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流学问 半生沉寂——纪念瞿同祖先生诞辰 106 周年
生日 1910年7月12日
逝世 2008年10月3日
今天推送的第一篇是苏力教授写于 2008 年的一篇纪念文章。内行评内行，关键是瞿先生的著作苏先生的文笔，让读者读得懂，读得痛快，不亦快哉！
1965年9月初，一位儒雅的中年人，透过飞机的舷窗，眺望着东方的朝霞，他就是著名的学者瞿同祖先生。国外的研究条件虽然优越，却不能阻隔瞿同祖那份刻骨铭心的家国情思，他毅然辞去教职，踏上归国的路程。「近乡情更怯」，此刻瞿同祖的内心是百感交集。然而瞿同祖没有料到，这次回国将彻底改写他的学术人生。
早年岁月
瞿同祖，湖南长沙人，1910年7月12日生。因生于1910年，岁在庚戌，祖父生于1850年，也是庚戌，因此名同祖。出生之日，恰好是天贶（音况）节，故字天贶。祖父瞿鸿禨为清末重臣，当时写有《初得孙生适同庚戌六月》诗记此事：
六十衰翁两鬓丝，居然老干见孙枝。
门庭顿有啼声壮，畎亩应由旧德滋。
适喜悬弧与同物，可能传砚及成时。
扶床早晚承欢笑，待看牵衣挽白髭。
父亲瞿宣治曾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叔父瞿宣颖为知名学者。
关于瞿同祖的家世，世人多已论及，但瞿同祖妻子赵曾玖，却无人涉及。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说：「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安徽人，他们之间讲话，不忘家乡音，一个湖南话，一个安徽话。」赵曾玖出生于号称「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排行第九。从辈分上讲，赵朴初是赵曾玖的侄孙。赵朴初虽然比瞿同祖年长，但每次来，都是进门先鞠躬，行侄孙礼，非常恭敬。
1932年，同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瞿同祖和赵曾玖喜结连理。其实，瞿家和赵家是世交，他们俩早在上海时就认识了，也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按照燕京大学规定，女生结婚后是不可以住学校宿舍的。瞿同祖就租住在成府槐树街，同院的还有翁独健夫妇。无独有偶，翁独健两口子也是燕京大学的，瞿家和翁家就成了世交，这在后来传为一段学林佳话。据瞿泽祁讲，两家一直保持联系，翁独健的长女和他还是大学同学。
抗战时期，瞿同祖不甘做亡国奴，放弃唾手可得的工作，只身南下。那时候，赵曾玖带着长女留在北平。儿子瞿泽祁出世后，瞿同祖还回来探望过，但不久又离开了北平。1943年，赵曾玖带着一双儿女坐火车到西安，又改乘大卡车、人力车，终于辗转抵达重庆与丈夫会合。在此期间，瞿同祖完成了代表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主体内容。
1944年，因恩师吴文藻的积极联系，瞿同祖远赴美国做研究。他带着妻子儿女穿越驼峰抵达印度登船，然后取道菲律宾、澳大利亚到达旧金山。瞿泽祁回忆：「那时候还没打完仗，坐的是武装运输舰，都是带炮的。」
在纽约时，和瞿同祖常来往的都是日后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如留在美国的杨联陞、何炳棣，还有后来回国的老舍、罗常培等人。更有同住一楼的，当年瞿同祖住52号，王毓铨住51号，郑林庄住42号，芮沐住地下室。瞿家很快成为许多爱国华人学者的聚会之地，瞿泽祁回忆：「老舍的50岁生日就在我家过的，记得还有说相声的节目。」有时候杨联陞、何炳棣过来，还会和瞿泽祁在附近公园里打棒球。
回国前后
瞿同祖1941年与夫人赵曾玖及子女于北京
当时有个同去美国的华人家庭，没过几年，他家的孩子和瞿泽祁交流时，就只能说英文了。和多数华人家庭不同，瞿同祖对这种现象非常不赞成，他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忘记中文。瞿泽祁说：「到美国后，除非来了外国客人，不然的话，我父亲在家从来不讲英文，就担心我和姐姐忘了中文，还经常拿着书给我们讲『三国』『水浒』『封神榜』的故事。」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时，瞿同祖就让妻子带着儿女回国了。
瞿泽祁说：「那时候恨透了国民党，因为实在是腐败到家了，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倒台是好事。」于是，赵曾玖带着儿女坐「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先行回国，途经日本时，吴文藻夫妇还曾到码头迎接她们。因为合同和债务等原因，瞿同祖当时没有随行，但谁又知道，这一分别就是15年。
赵曾玖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由于离开丈夫从美国回来，赵曾玖被认为有特务的嫌疑，被整得比较厉害。不久，吴文藻被打成「右派」，瞿同祖的其他师友也多数没能逃过这一劫。形势的变化让瞿同祖有点措手不及，他不禁感到一丝茫然。
1965年，国内形势渐渐好转，瞿同祖决定回国。本来已由翁独健联系好，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工作。谁知旋即碰上了「文革」，历史所成为重灾区。眼看工作化为泡影，瞿同祖就自己掏钱住在华侨招待所。住了好几年，工作还是安排不了，瞿同祖只好回到老家湖南。
