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冯象的才华
作者=苏小和 著名财经作家，书评人
来源=《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2007年的3月，我陪着冯象先生在清华园里游走。那时北京还有一些冷，冯先生带着一顶针织的帽子，寒气甚至把他的鼻尖冻红了。不过我并没有因为初春的寒意就停止对先生的追问，我像一个刚刚入学的大一学生，几乎想把所有的疑问都献给他。先生的语调低微，斯文，但是也如同他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样，旁征博引，大开大合，且绵密有致。
读书人想必知道，冯象的随笔信息量极大，典型的“掉书袋”风格，真正可以被称为才华横溢。类似的阅读感受，我能想到的，有蒙田、钱钟书。眼下的国内学者里，能与冯象略微类比的，似乎只有刘小枫一人。现在的问题是，国内诸多读书人阅读冯象，往往被冯象繁复的知识体系所吸引，整个阅读体验仅仅停留在冯先生的知识素材里，对他的学术方法似乎体会不深。比如他在国内出版的随笔《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本来就是一些日常的阅读体验，每一篇文章都拥有繁复的材料和故事，读者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停留在材料的表面。如此局面下，冯象的价值难免有所稀释，比如读他的书，显然没有读到刘小枫的神学思索、终极指向和怀疑精神，也没有蒙田的启蒙意义，似乎和钱钟书类似，材料、考据，处处有出处，句句有讲究，但却似乎不如钱先生那么克制。有相当多的笔墨，冯象显然比钱钟书先生抒情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冯先生总是在他的书的扉页，放上自己当年写下的小诗。这么看起来，正是冯先生的文学性、通俗性，拉近了他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正是这样的特征，遮蔽了冯先生知识系统背后的学术方法和价值判断，使得相当多的读者，并没有真正读懂冯象。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撇开冯象的素材和考据，宏观性地看一看他的知识结构，可能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他。众所周知，冯先生是哈佛中古文学博士和耶鲁法学博士，曾经自学希伯来语，目前正系统翻译希伯来语《圣经》，这意味着冯先生可能通过文学的通道，建构了自己的神学系统。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学术背景，则是冯先生的中国文化积淀，尤其是他早年的知青经历。冯象的精彩就在这里，一个横跨古典文学、法学和神学三大领域的大学者，放在典型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他会呈现出怎样的学术角度和学术方法呢？
这一年3月中旬，冯先生应清华大学邀请，在法学院做了两场演讲。我去现场听了，感受颇深。就像他的随笔一样，冯先生的演讲也是旁征博引，大开大合。第一场的主题是知识产权保护，他提到了著名的周叶中剽窃案例，提到了国内著名的法律专家杨洪逵先生。周叶中案例妇孺皆知，无须多说，杨洪逵先生相对陌生一些。杨洪逵，最高法院资深法官，长期从事民事法律研究和审判，颇有造诣。《人民法院案例选》 的责任编辑，他在此书中对每个案例所作的按语，成为诸多法学界人士的座右铭。1989年以后，杨先生一直郁郁寡欢，直至2005年1月解决副厅级审判员之职，但已经检查出患肝癌晚期，无法治愈，到2005年10月21日凌晨，不幸病逝，不过50岁多一点。冯象援引杨洪逵的诸多观点，是为了引出司法条款背后的价值判断，并提醒众人，现代司法条款固然严谨、有序，但绝不是如同电脑程序一样的枯燥机械，这些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司法人员拥有清晰的价值取向。至于如何建构价值取向，冯象提出了久违的“通识教育”命题，并呼吁国内高校应该把专业性的法律教育放在研究生阶段，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应该普及到所有在校学生。
冯象的第二场演讲主题是火热的物权法。针对国内莫衷一是的物权法讨论，尤其是针对学界普遍对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的批评，冯先生认为，无论巩献田教授的观点在理论上多么站不住脚，但他在论战方法上打出的旗号是物权法违背宪法，这在另一个向度上极大地提高了宪法的位置，使得无论是高层，还是学界，都对宪法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敬畏。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样的方法论太有意义了，甚至超过了物权法出台本身。因此，冯先生认为，在一个渐渐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有必要对巩献田教授保持敬意。
转眼之间，又一个深冬来了，冯先生回到了美国，回到了他温暖的家，而我们却还在一些常识面前争论得面红耳赤。记得告别的时候，冯先生说，其实，辩论最能凸现一个人的贵族气质，要学会守住底线，要学会守住辩论的场域，无论何时，坚守价值体系，保持对对手的尊重，才是一切方法中最高贵的方法。而这，正是法学的起点和终点。
除了倾听冯先生的演讲，我和他私底下还谈起了他正在进行的《圣经》翻译工作。冯先生的希伯来语非常纯熟，目前所有的中文《圣经》均由英语《圣经》翻译而来，冯先生直接从希伯来语《圣经》开始中文翻译，价值可观！我除了对他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敬仰之外，也略微表达出我的忧虑。冯先生认为中译本《圣经》“半文不白、佶屈聱牙、洋泾浜中文”，但在我个人看来，和合本的《圣经》语言恰恰由于不够顺畅、不够现代、不够规范，才显得有棱角、有骨力。而且，正是由于和合本不出自一人之手，乃是多人合作，没有整体意义上的个体语言痕迹，因而才使得中文《圣经》在文本意义上具有神的气象。我想说的是，很有可能，文学倾向非常浓厚的冯先生，他的文学方法影响到了他的《圣经》翻译，这在方法上是一个小小的局限，如同冯象的中文读者在方法论上的局限一样。
这两场演讲，外加一次私人谈话，表面看与冯象的随笔关联不大，但我想说明的乃是冯象学术内在肌理的一致性：冯象站在他的宏阔知识结构的上面，跳出了莫衷一是的观念之争，也跳出了二元或者多元的结构之争，他从文学、法学和神学的通道里出发，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内在病症，如同他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序言里写下的话：“这些伟大作品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跟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出病症，例如大学教育和学术的深度腐败、行业道德的全面崩溃，恰成鲜明对比。我以为很值得研究。由此入手，或可为改革与反思拓开一条新路”。
但与此同时，冯象的知识体系和既定方法，也许在另一个维度上又形成了对自身的制约。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不断在某个更开阔的层面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这是一种普遍的局限，人的局限，《圣经》之所以传世，耶稣之所以诞生，之所以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之所以复活，其本意就是为了替我们赎罪，拯救我们离开这样的局限。如此看来，做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可能比做一名伟大的《圣经》翻译家更靠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