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桐乡儿子长眠在大别山｜百年荣光 桐心向党

　　本期“百年荣光  桐心向党 ”系列报道之第一篇章——红色印记栏目，我们一起走近沈泽民……

　　4月的大别山，已是一片春意盎然。90年前，1931年3月，沈泽民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夫人张琴秋秘密离沪，经浦口、蚌埠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活动，并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沈泽民

　　从一位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沈泽民短暂的一生，是与早期中国革命进程同步的一生。短的是人生，长的是信仰。沈泽民一生追求真理，襟怀坦白、无私无畏、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以过人的才干和革命激情实践了为之奋斗的信仰。

从“学实业”到投身革命

　　1900年6月23日，沈泽民出生在乌镇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是茅盾（沈雁冰）的胞弟。在沈泽民6岁时，父亲沈永锡不幸病逝了，弥留之际，他再三勉励两个儿子“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父亲的遗愿、母亲的苦心、兄长的榜样，在童年沈泽民的心里埋下了奋发有为的种子。

▲桐乡市委史志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钱星辉谈沈泽民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沈泽民毕业于植材完全小学，并考入兄长茅盾（沈雁冰）读过的湖州省立第三中学。1916年夏，沈泽民遵照父亲“学实业”的遗嘱，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读书期间，恰逢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五四运动，视野的开阔，使沈泽民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学校里，他读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之后，更是热血沸腾。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沈泽民觉得在国破家亡的中国，科学无法救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夺，内有封建军阀的统治，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救国的道路。”桐乡市委史志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钱星辉介绍。

　　1919年暑假，沈泽民在家乡乌镇与其胞兄沈雁冰、表哥卢奉璋，以及曹辛汉等青年一起发起组织了“桐乡青年社”，出版《新乡人》杂志，宣传新文学，倡导白话文。同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立，沈泽民是骨干之一，并一度担任该会《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编务工作。他还与同窗好友张闻天一起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的撰稿人，利用这些阵地，著文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宣传革命思想。

▲沈泽民和胞兄茅盾（沈雁冰）在乌镇

　　“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毕业前半年，沈泽民毅然决定退学，和张闻天一起去日本留学。”钱星辉说。在此前后，沈泽民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学生杂志》《妇女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革命和妇女问题的文章和译文。

　　1921年初，沈泽民与张闻天从日本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和文学活动。不久，经胞兄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沈泽民成为中共第一批50多名党员之一。这一时期，沈泽民翻译了《讨论进行计划书》《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大量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地点——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1921年底，在陈独秀、李达的支持下，中共在上海创建了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沈泽民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并担任教员。课外，沈泽民带着学生们深入工厂车间，边调查边宣传，还举办青年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传播革命思想。

　　满腹诗书何救国，惟有传播新思想。对于当时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最好的选择。1921年到1925年，沈泽民受党的委托，奔波于芜湖、南京、广州、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924年，沈泽民和张琴秋结婚时合影

　　1924年，沈泽民与张琴秋在上海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1925年，沈泽民夫妇根据组织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他受共产国际派遣，只身绕道法国乘坐游船回到上海，投入国内大革命洪流。

浴血鄂豫皖，长眠大别山

　　从1923年冬建立党组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26年间，大别山区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红旗不倒。这，是一块红色的沃土。

　　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与张琴秋前往鄂豫皖苏区，先后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

　　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大肆进攻红军鄂豫皖根据地，面对强敌，张国焘准备拉着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到平汉铁路以西去，而沈泽民则坚持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因张琴秋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要随主力西征，从此和沈泽民永诀。

　　“让鄂豫皖红旗不倒！”这是沈泽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为了把零星的武装组织起来，统一指挥，沈泽民决定重建25军。1932年10月29日，沈泽民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省委书记的身份，在黄安县（现红安县）檀树岗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重建新25军，任命吴焕先为军长。之后，红军接连在战斗中获胜，士气大振，初步扭转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不利局面。

　　红安县档案馆（红安县史志研究中心）馆长（主任）辛向阳介绍，当时，黄安县创造了一种对敌斗争的方式叫“便衣队”，即三五个人化妆成老百姓，深入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进行革命，这种形式很被沈泽民看好。

　　主力撤走后，沈泽民带着留下来的零星部队，与敌人周旋于茫茫大山之中。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他的肺病复发、经常咯血。同志们都劝他去上海治病，但沈泽民始终不肯离开，“我是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

　　耸立于鄂豫两省边界的天台山，山峦叠翠、云海苍茫。在天台山西南十几里的地方，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名叫刘家湾。在这里，沈泽民抱病趴在一盏梓油灯下，断断续续熬了几个昼夜，写完了给党中央的最后一份报告。

　　当沈泽民艰难地在报告末尾签上“1933年11月10日省委沈泽民签字”时，他终于无力地倒卧在了这份报告上。“今后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这份一万三千余字的报告，显示了一位共产党人的赤诚之心。

　　后人评价说，正是因为有信念如山、初心不改的革命精神，像沈泽民等的革命先辈们，才会坚持斗争到底。大别山的革命火种也因此被保存下来。

▲红安县档案馆（红安县史志研究中心）馆长（主任）辛向阳谈沈泽民

　　写完这份报告，鄂豫皖省委常委会通过后，沈泽民便处于半昏迷状态，还大口大口地吐血。在写完报告后的10天，1933年11月20日，33岁的沈泽民，病逝于鄂豫皖根据地。因敌情复杂，他的遗体只得被简单掩埋。

　　为了纪念沈泽民，1934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将瞿秋白任校长，毛泽东、林伯渠任校务委员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1937年8月27日，张琴秋赴延安前夕，给茅盾、孔德沚夫妇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提到：“（泽）民的消息，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可怜他的一生，为解放人类的痛苦而奋斗，历尽艰苦，抛弃了私人的利益，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辞去我们而长逝了。唉！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实在使我心痛！！”

　　1963年4月15日，为了缅怀先烈，沈泽民的遗骨被移葬至红安县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张琴秋和女儿玛娅出席了遗骨移葬仪式。陵园中，一块大型纪念碑，上刻沈泽民生平及其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英勇事迹，肯定了他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优秀的共产党员”。董必武亲笔题写墓碑“沈泽民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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