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犯罪学之父切萨雷·贝卡里亚
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1738年3月15日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1758年毕业于帕维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762年发表处女作《论米兰公国1762年货币混乱及其救治》；1764年完成《论犯罪与刑罚》，由此一举成名；1768年成为米兰宫廷学校经济贸易学教授，讲授经济学课程；1771年成为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成员；1791年被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任命为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其间力主废除死刑。
作者=黄风
来源=《论犯罪与刑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贝卡里亚与伏尔泰的惺惺相惜
《论犯罪与刑罚》的出版给贝卡里亚带来的更多的是赞扬、敬佩和拥戴。书刚一出版，伯尔尼的爱国者协会在尚不知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向作者授予金质奖章，赞扬他是一位「敢于为保卫人类，反对最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呐喊的公民」。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论犯罪与刑罚》的第一版就被抢购一空，紧接着便不断再版。1766年该书的法文译本出版，并在一年内再版7次。同年，第一个德译本出版，1767年在伦敦和都柏林分别出版了两个英译本。176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荷兰文译本。1772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774年该书被翻译成西班牙文。1802年被翻译成希腊文。1803年被翻译成俄文，献给亚历山大一世，并根据这位皇帝的命令在彼得堡发行。据估计，在18世纪末，《论犯罪与刑罚》的各种版本不下60种。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早对《论犯罪与刑罚》发生兴趣的是著名作家伏尔泰。1765年10月，已经70多岁的伏尔泰读完该书后非常兴奋，他在一封信里写道： 「我今天开始读意大利文的《论犯罪与刑罚》，看上去像是很好的哲学。作者是我们的兄弟。」翌年6月，伏尔泰看望《论犯罪与刑罚》的法文本译者莫雷莱（Andre Morellet）时，同他讨论了此书。事后，莫雷莱写信告诉贝卡里亚， 伏尔泰很赞赏他的书，并对贝卡里亚抱着崇高的敬意。
就在这时，一位20岁的法国青年骑士拉·巴尔（La Barre）因对耶稣受难不敬而被判处死刑。根据判决，他应先受刑讯，然后割掉舌头，砍去脑袋，最后再将尸体投入火中。这一残酷的刑罚对伏尔泰震动极大，他下决心同《论犯罪与刑罚》的作者一起投身于反对非人道的刑事制度的斗争之中。几个星期后，伏尔泰写了一本名为《关于处死拉·巴尔骑士的报告》的小册子，接着又写了《关于〈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评论》，均系匿名发表。书中，伏尔泰结合这个实例宣传了贝卡里亚的观点，并论证了现行刑事制度的缺陷和矛盾。《评论》一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附入《论犯罪与刑罚》的一些版本之中。
贝卡里亚对伏尔泰敬仰已久，他早就吩咐过他的日内瓦书商把伏尔泰的所有著作都寄给他。在他收藏的伏尔泰著作中，有不少他写的旁批。1767年贝卡里亚曾计划去瑞士看望伏尔泰，但因各种原因没有成行。但是，两位伟人之间经常通信，遗憾的只是一直未能会晤。伏尔泰赞誉贝卡里亚是「一位仁慈的天才，他的杰出著作教育了欧洲」。
1765年初，贝卡里亚的一位朋友，数学家保罗·弗里西（Paolo Frisi）把一本《论犯罪与刑罚》寄给了法国著名数学家、「百科全书派」学者之一达兰贝尔（D’Alembert），后者立即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建议另一位「百科全书派」成员莫雷莱将它译为法文。莫雷莱毅然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一任务。他重新编排了章节次序，将全书划分为42章。
