐渐提高，但是我们也想发展村集体经济，给老百姓分红，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于是，2020年，村里依托已经取得的“唐古拉藏羊”“唐古拉牦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成立了格尔木智曲农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形成牛羊肉产品从货源、加工到销售的产业链。“以前牧民们养的牛羊出栏后就直接卖出去，赚不了太多钱，现在我们对牛羊进行深加工，再冷链、包装、销售，就能有更多的收益。”扎西达娃说。“去年我们把两品一标办下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扎西达娃介绍道，“我们把17000亩的草场进行了有机认证，今年又把牛羊肉的有机认证做完了，有了这些认证我们就有机会去打开内地市场。”然而，牛羊肉终归是季节销售，集中在每年的9-12月。扎西达娃和其他村干部觉得，要想把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不能只靠牛羊肉。于是他们谋划起“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子。沿着这个思路，2023年9月，长江源藏家民俗传承基地暨“蕃巴仓”长江源藏文化演绎餐吧正式开业，主要经营藏族的特色餐饮，同时也承接各类的表演、活动。与此同时，“长江牧歌”野奢帐篷营地、“长江1号”越野赛车场、大型停车场等项目也都陆续建成投运。在长江源村，餐饮、旅游、住宿的产业链逐渐发展成形……村民聚集在“蕃巴仓”里，为生态移民20周年纪念活动排练节目。沃佳/摄村民聚集在“蕃巴仓”里，为生态移民20周年纪念活动排练节目。沃佳/摄不仅如此，对于长江源村这个特殊的生态移民村来说，发展村集体经济还有一碗“生态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加大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长江源村的不少村民当起了“生态管护员”，守护着501万亩禁牧草场。在生态移民20年后，昔日的牧民从过去的“靠山吃山”到如今吃上了“生态饭”。村民小马就是其中的一员，“现在我们一家一年的收入大概有20多万（元），我当上了生态管护员，有管护员的工资，老公有驾校教练的工资，儿子还有工资。”当被问及相比以前现在的收入翻了多少番的时候，小马摆摆手说，“哎呀那可太多了，那是翻天覆地的‘番’。”2023年，长江源村集体经济收益突破了百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700元。对于扎西达娃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青海省总的人均收入，而且去年我们还把村集体经济其中的60%拿出来给老百姓分红。比起以前村民们在草原上放牧、剪羊毛，一年就挣个几百块，现在真的多太多了。”长江源村2021-2023年村集体经济分红表。吕佳/摄不过，尽管村民们的生活如火如荼，扎西达娃的心中仍有忧虑。他坦承，村集体经济现在发展的势头很猛，但是人才不足问题仍然严峻。从牛羊肉厂到餐厅再到旅游，这么多的生意其实一共就只有四五个人在管，而且这两年村子里考学出去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留在村子里的村民又很多都没念过书，不会做生意，不少人汉字都不会写，这就导致村集体经济很难长期地维系和发展下去。“就拿牛羊肉加工厂举例，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只牛或者一只羊进行售卖，只能做简单的切割，如果能做到精细化加工，比如说把牛羊的脾、内脏等部位都进行清洗、切割和保鲜，那牛羊肉的附加价值就会提高。但现在人才不足，所以这个事我们一直没能推进下去。”扎西达娃无奈地表示。未来村庄如何蝶变，扎西达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才加入进来。村里老一辈人的汉语不太流利，但年轻人大多接受了“双语教育”。沃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