1971年，瞿同祖最终被安排到湖南文史馆工作。在那个年代，被安排在文史馆，主要任务就是政治学习。因为有中央领导想看《艾登回忆录》，瞿同祖终于找到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更值得欣慰的是，1959年赵曾玖分配到贵州后，这一年也退休回到湖南，夫妻二人再次团聚，并且一起翻译该书。
为什么回国
许倬云先生在回忆录中便特别提到：
瞿同祖先生……是清光绪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学问渊博，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在美国，由于受不了学术界种族歧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回到中国，从此以后没有著作的机会，实在非常可惜。
我到美国教书时，正是美国汉学界上升的时候，我这个世代，正是壮年的时候，比我们老一辈的学者运气要好，上一代受到相当大的歧视，到我们这一代就没碰到种族歧视了。
纵观瞿先生在海外教研履历，从哥伦比亚到哈佛，无一不是客卿的身份而非正式的教职，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就不无深意地指出当时的工作情形：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书库及下一层较大的房间都被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所占用……当时这研究室人才济济。冯家升燕京老学长因与魏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业经出版，已经回到北京；瞿同祖和王毓铨两位杰出学长负责两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在国会图书馆完成《清代名人传记》的编纂之后立即加入魏氏的研究室，负责清代。所有搜译的各朝代资料原则上仅供魏氏一人之用，这是使我非常惊异不平的。
此外，即便已经获得正教授终身教职的黄仁宇，因所谓「人事缩编」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杨联陞教授的抑郁症，也与所受的排挤压抑不无关系。凡此种种不公平之待见，瞿氏的回国，不妨借用胡适先生的话，乃「不愿在洋人手下讨饭吃，更不愿跟洋人抢饭吃」。
1976年，赵曾玖病逝，给瞿同祖带来了莫大的打击。这时候，形势已经悄悄地开始起变化，「文革」也已结束。女儿为照顾瞿同祖，便将其接回北京。
1978年，瞿同祖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落实政策后，瞿同祖的境遇随之改善。瞿泽祁说：「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当时，瞿同祖被定为二级研究员，医疗待遇也非常不错，开始相当于局级，后来是副部级。要知道，瞿同祖连个科长都不是。接着，瞿同祖被评上首批博士生导师，瞿泽祁也由东北调到北京来照顾父亲。
2004年瞿先生开口谈及文革时期为何回国：「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像『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因为我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想来这番略带火气的话，老人深藏在胸中多时、郁结于心头多年，终于一抒胸臆，不吐不快。的确，当时政治局势之风云诡谲、复杂多变，时代中人是难以预测与把握的。
为什么不再写书
按道理讲，瞿同祖在生活安稳后，应该会出一批成果。实际上，瞿同祖也迫切地想再写本著作。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往后的30多年时间，瞿同祖为什么没有完成一本专著，也没有带一名研究生或学术助手？
其实原因就出在瞿同祖治学的严谨上面。走进瞿同祖在崇文门东大街的书房兼卧室，你会为这份简洁和明净感到震撼，甚而有几分疑惑。这样一位学界泰斗，并没有想象中的成排累架的藏书。写书的关键在于依据大量的参考资料，有时候不知要翻多少本书，才能找出一些有用的材料。看瞿同祖的著作，就知道这种写法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累得多。此时瞿同祖的生活待遇虽然提高了，但看书写作的环境并不很好。
瞿同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与回国时的资料条件相比，在国外图书借阅自由便利，而即便是抗战中在云南大学，也可不限册数，时间宽裕。何炳棣同样比较、反思，坦言道：
我如果……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政治和学风固然有影响，更基本的是国内大学图书设备无法与美国第一流汉学图书馆比拟。北京图书馆……善本及一般中文收藏当然最为丰富，但不准学人进库自由翻检……这种措施不但大大减低研究者的便利，并且势必剥夺了研究者不时无意中遇到的新资料和开辟新思路的机会。