1766年1月3日，莫雷莱给贝卡里亚寄去了刚刚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法文本，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先生，尽管我还未能有幸与您认识，但我认为我有权给您寄一份我译的您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所有国家的文人相互间都由比联系同一国公民、同一城市居民和同一家庭成员更为紧密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因而我希望同您建立思想和感情上的联系，希望您不要拒绝一位您虽不认识但却爱戴您并对您怀有友谊的人，这种友谊产生于对您那杰出著作的阅读。
同我有亲密友好关系的达兰贝尔去年6月借给我一本您的著作，我兴奋地阅读了它。他劝我中断一切其他工作，把这本书译成我们的语言。说真的。用不着劝告，我也会承担这一任务。……翻译结束后，我把译文读给达兰贝尔和知道并欣赏原著的朋友们听。从译文发表至今，已过了8天。我没有先给您写信，是因为我想让您知道公众对您的著作的印象。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先生，成功是普遍的，而且伴随着对这本著作的钦佩的是对作者最美好的感情——崇敬之情、感激之情、关注之情和友谊之情。我受特别委托，向您转达狄德罗、爱尔维修、布佛（Buffon）的感谢和祝贺。我们长时间地同狄德罗讨论过您的著作，他对此非常激动，我应当把我的讨论中出现的一些评论告诉您……我也已经将一本书交给了卢梭，他正路过巴黎，几天后将去英国，并已决定在那里定居。在巴黎住了几年的休谟委托我转达对您的问候……我没必要提及达兰贝尔，他一定已直接给您写信了。
实际上，我想补充说，如果您工作和条件允许您来法国旅行的话，您应当来这里亲自接受您受之无愧的感谢和尊敬。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以所有我已向您提及的人的名义建议您这样做。……我多么盼望得到您的回信，听到您对我的译文的意见。」
莫雷莱在这封信中，除了讨论了他译文中的一些问题外，还希望得到贝卡里亚的生平简历，以便向读者介绍。贝卡里亚收到信后十分高兴，立即于1766年1月26日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倾吐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崇敬，并叙述了他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过程。
贝卡里亚的书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贝卡里亚被邀请到巴黎访问。他父亲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意识到这对儿子的前程将大有裨益，所以不惜为此举债。债主据说正是韦里兄弟的父亲。彼得罗·韦里也接到邀请，但是因为在政府供职，不能成行，所以委托弟弟亚历山德罗陪同贝卡里亚前往。
第一次出远门
1766年10月2日，贝卡里亚在亚历山德罗的陪伴下，乘坐费用昂贵的马车从米兰启程。贝卡里亚是第一次出远门，离开自己的家庭和妻女，这给他的心绪蒙上一层阴影。经过2周的长途跋涉，贝卡里亚一行抵达巴黎。欧洲大都市的风采和法国朋友们的盛情款待，给贝卡里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0月19日第一封发自巴黎的给妻子特雷莎的信中描述道： 「巴黎城确实很辽阔，人潮如涌，居民区很漂亮，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我见到了弗里斯、达兰贝尔、莫雷莱、狄德罗和霍尔巴克伯爵。今天上午我在霍尔巴克那里吃的饭。你想像不出他们对我和我的同伴表达了怎样的欢迎、热情、赞扬、友谊和尊敬。狄德罗、霍尔巴克伯爵和达兰贝尔尤其对我们大加赞扬。达兰贝尔是一个高尚的人，同时又非常简朴。狄德罗以他的方式表现出兴奋和和蔼。总而言之，除了亲爱的你本人外，我什么也不缺少。所有的人都设法让我高兴，而这样做的人都是欧洲最伟大的人；所有的人都甘愿听我讲话，没有任何人向我摆架子。我住在一所非常漂亮的公寓里，在城市中心。爱尔维修和布佛仍在乡下，莫雷莱对我万分客气，待我们像真正的朋友，他努力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你记住我常常地爱你，同整个巴黎、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事情相比，我更喜欢我亲爱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米兰的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决不撒谎，你把这当真吧，别看做是奉承。」
贝卡里亚在巴黎虽然被簇拥在赞扬和敬慕之中，但是一直心情忧郁，对妻子和家人的思念几乎发展到快要发疯的地步。亚历山德罗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担心他是疯了；他老是在想侯爵女儿可能死了；我再也不同具有伟大想像力的人出去了，再也不了。」
