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蒋介石颇为看重的两个民航公司，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起义的？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秘密行动将大量珍贵文物、武器和现金等转移。而为何原在上海的“两航”，却成为头号转移目标？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了一项规模宏大的秘密行动：指挥调动几百艘货轮、客轮和大量飞机，将大量黄金、珍贵文物、武器装备和工业物资运往台湾。
“两航”分别是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原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
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央航”在当时的远东以及世界范围内也是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拥有42架飞机。
蒋介石深知，“中航”和“央航”，掌握着当时中国民用航空的命脉，绝不能落入中国共产党手里。
而“两航”的两位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心里也非常清楚，离开东方经济中心上海，前往台湾，刚刚从战争中恢复元气的“两航”，将再一次掉进深渊。
1943年，当“央航”运营状况处于最低谷时，蒋介石委派陈卓林出任“央航”总经理。
陈绍曾 原“中航”机长陈达礼之子
他只带了一纸委任状和一个小秘书到了重庆，一看又没飞机，国民政府又不给钱，就靠卖轮胎和汽油来度日，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满腹报国志的陈卓林一直得不到重用，对于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他对于迁移的计划，更多的是对于“央航”未来发展前景的忧虑。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与陈卓林的境遇则完全不同。1947年5月，刘敬宜被任命为“中航”总经理。
入主“中航”后，刘敬宜着手进行改革，削减美商股权，同时拓展业务，带领“中航”走向了辉煌，刘敬宜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
前往台湾的调令，刘敬宜不能拒绝，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考虑，风险太大，去往台湾后运营航线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关于如何保障“中航”的未来，刘敬宜彻夜沉思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先去香港，作为中转站，为公司的生存保留回旋的余地。
有一天，蒋介石把刘敬宜找来，他刚刚来到办公室，蒋介石就直接训话说：“大战迫在眉睫，‘中航’马上迁去台湾。”刘敬宜听完，不慌不忙地说道：“还是迁去香港为好，公司家底大，骤然迁台，停机库、厂房、员工宿舍都是问题，而香港早有分部在那里。”
蒋介石沉默半天，同意了“中航”暂时迁往香港，但他仍然特意强调，以后“中航”的总公司还是得在台湾。
从1948年底开始，“中航”和“央航”的员工陆续到达香港后，蒋介石直接派人将飞行员安排在位于尖沙咀的半岛酒店。然而，迁往号称“自由港”的香港，不仅没有给“两航”带来他们希望的转机，相反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到处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场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在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两航”的员工们感受到了屈辱的味道。
同样的机械员，下班以后，美国的机械员，伸出脚就让中国机械员给擦皮鞋。
当局的不公平对待，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得“两航”的许多飞行员报效祖国的心愿越来越强烈。
飞行员都是航空界的精英，首先他们热爱自己的飞行事业；第二，他们有着“国家至上”的信念。他们都希望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航空事业。
1949年8月21日的《大公报》，刊登了一封来到解放区工作的“中航”工程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短长书》，文章写到：“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到了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而且还接受到人民政府诚挚的接待，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吧！”
这封饱含深情的《短长书》，让“两航”的员工们听到了祖国的召唤。
而在广州，一封神秘信件进一步点亮了员工们的曙光。这天，在广州白云机场，行色匆匆的工作人员走向角落的房间，他们聚集在一起，传阅一封来自中共地下党的匿名信。
信中愤慨地写道：“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帮助蒋政府运了多少军火、军粮、军队、武器和器材，出卖民族利益，还是投向人民政府的怀抱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来，新的航空建设正在需要你们来创办。”
这份鼓舞人心的匿名信，出自香港启德机场“中航”基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胡理昌之手。
随后的日子里，“两航”工会经常组织员工到山上郊游，而实际上，聚会只是幌子，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商讨关于回归内地的驾机起义计划。
随着起义计划的逐步完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态度，成为事关起义成败的关键环节。
陈卓林对于国民党的统治早已心生不满，因此，陈卓林对于回内地的计划无条件赞同。而深受蒋介石赏识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又是怎样想的呢？谁都摸不清楚。
1949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的蒋天然，在一堆零散的文件中，无意翻出了一张字条，读完之后，他立刻将此事上报给中共华东局。
一天之后，一份由中共华东局提交的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就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看过之后兴奋不已，立即回电：同意并立即执行。
原来，在1948年“中航”撤离的时候，刘敬宜对留在上海的员工以及设备等方面都做好了安排，他安排员工们组织成委员会，同时秘密办理了黄金1900两和现钞的储存手续，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保险箱内，又从美国海军手中购得航空汽油13万公斤。同时还留下了价值巨大的飞机器材，各种电机设备。
正是这个情况，让蒋天然认为，可以争取说服刘敬宜，进行起义行动。很快，周恩来决定，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以及民主党派等等全力策动“两航”起义。很快就联络起了一张情报网，一场空前的秘密行动蓄势待发。
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与潜伏在“两航”内部的秘密党员、时任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取得联系。接到策动起义的任务后，何凤元左思右想，陷入了沉思。
何凤元一直以“中航”员工的身份在刘敬宜身边工作，如果突然告诉刘敬宜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会让对方认为自己目的性太强，难以取得刘敬宜的信任。于是他找到了乔冠华。
乔冠华，是何凤元的清华同学，同时他又是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为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何凤元的妻子特意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敬宜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在酒店房间，乔冠华和刘敬宜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敬宜分析国内外形势。
在寻找生存出路的努力中，“中航”和“央航”在刘敬宜和陈卓林的带领下，从上海转到香港，却一路举步维艰。这些曾经怀揣航空报国理想的航空精英，将做出怎样的抉择？“两航”的命运，站在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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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揭开更多的“两航”历史
【本文编辑：刘诗元】
来源：CCTV4《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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