为了写书，瞿同祖每天坐公交车去近代史所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里使用资料并不方便，每次只能借阅两本书，还要受开闭馆时间的限制。不要说比不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图书馆方便，在某些方面就连当年的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便利也没有。瞿泽祁说：「当年我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哥伦比亚大学low library内，放假的时候，我还曾在那里帮忙整理图书赚取零花钱，有一次还见到时任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图书馆更给我父亲一把钥匙，自由出入，不受限制。」
按照瞿同祖严谨的写作习惯，年事已高的他明显精力不够。随着时间的逝去，瞿同祖心里越发着急。有一次因胃溃疡住进协和医院，著名的内科大夫张孝骞就忠告他，为健康考虑，最好放弃写书的想法。限于诸多条件，瞿同祖最终放弃写书，安享晚年。
瞿同祖因一心想写书，开始就没带研究生，等放弃写书的时候，也没精力指导研究生了。瞿同祖曾对儿子说：「学生看一本书，自己也要看，不然就没资格指导。」瞿泽祁说：「我父亲有一个好榜样，那就是吴文藻先生，对学生负责到底，不仅在读书时期要指导，就是工作后，也是一样。我父亲就是吴先生帮助联系到美国做研究的。」鉴于瞿同祖事必躬亲的研究习惯，学术助手也就没办法带。瞿泽祁说：「我父亲没带研究生不遗憾，遗憾的是没给社科院写本书。」
崇文门那套单元房
崇文门那套单元房，是瞿同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楼的北面就是古老的北京明城墙遗址，绿树掩映之下，有时会有成群的穿着红色校服的中学生过来跑步，叽叽喳喳，生机盎然。瞿同祖偶尔也会散步其间，不知是否会触目生情，想起当年火热的青春。几进几出，瞿同祖的一生与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多，年老体衰，瞿同祖晚年一般很少出门。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书房里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与安逸。阳光下的一盆文竹，给整个书房增添了不少亮色；而墙上的一幅字画，桌上的一架苏绣，无疑又倍增几分雅趣。但谁又深知，晚年的瞿同祖是何等的寂寞。爱妻赵曾玖早已去世，曾经的良师诤友也一一离世。除了芮沐、何炳棣两位先生，吴文藻、翁独健、罗常培、老舍等师友都已不在了。最后的岁月里，瞿同祖还保留着听西洋古典音乐的兴趣，那些唱片都是早年的珍藏。
有一天早上，瞿同祖和瞿泽祁喝咖啡时聊到学风问题。瞿泽祁在美国时，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南卡州大学一个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给新生讲话，其中有段话是引用别人的，但没有说明，结果被迫辞职，可见学风严谨。瞿同祖听后非常赞成：「太对了，就该这么干。」
瞿同祖那是有感而发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学者为了评副研究员成章地抄他的著作。当时，相关单位找到瞿同祖，说：「瞿老，您看怎么处理？得允许人犯错误，得给人出路。」瞿同祖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倒不是因为抄他的书，而是学风太腐败。瞿泽祁说：「抄袭在英文中叫做plagiarize，好比法律上的fraud，是no cure，意思为犯这个，是没治的。」
在瞿同祖的书桌上，左边是没来得及看的报纸，右边是还没拆封的信件，而日历定格在2008年8月30日，当天瞿同祖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诊。
10月3日，瞿同祖停止了呼吸。根据瞿同祖遗愿，丧事从简。然而巧合的是，火化那天是重阳节，第二天安葬又恰逢白露。在八大处，瞿同祖与赵曾玖合葬在一起。瞿泽祁在墓前沏上一杯绿茶，放上一包香烟，摆上两盆鲜花。那是瞿同祖喜欢喝的九华山茶，赵曾玖喜欢抽的纸烟。
1998年米寿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刊行瞿先生的论著集，老先生在自序中提到：「读者从我的著作及演讲稿目录里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以后，我便无专著问世了，仅有少量的论文及为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而作的讲稿。有些学者比我年纪还大，仍勤于写作。我自愧不如，这就只能归咎于疏懒了。古人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则是老大不努力，无所建树。言念及此，感慨不已。」光阴荏苒，约十年后再接受采访，或许是访谈者格外贴心，或许是人瑞已感生命之限，老先生道出大实话：「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端的让人不胜唏嘘！不管多优秀的学者，在命运面前，也永远是大时代、小人物！
本文综合自《王玉：瞿同祖先生二三事》《陈新宇：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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