10月25日，即到达巴黎的一周后，贝卡里亚给他妻子写信说，他已决心尽快返回米兰。信中附有一封让他父母、朋友和外人看的信，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作为提前返回米兰的借口。他说，制造这样的假像是「为了我自己，同时又不损害任何他人」。
韦里得知贝卡里亚要提前离开巴黎的消息后，又吃惊又生气，立即于10月26日写信给他说： 「你的妻子生活得非常好，如果她像你那样在巴黎，肯定不会有你那样的想法。你的女儿们也都很好，她们一点不需要你。」并且批评他说： 「谁都会把这归咎于你心灵的软弱，理智的人会说，当你写作时站得多么高，而当你不再写作时你的水平又多么低。」韦里又给特雷莎做工作，让她劝说丈夫不要匆忙回来，应该三思而行。特雷莎接受了这个意见，写信给丈夫，说如果提前返回会使人以为他在巴黎受到了冷遇，希望贝卡里亚考虑今后的前程，在巴黎多呆几天。
但是，这一切劝告均无济于事，贝卡里亚于11月15日给韦里写信说： 「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将近30岁了，你说让我这样吧，让我按照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需要度过自己的生涯吧。……我已经离不开我那低矮的住所。我已经仔细参观和考察了巴黎，我已经建立了无数有益和重要的友谊，我已经为我今后的幸福播下了种子……一切都告诉我应当返回，你的任何反对都是多余的。相反，我求你看在友谊的分上，给我父亲一点精神准备，别让我多受无益的指责。」
1766年12月初，贝卡里亚不顾韦里兄弟和家人的劝说和反对，离开了巴黎，并于12月12日回到米兰。他原计划在巴黎逗留5至6个月，实际上只在那里呆了6周，算上路上花费的4周时间，他这次出门一共才10周。但对贝卡里亚来说，却好像是漫长岁月。
人们对贝卡里亚巴黎之行的表现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中途返回，表明他具有独立的精神。他把天伦之乐看得重于别人对他事业的赞颂和伟人们的垂青，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人则认为这证明他性格懦弱，过于多愁善感，意志不坚强，思想不成熟。另一些人把这归咎于贝卡里亚对特雷莎放不下心，因为特雷莎年轻漂亮，活泼爱动,她身旁有一大批追逐者。在刑法史上几乎与贝卡里亚齐名的刑事人类学鼻祖切萨雷·龙勃罗梭，按照自己的理论做出另一种有趣的解释，他认为： 每个天才都同时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在某一方面所表现出的超常才能往往是以另一方面能力低下为代价。龙勃罗梭把贝卡里亚列为实例之一。
回到米兰后，贝卡里亚同韦里兄弟的关系开始恶化。一方面，他们对贝卡里亚过分恋家表示不满；另一方面，某些个人因素也在其中起了作用，比如，亚历山德罗曾抱怨说，贝卡里亚成了人们注意和颂扬的中心，而自己却是「没有得到一点反光的柱子」，韦里则不满贝卡里亚的目中无人。韦里曾一度放风说，他能把贝卡里亚因写作《论犯罪与刑罚》而获得的声誉彻底毁掉。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如果我们当中谁愿意的话，可以给这棵树的树干致命一击。这样说是因为，我可以在一个月里从刑法学家那里，从孟德斯鸠、爱尔维修、伏尔泰和格雷维（Grevio）那里找到大量与他相类似的论点，使他显得像个剽窃者。」话虽这么说，韦里毕竟没有这样做，并且表面仍保持与贝卡里亚的友谊。
实际上，韦里的这些气话根本不足以成为否认《论犯罪与刑罚》出自贝卡里亚之手的证据。彼得罗曾经写道： 「谁能预想到《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坚强作者竟然如此地胆怯。」这批评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肯定。在贝卡里亚死后，彼得罗·韦里依然称赞他是「第一位敢于指出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天才」，「以热烈和激昂的哲学，勇敢地为受虐待者的事业辩护，他的辩护不无危险，但收到良好的结果，暴政对此惶惶不安，颤抖的人类却传播他的声音，酷刑、刑讯、残暴在所有诉讼程序中都被废除或减轻，这是这本独一无二的书的功劳」。亚历山德罗在1780年从罗马写给彼德罗的信中也承认： 「的确，贝卡里亚的杰出声誉远不是那些江湖骗子依靠投机取巧和哗众取宠所能获得的，他的这种声誉产生于那部著作的内在功绩。」
这本是为纪念《论犯罪与刑罚》诞生250周年和贝卡里亚逝世220周年推出的精装增编本，由黄风教授再次校订译稿，并增收贝卡里亚后期有关政治犯罪和死刑问题的两篇重要文章，以期更为全面地体现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购买十本以上请加微信号：gracelulu 。
