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 纪念作为小说家的知识分子左拉
埃米尔·左拉（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9日）
作者=陈夏红 经授权转载
来源=陈夏红的广播站 微信号：ilovesihe
左拉是德雷福斯案中的核心人物。他的《我控诉！》对于扭转德案的走向，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左拉和他的《我控诉！》，德雷福斯案走向难料；反过来，如果没有德雷福斯案，左拉只是一个有些才气的作家，但也仅限于此。
关于左拉，我有两枚邮票：1967年法国发行名人系列邮票，其中一枚是作家左拉，以左拉的头像版画为主图。
▲1967年法国发行的左拉邮票
▲1967年法国发行的左拉邮票首日封
另一枚则是2002年左拉逝世百年时法国发行的纪念邮票，以左拉半身肖像及其签名为主图。
▲2002年左拉逝世百年时法国发行的纪念邮票
▲2002年左拉逝世百年时法国发行的纪念邮票首日封
在德雷福斯案之前，左拉已经颇有名气，那时他已届知天命之年。他早年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启迪而写下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陆续出版，尤其是其中的《酒店》《娜娜》《萌芽》等名篇一纸风行，加上福楼拜、莫泊桑、龚古尔等人的赞誉，为他赢得世界性的知名度，「当时在全世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这也为他带来不菲的版税收入。如果他不介入德雷福斯案，他完全可以继续这种安逸的生活。
其实左拉开始也没打算介入德雷福斯案。电影《左拉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德雷福斯的夫人找他时，他起先是拒绝了。他深知与军方作对的后果；但这不是主要的，对他来说，德雷福斯被捕时他在罗马，军事法庭的审讯对他来说只是形式，即便是拔阶仪式，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型展览，或许将来可以写入小说。至少在开始，左拉对德雷福斯案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当他获悉越来越多的事实后，却再也不忍心对强权与迫害视而不见。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八个月，——「左拉过了18个月才了解德雷福斯那『扣人心弦』而『令人毛骨悚然』的遭遇，实在是一出『大型』的人生戏剧，有点像他那名利双收的现实主义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 左拉的私生女在《我的父亲左拉》中写道，「他感到有责任把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大声地公布于众；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一种痛苦，而且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
1897年11月25日，左拉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舍雷尔-克斯特纳先生》一文，由此加入德雷福斯阵营。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出彩，但末尾一句话，却成为德雷福斯阵营的集结令，「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人能阻止它。」由此开始，左拉又先后写下《给青年人的信》及小册子《给法国人的信》等作品，逐渐成为德雷福斯阵营的旗帜性人物。
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对埃斯特拉齐的控告。尽管埃斯特拉齐本人承认他向德国人提供了情报，德雷福斯不过是替罪羊，但秉持上意的法官和陪审团，还是宣判埃斯特拉齐无罪。两天后，1月13日，《震旦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左拉写给时任法国总统菲利斯• 弗尔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原题过于平实，克列孟梭将其改成简短有力的《我控诉！》。
无论从哪个角度，这封信都是檄文的经典范例。左拉的信娓娓道来，层层递进，既说明事理，又表达愤怒，在力量上不失豪放，在表达上不失婉约，横看竖看，鲜有出其右者。尤其是末尾八个排比段的使用，每段都以「我控诉」开头，更是直接点名的军方应为德雷福斯案承担罪责的人。在结尾，左拉声明，「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怨或仇恨。……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者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我在等待。」正如一篇网络文字所言，这篇檄文「大爱与无私共舞，激情和理性齐飞」。
因了这篇报道，《震旦报》一纸风行，当天卖出历史性的30万份。该文发表前，德雷福斯案已到最低谷；而该文的发表，完全扭转德雷福斯案的颓势。一个世纪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其纪念演讲中说，该信「在数小时内扭转了事件的命运。真理正向前迈进。」「左拉的文章在我们集体的记忆中，成为人性良心的一刹那。」
军政界对左拉的报复来得非常快。1898年2月7日，左拉便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法庭上，左拉为自己辩护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左拉还表示，「你们用剑保卫国家，我们用笔也保卫国家，而且只有维护公平正义，才是保卫国家的最基本方法。」 2月23日，法庭宣判左拉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法郎。左拉决计用笔保卫他的法兰西，设法逃到英国，继续为德雷福斯案发声，可谓左拉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899年，法国政府立场松动，逐步为德雷福斯案平反，左拉于6月5日回到法国。据说此时他已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德雷福斯事件让他物质上一贫如洗，却让他精神上名垂青史，富可敌国，上苍待人也算公平。左拉和他的战友们，以「知识分子」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此证明一个新群体的诞生。
遗憾的是，1902年9月28日，左拉离奇地因煤气中毒而在巴黎的寓所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并未将所有争议平息，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死于政敌谋杀，而他的政敌们则指斥他死于畏罪自杀。
10月5日的葬礼上，数千人将他的灵柩护送到蒙马特公墓，风光无限，这里面，就有为防止暗杀而偷偷溜进来的德雷福斯。法朗士所致悼词表示，「在由愚昧、无知和邪恶堆砌成的巨大愤怒的山顶上，他的光荣达到无人能攀登的高峰。」「让我们羡慕他：他以多产的著作和高贵的行动为祖国带来荣誉。让我们羡慕他：他的使命和他的善心给了他伟大无比的命运，他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1906年法国政坛再度变更，极力支持德雷福斯的克雷孟梭出任总理。在高层推动下，这一年的7月12日，德雷福斯案获得彻底平反。两年后，左拉的骨殖被移到先贤祠，与雨果、大仲马等葬于一处，供千万后人凭吊，——这一天，德雷福斯陪伴在他身旁，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枪击，幸好只是皮肉伤。
1998年《我控诉！》发表百年之际，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公开信，高调纪念左拉，「今天我想告诉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法国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先人。他们的先人以可钦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与正义的价值献身。」「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像伏尔泰一样，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