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会客厅】李良荣访谈：媒体人的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
我不是天生的乐观派、理想派，我的理想主义源于对治国理念的思考。法律是最后的底线，社会稳定需要严格的执法。但同时，这个国家也需要活跃的思想，信息也要自由流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既稳定又活跃的氛围中创新，这就是有序、稳定而且充满生机的社会。
李良荣先生是位“圈内红人”。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教近35年，李良荣的学生遍布中国媒体圈。其中，不少人的社会知名度早已超过了他，但他们大都以“李门弟子”为荣。还有更多的媒体人，尽管只上过几次他的课，却喜欢对外说自己是李老师的学生。
那天，与70岁的李良荣先生相约下午2点长谈。我却高估了堵车程度，早到将近一个小时。敲响学院办公楼那间写着他名字的办公室，李先生午休刚起来。看到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书，有的翻了一半，被随手摊在桌上。
李良荣培养了很多记者，但他自己最大的遗憾，是当年研究生毕业没能进媒体当记者。在他看来，他当记者一定比当老师更合适，但当时的选择既无奈又现实，毕竟成家的人，不能没有睡觉的地方。
有人说他是中国新闻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没承认，也没否认。他只是说，媒体人的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要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党负责。当然，理想也可能带来痛苦，可能碰壁，但只有坚持理想追求，我们的媒体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信任。
中国正在进入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在加速转型融合。从人类媒体发展的漫长历史看，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变革。这位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人，在经历了无数人生历练之后，他如何回望他70年岁月的风雨，如何追忆当年的恩师挚友，如何看待当前的媒体变革，如何理解现在的现实与虚拟世界？我们且静心一听。
【人物档案】
李良荣
1946年生于浙江宁波。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主任。
报业还有希望，现在是两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如果以后两个人吃，就会吃饱了
高渊：最近，解放日报正在推进深度融合、整体转型。现在像报纸和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受新媒体的冲击非常大，你觉得报纸以后会怎么样？
李良荣：在我有生之年，报纸消亡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它必须改变生存形式。不是只有中国的纸媒受新媒体冲击，全世界都这样，但有些国家媒体的衰退不像我们这么严重。像日本的《朝日新闻》同样也受到了冲击，但1000万份发行量还是能保证的，美国报纸的情况也差不多。
高渊：为什么我们的纸媒受到的冲击似乎更大？
李良荣：从全球来说，报纸渐渐失去市场，主要是它的部分功能正被新媒体取代，中国尤其这样。因为我们的报纸更多是以传递信息为主，深度解读做得不够，所以就很容易被手机取代。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报纸实在太多了。美国基本上是一城一报，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我们有些城市动辄几十种上百种报纸，要这么多干什么，大量都同质化。以前大家都看报纸，中国人口基数又大，报纸多一些没关系。但现在读者群被新媒体瓜分，而我们的报纸还有这么多，就很困难了。而且在广告商眼中，最有质量的一批读者正在流失。
高渊：作为一个理想的状态，你觉得一个大城市以后需要几张报纸？
李良荣：最多两到三张吧，而且定位要错开，有的偏中上层，有的偏中下层，要有严肃高雅的报纸，也要有大众化面向市场的媒体。现在中国登记在册的报纸有1900多份，加上没有登记的，加起来将近3000份。但我觉得中国报业还有希望，因为现在是两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如果以后两个人的饭给两个人吃，就会吃饱了。
高渊：传统媒体最困难的时刻，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李良荣：应该是未来两三年。现在大都还有一些存货，当年鼎盛时期留下来的资产，再加上政府的补贴，还可以挡一挡。但是，政府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不可能每个媒体都补贴，而传统媒体广告下滑趋势很难阻挡。所以，现在有些苦苦支撑的媒体，再过两三年就会撑不住了。
高渊：现在传统媒体都在办新媒体，这条路到底走得通吗？
李良荣：我认为从扩大影响来看，肯定要办。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找不到盈利模式，恐怕就会很难。人们都说互联网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话一点不假，互联网就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赢家通吃是有道理的。
报纸要按照报纸的规律办，不要办得像网站一样。而网站也要按照网站的规律这样办，不要办得像报纸一样，一定要办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我们都太焦虑了，怕自己漏看了什么，就会被朋友抛弃，被世界抛弃
