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为什么让人欲罢不能？丨凤凰知道
这已经不是中国彩票第一次陷入造假疑云了。从1987年正式恢复销售彩票，“造假”二字就从未消散，但中国彩民依旧不离不弃，甚至彩票还成为很多中国人最重要的投资渠道——对，没错，是投资——彩票的魔力在哪里，让人如此的欲罢不能？
中国最早带有彩票性质的活动始于民间，1880年前后，杭州刘学询在北京会试时发行“闱姓”，其规则是，将应试者每人的姓印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买者填选中榜者的姓，发榜后，按猜中的多少依次获得头、二、三等彩。科举未废时，“闱姓”风行于广东。光绪初年还抽“闱姓”捐以助军饷。
中国最早正式发行的彩票，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湖北签捐票”。这种彩票始发行光绪27年（公元1901年），彩票上部图案为武备学堂，中下部以清朝常见的蛟龙出海戏珠图案为框，框内安排了彩票名称、彩票号码、每条售价等，以及英文的对照说明。在彩票背面，印有奏办湖北签捐彩票中彩银数开列表，其中写明：头彩一张，最高五万银元。在彩票下角和票边，盖有当时发行的官印。
据武汉藏家姜小平介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为筹集清政府每年分摊给湖北的庚子赔款120万两白银，以及应付当时湖北高达90余万两的财政赤字，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清政府批准，在汉口创办了彩票。从光绪27年（1901年）至宣统3年（1911年）这10年间，这种彩票共发行近120次。彩票采用一张十联条，每张6元，每次发行约5万张。扣除成本及返还部分，实际收取彩票720万银元。
在辛亥革命时期，各种义卖很频繁，也有些通过购买彩票来支持革命的。《警务报告》记载，1912年初，沪军都督府发行一种大型彩票，彩票所筹集到的资金将用作军政府经费，头奖为2.5万元。
但当时的彩票管理不严、发行过滥，也曾给很多人造成并不美好的回忆，比如周恩来就对彩票“恨之入骨”。
据《凤凰周刊》2011年的报道，周恩来6岁那年（公元1904年），春节后随父母去走亲戚。父亲与一位亲戚，见街上有卖彩票的，两人凑份子花50文铜钱，买了一张汉口鼎隆钱庄发行的彩票。开奖时，意外中彩了，获得当时的天文数字奖金一万元现大洋。周家中大奖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亲朋上门祝贺，吃吃喝喝，所得的5000块大洋很快就花光了。
不久后，周家的家道开始中落。这次中彩，影响了周恩来以后的想法：“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
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是周恩来，孙中山对彩票也是深恶痛绝。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明令全国禁止发行彩票。但是在他下台之后，到了民国7年，即1918年以后，各省督军发行各种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的彩票，此业又遍布全国。
1933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民间誉为“救国彩票”。同年，黄河中下游发生水灾，为筹集资金救济黄河灾民，当时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责成天津全市各银号分期发售“黄河水灾救济奖券”。
民国后期，社会上还出现了“壮丁有奖义券”、“监狱公益券”等稀奇古怪的彩票。1949年后，“黄赌毒”作为旧社会的“洪水猛兽”遭到禁止，彩票也不例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销声匿迹。
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都没有彩票的存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成为了福利彩票的最早倡议者。当时的崔乃夫面临艰巨的任务：以1985年为例，全国有1.5亿安抚和救济对象，成灾人口3.16亿，残疾人口近5000万。而这一年，能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只有4亿元。
1984年，有海外华人给愁于找钱的崔乃夫出了三个点子：赛马、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搞彩票。最为可行的“搞彩票”在当时仍然十分敏感。
据《南方周末》报道，美籍华人刘国生开办的“乐利达公司”一直为国家体彩中心印制彩票，他曾回忆第一次与崔乃夫见面时，对方问他，大英百科全书对“彩票”的定义是什么？刘说：没查过，不知道。崔乃夫说：我查了，大英百科全书上说彩票是赌博的一种。
这是决策者们对彩票最大的疑虑，直至1987年，最高层为发行彩票亮了绿灯，最后的定调是：只限社会福利，仅批民政一家。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最大的礼堂——工人文化宫，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摇奖仪式在这里举行。当时这张彩票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叫“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一位中国福彩界资深人士说，出国访问时，外国人不明白“为啥募捐还要有奖”，问到底是慈善组织还是博彩机构。“他们不懂，这是东方的智慧。”这个拗口的名字，1993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奖券”，1995年起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与此同时，由于北京举办亚运会，1988年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发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此后，体育部门又陆续获批发行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东亚运动会奖券，但均属于“一事一批”。为了突破这种限制，国家体委从1990年到1993年开始积极争取彩票发行政策，据刘强生回忆，“开始时还受到民政部的打压，但是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形势急转直下。”1994年4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终于成立，两家并立的格局由此形成。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中国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累计销量已分别达到1万多亿元和7354亿元，筹集公益金量分别达到3100多亿元和2119亿元。
可以看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彩票都具有极强的诱惑性。这种诱惑来自于经济上——它可以让你一夜暴富，来自于心理上——它可以提供一种站上巅峰的成功快感，更来自于人性本身。
是人的何种本性让自己对这种诱惑欲罢不能呢？人的命运如果被彩票所决定，又会是什么样子？
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兹曾写过一篇小说《巴比伦的彩票》，预言过这个问题。
故事讲述在巴比伦有一个发行彩票的公司，起初就是抽签开彩领取奖金的模式，后来，为了增加热度，开始在中奖的彩票号码中加入“倒霉”彩票——如果抽中“倒霉”，就必须交一大笔罚款或者以坐牢抵消。有钱人开始一掷千金，享受恐怖与希望的变迁，穷人却因此暴动：他们也要平等地享受此等权力。于是，彩票变成免费和普遍发行的，“好彩”与“凶彩”变得难以预料：好彩票或者能把敌人投入监狱，或者能和美女共度一夜；倒霉的彩票则要肢体伤残，身败名裂。
渐渐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偶然性，彩票被拆分得越来越细微，彩票下达的指令变得越来越混乱，一个人今天可以是总督，第二天变成奴隶，第三天把自己的主人关进监狱。
博尔赫斯笔下的巴比伦人，就是有着赌徒的心态：不想用智力改造世界，也怠于捕捉社会运行的规律，他们相信命运的随机性，以及这种随机性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于是，人生大起大落，太刺激了。
彩票的魔力正在于此。但有些时候和有些地方，这种随机性在每个人面前并不平等，甚至是否是真的随机，也未可知。
这可能是史上最深井冰的官微了，不信你就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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