获得教职 经济独立
贝卡里亚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他一直依靠父亲的俸禄和祖先的遗产生活。这种情况令贝卡里亚惭愧，妻子也盼望小家庭能经济自立，虽然一家人已和平共处，但她还是记得以前受过的冷遇，同小姑子也不时发生龃龉。去巴黎以前，贝卡里亚就开始活动，想在政府机关谋一个职位，曾经给当时的伦巴第总督费尔迪南多大公寄去了《论犯罪与刑罚》和关于货币制度改革的著作，要求得到一个司法或经济方面的职位，但是一直石沉大海。
贝卡里亚在巴黎访问期间，从俄国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1766年11月18日贝卡里亚的好友，舞蹈家安乔里尼（Angiolini）从彼得堡来信说：「赛拉岑（S.E.Selaghin）阁下（内阁大臣）不仅阅读了，而且很赞赏您的著作。针对这个国家实施的为调查犯罪而先施刑的旧制度，在于那尔瓦（Narva）建立的新城赛堡（Semburg），他已经颁布了再不要对任何人进行刑讯的法律。我还要告诉您： 女王已经看过您的著作，她内心对阁下所致力的服务和维护人类的事业深表同情。」
当时的俄国女皇卡德琳娜二世和法国启蒙学者达兰贝尔是好朋友，相互间经常通信，达兰贝兰送给女皇一本《论犯罪与刑罚》，卡德琳娜读后颇受启发。她决定尽快成立一个立法委员会，按照改革家们提出的原则编纂新刑法典。俄国女皇想请贝卡里亚来参加有关的立法工作，她通过俄国驻米兰的代表询问贝卡里亚是否有兴趣接受这一职位并有哪些要求和条件。
贝卡里亚的妻子特雷莎对这一邀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知道这意味着丰厚的报酬，并能使她的小家庭摆脱贝卡里亚父亲而独立生活。但是贝卡里亚却犹豫不决，巴黎之行已使他对任何远离故乡的计划产生厌倦；同时他又不愿意拒绝妻子所赞成的邀请。于是，写信征求朋友们的意见。莫雷莱坚决反对： 「我真不明白，亲爱的朋友，您怎么能认真地提出是否应当去俄国的问题。如果您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如果您不是居住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国家，我也许会对您说： 去吧。但在你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考虑到您的性格，如果您远离您的朋友和您的国家，离开那些新书，脱离与作家和文人们的经常联系，您的孤独感将更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您这样做真是疯了。」达兰贝卡没有直接表示反对，只是提醒贝卡里亚好好权衡一下，是否值得为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国家而离开自己的祖国，并且嘲笑卡德琳娜是一位「最好把她当做情人而不是当做妻子的」女王。达兰贝尔本人也接到过卡德琳娜的邀请并已谢绝，看来他不愿意支持自己的意大利朋友走这条路。
贝卡里亚也给他的保护人费尔米安伯爵写信征求意见。实际上，卡德琳娜的邀请是他向当局提出要求的最好筹码。果然，费尔米安非常重视这件事，立即写信告诉维也纳中央政府的考尼特兹亲王。这位主管荷兰和伦巴第事务的奥地利大臣于1767年4月27日给费尔米安回信说： 「但愿别在国家中失去一位不仅以知识武装着，而且从他的书来看，似乎也习惯于思考的人，尤其在我们缺乏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情况下，如果他的才能率先受到外国尊重，这似乎并不会给整个内阁带来多大荣誉。」考尼特兹让费尔米安向他提供贝卡里亚的详细情况，后者迅速补报了有关材料，并建议任命贝卡里亚为米兰宫廷学校的公法教授。考尼特兹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说当时正在推行教育制度改革，任命要待改革完成后才能决定。
贝卡里亚在得知有可能在米兰宫廷学校取得教授职位后，终于决定正式谢绝卡德琳娜的邀请。1768年11月1日费尔米安伯爵写信告诉贝卡里亚，奥地利政府已正式决定授予他米兰宫廷学校经济贸易学教授的职位。
成功的教学生涯
米兰宫廷学校是伦巴第地区两所高等学府之一，另一所是贝卡里亚就读法律的母校帕维亚大学。同帕维亚大学相比，宫廷学校的教育制度不那么严格，但教育改革之后，教授的职位从6人增加到14人。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雷莎专门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在米兰宫廷学校增加经济学讲座，并将讲座教授的职位授予「以其著作在文化界获得光荣的名字的」贝卡里亚。命令规定，这一讲座对于一切想在经济和金融界谋职的人来说是必修课。