高渊：传统媒体衰落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李良荣：当然有，那就是我们现在缺乏阅读习惯，我觉得一个民族缺乏好的阅读习惯是很可怕的。中国报纸的黄金时期，我统计过，每1000人拥有77份报纸，日本是380份。现在，每个中国人平均一年读的书，听说是1本多一点，日本是45本。
我们没有好的阅读习惯，不爱读书看报，这是很可怕的事。我们现在的阅读，都是手机阅读，所以叫做浅阅读、碎片化阅读、视觉化阅读，这都是比较浮躁的。真正的阅读能使人静下心来理性地思考，使人的知识系统化，如果这些没法做到，就很容易暴跳如雷情绪化地发泄。所以，培养一个民族的阅读习惯太重要了。
高渊：看报纸和看书也是有差距的。你觉得，看报纸一定比看视频好吗？
李良荣：书和报纸的阅读当然有差距，但阅读更能使人有一个系统的思考，更有理性的思维。因为视频不断地刺激你的感官，文字让你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这是不一样的。而且，看报是主动的，可以反复读。看电视是被动的，你永远跟着它走。
十年前，在地铁上很多人是拿报纸在看。十年后，我在地铁上看不到一个人读报。
高渊：这跟我们的生活节奏已经慢不下来，有很大关系吧？
李良荣：现在，几乎没有人像中国人这么匆忙的。我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下了飞机，我旁边一个小姑娘边拉行李厢，边看手机，一下子摔跤了。我就问她，手机也可以找个地方站定了再看，就这么着急吗？你到底有多少重要的事情非要处理不可？她就说一句话，“我不看难受”。
我能时刻感受到周围人的焦虑，这种焦虑是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怕自己漏看了什么，这样就会跟不上，就会被朋友抛弃，被世界抛弃。或者哪个事情我不知道，就会错过了机会。正因如此，使得人人都觉得离不开瞬息万变的信息。
生活中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到了网上就像换了个人，因为他们需要宣泄的地方
高渊：现在新媒体发展很快，自媒体也风起云涌，给宣传和舆论的格局带来了很大变化。你对新媒体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李良荣：新媒体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新媒体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世界。新媒体诞生前，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虚拟世界，只有现实世界。现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逐步的融合，或者它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这成了世界的主旋律。所以，我们的世界是由虚拟和现实构成的，这种全新的社会特点值得好好研究。
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网络？因为这个虚拟世界比较自在，这里不再有家长的管制。在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有分明的等级感，但在虚拟世界是大家都平等的，不管你是谁，我都可以骂你。
高渊：两个世界的反差往往是巨大的。
李良荣：现实世界越是高度组织化，虚拟世界往往越活跃，生活中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到了网上就像换了个人，因为他需要宣泄的地方。在网络的匿名世界里，有些人对单位领导的愤慨，和他平时见了领导低头哈腰有着巨大的反差。
现实世界中的孤独感，在网络世界没有，人们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同感，他感觉到在虚拟世界可以抱团取暖，他就会强化自己的情绪。所以，在现实和虚拟共同建构的新世界里，对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新的问题。
高渊：从人类媒体发展的漫长历史看，我们现在是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变革？
李良荣：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人人拥有表达权，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公开发出呼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信息的发布还是意见的表达，过去都是专业化的，新媒体带给我们的是泛社会化，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高渊：这就给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是中国，各国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吧？
李良荣：我提出过一个口号，网络世界应该是自由而安全的。自由是网络世界的必然性，这是它的技术逻辑。互联网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但必须是安全的，两者相辅相成。
安全包括国家的安全，也包括每个人的安全、企业的商业安全。国家的安全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的安全，以及政权、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个人安全包括隐私权，跟外界交往的安全，还包括不受人格侮辱或谩骂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安全比现实世界涉及面更广泛也更严峻。
