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爸爸们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必要性 | 麦读人文
作者=林垚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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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到底有多疼女儿？
我估计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都是举例说明自己怎么对女儿（或者爸爸怎么对自己）嘘寒问暖百般宠溺之类。可是这些难道不是做父母的本分？难道父母不是本来就应该关心子女、爱护子女，不但父女之间应该如此，父子、母女、母子之间同样应该如此？
如果说爸爸对女儿有什么特殊的、无可替代的疼爱，恐怕只有这么一种可以满足条件：因为对女儿的关心，而注意到她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有形无形的性别歧视，体察到社会文化规范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固化不同的性别角色，意识到自己身为男性在男权社会中享有的种种隐性特权；因为对女儿的爱护，而对现有性别制度施加于她的规训与约束高度敏感，对身边无所不在的性别主义言行无法忍受，对自己曾经和继续享有的性别特权充满内疚并积极补偿：
比如己所能及地承担家务、为女儿从小树立性别平等的榜样，而不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成天支使妻子忙这忙那操持家务、让女儿看在眼里以为这就是女人的宿命；
比如和女儿一起抵制各种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鼓励她打破偏见追求梦想与事业，而不是对她说「女孩子理科天生不行，你还是学文科吧」、或者「女孩子读那么多书/赚那么多钱/事业做那么大有什么用，还是早点嫁个好人家才安心」；
比如在日常的社交和工作中推己及人、践行并倡导对女性的平等尊重，而不是对亲朋好友的性别歧视言论应声附和、随单位同事带有性骚扰意味的玩笑起哄、或者对社会热点事件发一些「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被家暴/强奸/性侵还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之类的「高论」（参见《衣着暴露与性骚扰》）。
简而言之，如果说爸爸对女儿有什么特殊的、无可替代的疼爱，那就是：为了她，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女权主义者。
资深媒体人长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不能假装自己不是墙里那块砖》，其中尤其这段话令我心有戚戚：
自从女儿来到我的生活中，我对女权主义的思考，不再只是一个男人的愧疚与难堪，更多了作为父亲的愤怒。举目四望，到处都是男权在奸笑。我每天给她讲的童话，读的绘本，她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自己在家庭及家族中的地位，到处都是她成长的陷阱。
唯其爱之深，方有愤之切；如果你是一名女儿的父亲，而不曾感受到这番切骨的愧疚与愤怒，那么只能说，你对她的疼爱，还不够深刻。
地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你怎么看？
地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做法。许多人倡议地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初衷是为了防范性骚扰；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但无助于防范性骚扰，并且效果还将适得其反。
在性骚扰事件中，我们本来就已经听到够多的「谴责受害者」的言论了：「别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骚扰你，肯定是你自己举止轻佻让男人起了小心思」；「谁让你自己穿得这么暴露，别人不骚扰你骚扰谁」；诸如此类（参见《衣着暴露与性骚扰》）。
一旦地铁开设女性专用车厢，我们必将迎来新一种「谴责受害者」的论调：「谁让你自己不去女性专用车厢，非要在这里跟男人挤，被骚扰了活该」，甚至「你自己不去女性专用车厢，非要在这里跟男人挤，这不摆明了是来挑逗勾引男人的吗，怎么还有脸反过来诬赖别人骚扰你」。
换句话说，一旦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任何留在「公共车厢」的女性便面临着额外的污名化困扰；而按照这种「防范性骚扰」的思路，为了尽可能「保护女性」起见，就只好增设越来越多节的女性专用车厢、将「公共车厢」的比例逐步减小到零，最终导致公共交通中完全彻底的男女隔离。
倘若出现最后这种公共交通中彻底男女隔离的情况，自然是极其可怕的场景。但如上所说，即便没有走到这么远，只是象征性地设置一两节女性专用车厢、部分地实行男女隔离，也已经相当于为谴责受害者的论调推波助澜，默认和纵容了公共场合性骚扰的常态化。
把三八妇女节改成女生节、女神节，有歧视成分吗？
无论是把三八妇女节改为「三八女神节」，还是提前一天过「三七女生节」，都暴露出下意识的性别主义（及其与其它多种歧视及偏见的交织），但同时也是当代一些社会政治大背景的反映。
先说「女生节」。这个节日最初流行于高校，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大学生群体对僵化而陈腐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一种反弹：由于官方话语体系早已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丧失了活力，其长期使用的「妇女」一词（往往与「劳动」连用，即「劳动妇女」）也便连带遭到了厌弃；一般人说起妇女，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大约不是「官僚古板的妇联主任」，就是「聒噪市侩的中下层已婚女性」——后者就像贾宝玉说的：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以「女生节」作为替代，不得不说很符合在校年轻人的心理，但同时也暗含着与性别偏见交织的年龄歧视（是正当青春的「女生」、不是人老珠黄的「妇女」）、已婚歧视（是待字闺中的「女生」、不是贾宝玉口中的「死珠」）、阶层歧视（是身为天之骄子的「大学女生」、不是终日为生计操劳的「劳动妇女」）。
其中，在已婚歧视的背后，又隐藏着更深一层的性经验歧视：「女生节」最初流行时，之所以会被选在三月七日，其实与一个黄色笑话密切相关——「女生与妇女之间只差一『日』」；换句话说，这里的「女生」，其实暗指的是「处女」；一旦有了性经验，「女生」就「沦为」了「妇女」，其「价值」也就随之大减（参见《处女情结》）。
至于「女神节」，源自最近几年电商的策划和推动。它最初带有一部分相貌歧视的成分（「女神」最初是「美女」一词贬值后的替代品），但在更深的一层上，它还反映出对女性的客体化与物欲化倾向：女性不再是主动参与劳动和抗争的「妇女」、而是首先作为「女神」被男性凝视和观瞻；「女神」们虽然平时高高在上，但只要男人多金、肯为她们「买买买」，再遥不可及的女神也会纡尊降贵。
与此同时，「女神节」也是代表着对「妇女节」的去政治化：后者对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历史的纪念意义遭到掩盖，最终被收编为又一个主打「买买买」的消费主义狂欢节。当然，在一个女权组织频遭打压的年代，妇女节的去政治化，大约也不是什么很令人诧异的事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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