1769年1月9日，刚满30岁的贝卡里亚，踌躇满志地登上米兰宫廷学校的讲台，举行了经济学讲座的首讲式。费尔米安伯爵等米兰显要人物前来致贺，彼得罗·韦里也出席了首讲式。在第一课上，贝卡里亚回顾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特别强调了各门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雄辩地说： 「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忽略相似和相邻学科的人，在自己的学科中决不会是伟大的和杰出的。一个广阔的大网联结着所有真理，这些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不确定，越是混乱；而当它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越确定。」贝卡里亚的这段话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成功的经验总结。他的《论犯罪与刑罚》能够提出为后人所普遍接受的刑法原则，的确受益于他广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第一讲便赢得了喝彩，获得了成功。费尔米安伯爵立即把他的讲稿寄到维也纳，并很快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发表。
贝卡里亚的经济学课程为期2年，共分6部分： ①经济学基本原理；②农业； ③商业； ④工业； ⑤税收和金融； ⑥公共安全和秩序。这是学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100多名学生注册听课，很少有人中途放弃。
贝卡里亚认真撰写教案，讲课基本是照本宣科。费尔米安和考尼特兹都曾敦促贝卡里亚早日将他的教案编辑成书，但是贝卡里亚似乎并不急于出书。他认为他的教案只是为授课而写的，直到贝卡里亚去世以后，他的一位学生才将手稿整理誊清，以《公共经济教程》为题，于1804年在米兰出版。但「税收金融」和「公共安全和秩序」两部分没有收入。有人认为，这两章的手稿已经丢失，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贝卡里亚删掉了。
关于贝卡里亚的著述，需要补充的是，从巴黎访问归来后，贝卡里亚写过一本题为《有关风格本性的研究》的语言学著作，1770年出版。该书虽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莫雷莱还是把它译成了法文，于1771年在巴黎出版。贝卡里亚在书的引言中说，他还将写出下册。在他死后，人们只发现了下册的一章手稿。
贝卡里亚还曾计划写一本有关社会发展史的书，研究人类从野蛮社会向有组织社会的演进过程，尤其论述法制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国家的清洁》。但是，这个写作计划没有实现。
贝卡里亚虽然当上了教授，但是工资并不高，家庭生活常入不敷出，有时甚至无钱付订购的书账。贝卡里亚还是想在收入较高的政府机关谋职，他亲自给考尼特兹写信，希望调入「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1765年建立的一个政府咨询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提出经济领域的立法建议，并配合中央政府为解决地方经济问题出谋划策。
进入最高委员会
1771年4月29日，考尼特兹大臣正式任命贝卡里亚为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但要求他继续在宫廷学校讲课，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人为止。因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贝卡里亚只好身兼两职。
在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参加过许多重要的改革活动，如票据改革、货币改革、度量衡改革等，提出过不少咨询意见和具体的实施方案。
1774年3月14日，贝卡里亚久病的妻子特雷莎去世，年仅29岁。两个半月后，贝卡里亚同安娜·巴尔玻结婚，婚后生有一个儿子。贝卡里亚迅速地再婚，使不少亲友颇有微词。他的大女儿也起诉要求获得母亲的遗产，宣称他父亲因第二次婚姻而丧失共同继承权。
1782年，贝卡里亚的父亲去世，遗留下城里和乡下的房产以及价值6万里拉的财产，贝卡里亚作为长子获得了大部分遗产的继承权。为父亲的遗产分割问题，他与两个弟弟也发生了争议。
贝卡里亚性格和观念上的矛盾，也表现在他同大女儿朱莉娅的关系上。他本人曾谴责8年的教会学校生活扼制了心灵中的人道情感，但是却把自己的大女儿送进了修道院学校。他曾深切体验过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痛苦，而他却强迫朱莉娅与一个比她大26岁的鳏夫结婚。不幸的婚姻最后导致朱莉娅与丈夫分居。为此，她很怨恨自己的父亲。