媒体人的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要对社会负责，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信任
高渊：遭遇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对我们这样的媒体从业者，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李良荣：因人而异吧。我经常会说，这是媒体人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差的年代；是最有机会的年代，也是最有挑战的年代。不同的年龄层次可能看法不一样。对你来说，有点不幸，你这年龄正好是高不高低不低，中年是最困扰的年龄。在传统媒体积蓄了相当的经验，驾轻就熟，工作可以有所成就，而且不会太累。而现在你却面临前程的不确定性，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对老的来说也不太在乎了，最痛苦是45岁到55岁，面临最艰难的选择，不确定自己未来的路。而那些30多岁的人，他们转型很容易。这个社会需要写手，不管哪个行业都需要的，所以30多岁比较成熟的，跳出去工资一定高。现在20多岁这一代，他们是新媒体的“原住民”，他们和新媒体一起成长，任何变化对他们来说都是自然的事情，马上就跟上了。而40多岁是“移民”，像我这一代叫“难民”，很难跟上了。
总的来说，互联网还是提供了广泛选择的机会。现在有些记者如果比较能写，或者略有点名气，还是受欢迎的。能写出好的内容，出手又快，这样的人总是稀缺的。
高渊：现在新媒体招人都喜欢90后，你怎么评价这一代人？
李良荣：这是生活丰裕的一代。物质极大的丰富，大多又是独生子女，使他们从来不愁吃不愁穿，成长的环境是我们国家经济蒸蒸日上的阶段，他们觉得生活本来就该这样。所以，这一代乐观向上的情绪是任何一代人都没有的，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不会太感情用事。
他们的缺点可能是经不起挫折，一有什么小的挫折就趴下了，因为他们走过的路几乎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尤其能进解放日报工作的都是名校毕业生，他们的个人阅历非常简单，读书读最好的学校，单位进最好的单位。他们是很阳光的一代，没有阴暗的心理。他们和你交流会很开放，不会背后搞什么动作，直来直去的。他们就是网络的“原住民”，与生俱来追求平等和自由。
高渊：有人称你为中国新闻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你怎么理解理想主义？
李良荣：我不是天生的乐观派、理想派，我的理想主义源于对治国理念的思考。我觉得我们要依法治国，法律是最后的底线，社会稳定需要严格的执法。但同时，这个国家也需要活跃的思想，信息也要自由流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既稳定又活跃的氛围中创新，这就是有序、稳定而且充满生机的社会。
作为媒体人，你们的理想主义就是职业良心，要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党负责。当然，理想也可能带来痛苦，可能碰壁，但只有坚持理想追求，我们的媒体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信任。
我在复旦读了5年本科，但上课的时间加起来没有一年，连基础课都没上完
高渊：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你的经历吧。你是宁波人，几岁到上海来的？
李良荣：我生在宁波乡下，父亲一直在上海工作，所以户口在上海。但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只有我父亲单独一个人在上海，全家都待在农村，这样可以节约生活费。后来是上初二时，才到上海来读书的。
高渊：大学为何报考新闻系？
李良荣：我上的中学是市南中学，对面就是市八女中。这个中学不算特别好，但我的成绩很好。我高一就是团干部，后来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这个职务是学生能当的最高的“官”，因为团委书记就由老师来当了。当时所有的黑板报、墙报都归我管。这种搞宣传的经历，让我觉得考新闻蛮对胃口的，这是当时考新闻系的初衷。
高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复旦新闻系，报考难度比现在如何？
李良荣：那要难多了。当时，全国有三个大学有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但真正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只有复旦。因为人民大学主要招调干生，暨南大学主要招华侨。我们这一届，复旦新闻系一共招了30人，其中上海14人，其他八个省每省招2名，当时的考试难度可想而知。
我上中学时，文章写得飞快，而且经常拿奖。我自己就信心满满，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太难考了，当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高渊：在复旦上学期间学到的东西多吗？
李良荣：当年大学本科是5年，我在复旦真正上课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一年半。我是1963年9月进复旦的，12月就到罗店公社搞“四清”运动，到第二年6月。然后从1964年9月开始，读了比较完整的两学期书，1965年7月份到龙华镇又去搞“四清”。这回搞了一年，回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所以，你说我在学校里待了多久？连基础课都没上完。当然，搞运动能让我更多地了解基层社会，但学业真的很受影响，在大学里课堂里基本上没学到东西。
