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 他用 10 年时间编纂了一部法律史诗 | 麦读书店
01
念念不忘 为法律人群体立传
2000 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夏红还是校报学生记者时，就已经采访过王名扬、江平等法学泰斗。
受《南方周末》那篇《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的影响，大学毕业后的陈夏红，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国法律人，并一发不可收拾。
那是怎样一个星光璀璨的开始啊，民国时期的法学教授多出身于清华、北大等国内著名院校，在美、英、德、法、日等国家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又有丰富的教学和社会实践。
2005 年陈夏红开始创作《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在此之前，只有李贵连的《沈家本传》等极少数法律人物题材作品。
长期以来公众关注的知识分子，更多偏向文史领域，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徐志摩、梁思成等。像法学这样专业性极强的领域，相关学者就不那么广为人知。
陈夏红在数年之内默默写了几本书，试图尽己之力将中国法政人物重新推回公众的视野。
02
必有回响 用十年时间整理钱端升全集
陈夏红十几年的法律人物研究，表面上看来毫无关联，「实际上围绕钱端升先生，转了一个大圈。钱端升先生就是圆心。」
为什么是钱端升成为了「圆心」？
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结，因为钱端升是开创北京政法学院——后来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首任院长，而我是从这里毕业又成为其中一份子的法大人，我感觉我和钱先生有一个隔代的缘分，让我有一种责任感要把他的学术成就整理传播下去。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钱先生这个人的学问和人品打动了我，让我觉得到今天依然值得阅读和学习。
钱端升：1900 年出生于上海，1917 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4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5 岁执教清华，中华民国首批中央研究院院士，48 岁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筹办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并担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简言之，钱端升早年的教育背景、中年的学术成就和他在 1949 年后的人生经历，都是 20 世纪中国法政人物的典型代表，是「最大公约数」，具有标本意义。
年少成名，务实致用。钱端升 24 岁获哈佛法学博士，25 岁执教清华，40 岁之前就已完成多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已是著名法学教授。但他的学术兴趣却非常务实，「多谈问题，少讲主义」，作为政治学研究者，他关注政府组织形式，研究西方各国政府组织，撰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等著作，最终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中国的政府体制。
参政议政，知行合一。钱端升先后担任过《益世报》《观察》《东方》《今日评论》等知名刊物的主笔，以笔为戈，臧否政治。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外交工作。以学者身份参政议政，积极与政治互动，同时又保持着学者的独立，知行合一，在钱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心系本土，放眼世界。钱端升完成《民国政制史》（上下）以后，曾写了《战后世界的改造》，筹划二战胜利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1948 年哈佛大学邀请钱先生担当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钱先生学术成果的珍重。
独立思想，自由精神。钱端升终其一生，始终保持对学术、对真理的信仰，不人云亦云，在学术观点上不轻易向任何势力低头，始终用客观、理性、务实的态度为社会服务。钱端升有关宪政的论文，均秉持热心肠说冷话的风格，外方内圆，谨严理性，堪称行家的大手笔。在许章润看来，为了理想的实现，不拒绝与当局者的合作，同时保有批判的立场，是钱端升的基本轨迹，「而将法律是一种世俗的职业与法学是一项精神的事业的紧张关系，彰显无遗」。
清白人格，宽容之心。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一系列运动，钱端升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在 1957 年之后近 20 年时间里与政治和学术无缘，并且被迫反复认错、检讨、忏悔。但除了在检讨中不得不自我批判，或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胡适、蔡元培等不足以带来伤害的「公敌」外，他很少检举、揭发周围的人，而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学生和同事，事后也都是一笑置之。
03
筚路蓝缕 为法律共同体保存和塑造共同的文化记忆
在陈夏红决心为钱端升整理全集之后，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2005 年陈夏红开始收集钱端升的著作资料，当时除了市面上除了王世杰与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外，再无其他钱先生的著作。
陈夏红四处出击，利用各种线索和途径搜集钱端升的作品。通过孔夫子旧书网和布衣书局等书店，陈夏红不惜代价地陆续淘到钱端升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几乎所有著作。
2006 年的一天，谢泳从山西来北京，约陈夏红到万圣见面，说有好东西给他。见面之后，谢泳递给他一本破旧的小册子——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的《法国的政府》。至今陈夏红对此依旧十分感激。
较之民国时期已出版的作品，更难搜集的是钱端升发表过的文章。1949 年前的钱端升，在报刊杂志领域十分活跃，各种分散发表的文章，搜集起来极为困难。
于是，陈夏红开启了跑档案馆、图书馆的旅程。他辗转于国家图书馆、天津档案馆，坐火车专程前往云南师范大学（前身为西南联大）图书馆等地，通过复印、拍照甚至购买影印版等方式，得到大量钱端升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文章。这构成了《钱端升全集》第八、九、十卷中的三部《文选》（上中下）。
对于当时的陈夏红来说，找资料最缺的还不是时间，而是钱。当年在天津复印钱端升在《益世报》发表的所有社论，近 200 篇文章，一下子花去千余元。而托人复印钱端升的博士论文，四五百页，花了近千美元，相当于他当时两三个月的工资。用陈夏红的话说，那时他能不计成本地去做这些事情。
2006 年 12 月 11 日，陈夏红在他的新浪博客「陈夏红的广播站」上，发布了一份「钱端升全集」清单，同时寻求出版《钱端升全集》的机会。但机会寥寥。
对于知识人来说，清苦向来不是最大的敌人，最怕的是踽踽独行。
2008 年，陈夏红与麦读主编曾健（当时供职于北大出版社）相互结识，在谈到整理民国法学著作这点上一拍即合，相谈甚欢，并马上着手进行。在曾健的策划支持下，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治组织》重新出版，这是这三本书出版 70 年后首次再版。这构成了《钱端升全集》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2010 年前后，法律出版社的孙东育编辑建议为《钱端升全集》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这不应该是一个人独自承担的工作，但申请计划因陈夏红出国留学而搁置。
2012 年陈夏红在荷兰读书时，机缘巧合，与中国政法大学的黄进校长相遇。黄进提议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钱端升全集》。考虑到钱端升与北京政法学院及中国政法大学的关系，陈夏红同意了这个提议。
2015 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及其编辑团队，协助陈夏红，终于为这套书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使钱端升全集的出版得以正式启动。
这距离陈夏红决心编纂这套书，已经过去十年。
04
十年一剑 让法律精神薪火相传
当学术与人物结合，法律文化才会生动有趣、脉络清晰。英、美、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前例：人物作品集、人物传记、口述历史等汇成一个整体，将学术思想和精神的代际传递呈现得更加清晰。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陈夏红自觉承担了这份「使命」，通过为法律人群体画像立传，为今天的法律共同体保存和塑造共同的文化记忆，乃至于「开创一个以法律人物为核心的学派」。
2017 年 5 月 15 日，钱端升纪念馆在中国政法大学开馆，5 月 16 日，《钱端升全集》出版。在这套《钱端升全集》之中，除了十卷本的钱先生著作、文章外，特别值得珍视的还有陈夏红撰写的 85 万余字的《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上下）》，这是他受到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的影响而生的愿望，从现存材料中整理爬梳钱端升的每个人生印迹，可谓无一字句无来历，读者也可从中读到钱先生各个时期的朋友圈、他与社会的交集以及时代变迁的印记。
一部属于全体法律人的史诗，躬逢其中，与有荣焉，麦读为此特意邀请陈夏红主编为全套图书签名，置于麦读书店静候有心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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