1785年，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被改为政府委员会，职权扩大。委员会划分7个部，贝卡里亚被任命为第三部的负责人，主管农业、工业和商业。实际上，他主管的事要繁杂得多，从食品供给、商会、货币、度量单位、集市、森林和矿产保护、渔猎，到人口统计，贝卡里亚对这些问题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1789年10月，贝卡里亚被调任第二部负责人，主管警察、法庭、监狱和管教所，负责社会治安的维护和刑事法律的制定，从经济界回到法律界。1790年，贝卡里亚辖区内的科莫市发生了一系列失业工人的抗议示威，警察出面镇压，逮捕了一些示威者，局势仍不断恶化。贝卡里亚亲赴科莫研究对策。他力排众议，反对用镇压手段解决问题，也反对将闹事的工人强制充军，认为这样做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局势。他主张对失业者给予救济，鼓励各种工业和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贝卡里亚提出的这些策略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791年，根据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的指示，贝卡里亚被任命为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奥地利的新刑法典刚刚颁布，但不适用于伦巴第。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伦巴第的特点，研究适用奥地利刑法典的可行性，也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并参考奥地利刑法典的规定，起草自己的刑法典。利奥波德皇帝继位前曾主持制定过《托斯卡那刑法典》，他非常赏识贝卡里亚的学说，并竭力在自己的立法中加以汲取，比如废除了刑讯、没收和肢解刑，甚至大胆地废除了死刑。现在他亲自把贝卡里亚推上了刑事立法的第一线，为贝卡里亚一展自己的抱负提供了机会。
可惜的是，这时候贝卡里亚已进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留下了一些书面的咨询意见，其中关于刑事立法的有： 《论警察》（1790年），《对政治犯罪的简略思考》（1791年），《论无期徒刑计划》（1791年），《改善被判刑人的命运》（1789～1791年），《论管教所》（1791年）和《对死刑的表态》（1792年）。
《对政治犯罪的简略思考》阐发了他自己的刑法思想，认为应当把那些本性在于直接破坏社会关系的犯罪，同那些只是间接损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区别开来，称前一类行为为「罪恶的犯罪」，后一类行为为「政治犯罪」。他写道： 「有些政治犯罪不是以恶意为前提，而是以自愿造成的损害为前提；它们并不直接破坏社会，也不侵犯自然法；是简单的过错而不是诈欺；按照罗马法的说法，它们不是‘恶行’，而是‘准恶行’；在这类政治犯罪中，应当特别注意个人的条件，因为，棍棒可以矫正卖苦力的人，而对贵族、诚实的商人和一切文明的人却是一种侮辱和毁灭，并使他们的家庭蒙受最悲惨的耻辱。这种刑罚不再同犯罪相对称，而是大大超过了它。」
1792年1月12日，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开会讨论了死刑的存废问题。贝卡里亚处于少数派地位，同其他成员对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法学家。由于意见不一致，商定暂时搁置这一问题，并向考尼特兹大臣提交了两份附有发言记录的报告。少数派的报告由贝卡里亚执笔，这就是《对死刑的表态》一文。
他在文中写道：「我们3个签名者坚决主张： 除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应当规定死刑。而在安定的社会状态中，在正常的司法管理下，我们看不出有这种必要。它只出现于这样的国家： 在那里，阴谋颠覆它的罪犯，尽管被监禁并严加看守，但由于他的国内关系或国外关系，仍会继续扰乱社会并使之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认为，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不应当适用死刑。第一，因为当死刑不是必需时，它是非正义的；第二，因为死刑的效果不如富有持续公开性的终身刑；第三，因为死刑是无可挽回的。」
两年之后，1794年11月28日，贝卡里亚因中风在米兰家中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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