李良荣在吉安。
当年我想，我就在吉安奋斗到40岁，如果不成就专心培养儿子了
高渊：1968年大学毕业，你就去江西吉安了。当时去什么地方工作，个人有选择权吗？
李良荣：那时候是分配的，而且没有具体单位，都分到农场，这叫“扫地出门”。我报到是那年12月份，农场是鄱阳湖边围垦出来的，在那儿劳动了一年。
我们干的活跟农民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当地血吸虫病很严重。当时，那个农场还有来自北大和清华的一批老师和学生，他们更辛苦。我们干活的地方已经围垦比较成熟了，他们就像开荒一样，因此很多师生都得了血吸虫病。
高渊：劳动一年以后，就要重新再分配了？
李良荣：对，我被分到吉安地委宣传部，其实也不是分，是借调到那里。因为当时全省要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会，他们在档案里看到我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觉得一定会写，就让我去写东西。
去了以后，大概是两件事情让宣传部比较满意。一次是要赶写一篇稿子，光材料就有一万多字，但别人写出来领导很不满意，叫我去写。我下乡采访了两天，回来就交稿，领导都感觉我的文字功底很好，写东西快。还有一次，是当地军管会主任要写发言稿，他是高中毕业生，算比较有文化的，希望写出思想，写出文采。秘书班子三个人写了三稿，那位主任都很不满意，还发了脾气，说怎么这样一篇东西也写不出来。
旁边一个人就说，要不让复旦新闻系来的那个小伙子试一试？我用了3个小时写完，大概2000多字，主要赞颂一下当前的形势，对革命前途写一些憧憬。那时候我写东西有一点技巧，既要有所谓的理论色彩，有些话也要讲得俏皮一点。主任一看就很满意，一字不改发出去，第二天《江西日报》就登了。然后他就发话说，这个小伙子好，叫他留在宣传部吧。
李良荣在吉安。
高渊：过了几年，你就成了吉安著名的“一支笔”？
李良荣：那时当地人都知道，第一支笔就是我。我在地委宣传部一待就是十年，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为省报《江西日报》和中央报纸写稿，二是为当地领导当秘书。
当时经常要下乡，一去就是三四个月，我当过好几个大队工作组的组长或副组长。当组长的唯一工作，就是向上面要救济粮。原因很简单，征粮过度。每年都是过度征收，农民没有办法，只能先交国家，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向上面要救济。工作组组长如果拿不到救济粮，没人把你当回事。但如果能给他们拿几千斤救济粮回来，帮他们度过春荒，叫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高渊：当时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就在吉安待一辈子了？
李良荣：那时确实很苦恼，不知道我这一生会不会就这么漂着。当时就跟自己说，我奋斗到40岁，如果奋斗不成，就以全部精力培养儿子。没想到，在我33岁的时候，恢复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了，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
我选择留校当老师是一种无奈，一个有家庭的人，没地方睡觉怎么活下去
高渊：1979年考研，你最难过的一关是什么？
李良荣：最要命的是要考英语，我大学和中学都学俄语，英语连ABCD都不认识，一点基础也没有。那时我在吉安一个大队里当工作组组长，晚上在煤油灯下学英语，早上起来鼻孔都是黑的。早晨6点起床，到田头巡视一番，那时我对农业已经很懂行了，去吆喝指导一下，7点又回来读英语，读到8点半吃饭，然后给工作组其他同志布置任务，接下来就看复习资料，就这样复习了8个月。
高渊：像你这样完全靠书本复习，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成为“哑巴英语”？
李良荣：我英语考了56分，那年要求起点分是55分，我只高了1分。“哑巴英语”是肯定的，我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学。
后来在复旦第一次上英文课，班里30多个人，感觉其他人英文都很好，我就坐在最后一排。老师是张增健教授，他要求每人念一段课文，其他人都读得很溜，轮到我时，我说我不会读，我全靠自学的。他说自学能够考进来不容易，你应该会读。我说，那我读的时候你不能笑话我，他说肯定不会。等我读完，全班同学都笑倒了。张老师很幽默地说，李良荣同志，我在复旦教了十几年英文了，但我不知道你读的是哪一国语言。
李良荣在毛泽东故居前留影。
高渊：研究生毕业为何选择留校任教，有没有想过当记者？
李良荣：其实啊，我选择留校是有某种无奈的。我很适合当记者，因为写东西快，我相信如果当记者的话，应该更顺风顺水，毕竟当教授要备课的，当记者拿起笔来就写。而且留校当老师，我还有两个弱项，一是普通话不准，影响上课效果；二是外语太差，看外文书有困难，不利于科研，也很难和国外同行交流。别小看这两点，这对大学教师来说是很大的短板。
但关键问题是，我到几家媒体问了一下，都没有房子给我住，而我留在复旦的话，可以有宿舍住。 当时，我家里房子太小，根本挤不下，平均每个人的居住面积只有两三平方米。
高渊：理想归理想，最终还是要面对现实。
李良荣：我也知道，当时媒体的待遇要比大学好得多了，但关键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宿舍。一个有家庭的人想问题要比小年轻实际得多，没有睡觉的地方我怎么活下去？
高渊：但后来当了老师，你多次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是否觉得当老师还是蛮适合你的？
李良荣：我热爱我的学生，这是出于我的一种本性，我从来不做作。我后来觉得教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有个非常深的体会，这些考进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是佼佼者，他们怀抱着理想，要对得起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这么优秀的学生，在新闻学院学了四年，如果不能给他们应有的知识、思维方法、理想追求，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高渊：学生们为什么喜欢听你的课？
李良荣：他们觉得我讲课充满了激情。我上课总是考虑得比较成熟，总是把自己最新的思考跟学生交流，从来不会去迎合某些东西，但我也不会出格，不会把话讲得极端。上课一定有我的思想，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自己思考的东西，我一般不会讲。
高渊：你后来有好几本著作填补了中国新闻教材的空白，影响了几代中国媒体人吧？
李良荣：我这一生写的东西里面，一本书一本教材，还算比较成功的。一本是《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这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1985年出版的，整整过去30年了。现在拿出来看，我一点也不汗颜，很扎实。当年投入了我全部精力，整整准备了两年半。
第二本就是《新闻学概论》，当时的教材我都不满意，觉得对学生用处不大。我的导师王中说，他1956年曾想写一本新闻学大纲，但完不成了，觉得我可以写完。我在1985年完成了第一本《新闻学概论》之后，先后写过三本概论，最近一版是2002年第一次出版，到现在又改了5版。这本教材已经印了40次，50万册，将近90%的高校新闻专业都用这本。
李良荣在外滩留影。
王中老师说，我训练你就像训练猴子一样，猴子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
高渊：王中先生是你读研时的导师吧？
李良荣：对，当时他就带我一个研究生。王中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其他老师都要开书单，他不是这样的，就给我看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让我在5分钟内告诉他这篇新闻有什么问题。因为他认为，当编辑就应该在5分钟内看出稿子的问题，1000字左右的篇幅。
看完以后，我讲了我的看法，他说还可以，能看出问题来，脑子还是灵的。他说，李良荣啊，我训练你就像训练猴子一样，猴子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
高渊：你当年上本科时，见过王中先生吗？
李良荣：我考进复旦时，王中老师已经被打成右派了。有一次，我在校园里看到有个人脚不太好，低着头走路，旁边有人悄悄跟我说，这就是王中。当年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进大学上的第一节新闻专业课，就是批判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当时我听得懵懵懂懂，也不敢去跟他交流。
高渊：读研以后跟王中先生就来往很密切了？
李良荣：我们师生之间无话不谈，非常亲密。他由于长时间不动笔杆子，写东西思想是有的，但文字不流畅，表达不出来。那时候我到他家里去，常常看到前两页纸写得精彩纷呈，但后面就写不下去了。我就跟他说，你就交给我来写吧。
他对我很信任，每次都说好啊，然后奖励我一包香烟。当时香烟很紧张，要凭票供应，都是别人送他的。我又问什么时候要，他说你看需要几天，我说两三天吧，他说那就给你一个礼拜。我们的交往一直很开心。
高渊：你后来的新闻理念，受了他多大的影响？
李良荣：非常大，这种影响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观点，而是想问题的思维方法，这是最根本的。王中看问题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这种视角和眼界给了我很多启发，原来看问题可以这么看，不要就事论事，要抓住问题的核心。
他是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后来被打成右派，但从不悲观，始终在研究新闻学，这种坚守让我非常感动。有一个好老师，一辈子受益。
高渊：你读研的时候住在复旦10号楼，后来很有名，当年你们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李良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10号楼的岁月》，专门回忆了那段岁月。现在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那时候的苦读书，这恐怕是后来的人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那时我经常不吃午饭，早晨吃饱了，带三个馒头和一袋榨菜，然后一天就在图书馆里过了。那时候没有复印机，都是靠手抄。
不是我一个人，几乎所有人都这样，每天不是学习，就是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想读书没书读的经历，难得有能够静下来读书的机会，怎能不珍惜。文革的时候，偌大中国没有一处可以安放书桌，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读研究生的机会，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高渊：所以你对80年代特别有感情？
李良荣：那是我们中国真正蓬勃向上的时代，大家没有什么其它的想法，只想追求，只想向上。这么一个年代，充满着追求，充满着理想，充满着激情。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人，不会理解什么叫激情澎湃的岁月。当时真是没有什么杂念，充满了追求和理想。
（本次访谈策划：高渊 柳森 题图摄影：黄晓洲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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