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怀旧：是病，还是药？
若要提炼近年影视作品的关键词，“怀旧”必是其中之一。热映电影《芳华》，捧红了一批“小鲜肉”演员的校园电视剧《最好的我们》《你好旧时光》……网络上怀旧之风盛行，90后早已接过80后集体怀旧的大旗，童年吃过的零食、看过的动画片、追过的明星，童年生活的细枝末节总能把我们拉向遥远的过去，陷入不可自拔的怀念之中。连前些日子突然兴起的“晒18岁照片”也是如此。
《你好旧时光》（2017）剧照。
网上总是有人评价说一代人陷入集体怀旧是一种“病”，在17世纪的西方“怀旧”还真被当做一种病。它多发于各种背井离乡的人身上，对他们来说，怀旧也是怀乡，它能引发多种身体不适，需要依靠水蛭、鸦片或者远足来医治。医治的尝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诗人和哲学家的探索中，“怀旧”一次又增加了新的内涵：与过去的浪漫纠葛。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热衷怀旧？怀旧对于我们来说“有用”吗？
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的答案是“有用”。她生于1959年的前苏联，亲历了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在《怀旧与未来》中她回溯了“怀旧”的观念史，分析了怀旧的机制、以及历经历史动荡的人们的怀旧思绪。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怀旧，我们都在试图建立自身与过去、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联系。时代在急速变化，某些情感和记忆可能会因事物的变迁而无处安放，进而丧失个人与集体记忆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失去的一切无法挽回折磨着身处时代漩涡中的每一个人，此时“怀旧”便会以防卫机制的面貌出现，它是医治时代心理症候的“偏方”。
在俄国的一份报纸上，我读过一篇描写近期回国访问的故事。在苏联的边界开放之后，一对夫妇从德国来，第一次访问他们父母亲原来居住的城市，柯尼斯堡。
柯尼斯堡原来是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城堡，在战后年代改造成了加里宁格勒，苏联的一座样板城市。在该城往昔普鲁士时代的废墟中，还保存着孤单单的一座没有圆顶的哥特式大教堂，任凭雨水淅淅沥沥打在康德的墓碑上。
位于柯尼斯堡主教座堂的康德墓。古典哲学家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柯尼斯堡于二战后割让给苏联。
这对夫妇走遍全城，备感生疏，只有到了普列高利雅河畔，那里的蒲公英和干草的气味才送来了关于他们父母亲的故事。年事已高的男人跪在河边，捧起故乡河水洗脸。骤然的疼痛令他尖叫，他赶快躲开普列高利雅河，脸上的皮肤疼得火辣辣的。
“这条河多可怜，”一位俄国记者挖苦道，“你想啊，有多少垃圾和有毒的废料倾泻在河里……”（标题为《告别怀旧》）这个俄国记者并不同情这个德国人的眼泪。
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这座城市就像梦幻破灭的主题公园。这对夫妇怀旧的对象是什么呢，这座老城吗，还是自己童年听到的故事？一个人怎么能够怀念从来没有居住过的房屋？这个人怀念的是从电影和童话故事里得来的、探望故里归程的礼仪姿态。他梦想依靠最后的归属感来修补怀念之情。怀旧令他着魔，他却忘记了自己实际的过去。这样的幻觉在他脸上留下了火辣辣的伤痛。
怀旧，英语词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怀旧的电影形象则是双重的曝光，或者两个形象的某种重叠——家园与在外飘泊、过去与现在、梦景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叠加。
我们不会想到去寻求对付怀旧的药方。然而，在十七世纪，怀旧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类似普通的感冒。瑞士医生都相信，鸦片、水蛭，外加到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远足，就能对付怀旧的病症。
怀旧的疾病史
从可治愈的士兵到不可治愈的浪漫派
怀旧（nostalgia）这个词语是抱负心十足的瑞士医生侯佛（Johannes Hofer）1688年在一篇医学论文中杜撰出来的。他相信，可以凭借“Nostalgia这个词的表现力来说明源于返回故土的欲望的那种愁思”。
和我们的直觉相反，“怀旧”来自医学，而不是来自诗歌或者政治学。这种病症第一批受害者中，有十七世纪各种离乡的人——出国学习的热爱自由的学生，在法国和德国做仆人的人，和在外国打仗的瑞士士兵。
“怀旧”会令患病者丧失与现时的联系，而思念故乡变成了他们唯一专注的事情。病人会感染“一种毫无生气的、憔悴的姿态”“对一切冷漠”，混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想象。怀旧的早期症状之一就是有幻听，或者看到鬼魂。冯·哈勒（Albert von Haller）医生写道：“最早的症状之一就是感觉在与自己谈话的另外一个人的声音里听到自己所爱的人的声音，或者在梦幻中看到自己的家人。”
怀旧这种折磨想象力的疾病，也给躯体带来影响。侯佛认为，这一疾病的形成是神秘的：病患的传播“沿着不寻常的途径，通过无法接触的大脑到躯体的渠道”，“在想象中”唤起“关于追忆中的故乡的不同凡响的和挥之不去的理念”。乡愁耗尽了“精神的活力”，引起恶心、失去胃口、肺部的病理变化、脑炎、心脏停跳、高烧、虚弱和自杀倾向。
在当时，怀旧是可以治好的疾病。水蛭、加热的催眠乳液、鸦片和返回阿尔卑斯山区，通常都可以缓解症状。也有人推荐洗胃法，但是什么都不如返回故乡，据信，这才是治疗怀旧的最好办法。在提出治疗此症的方法的同时，侯佛似乎为他的一些病人感到骄傲；对于他来说，怀旧是他同胞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甚至达到患病的程度。
如果说瑞士的侯佛医生相信思乡表现了对自由和故土的热爱，那么两个世纪以后，美国军医卡尔汉（Theodore Calhoun）则认为乡愁乃是一种可耻的疾病，显露出缺乏英勇精神和不思进取。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大家都相信，思乡的主要原因是懒散和对时间的使用缓慢而低效，从而导致做白日梦、淫欲和手淫。卡尔汉医生提出的医治办法有同伴的当众嘲笑和恐吓，增加艰苦行军、战斗，还有改善个人卫生，从而使得士兵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也赞成偶尔地准许士兵请假短时间返乡省亲）
但是后来，医生们发现返乡并不总是可以医治怀旧。病患怀想的对象有时候会迁移到更遥远的地方，超越祖国的界线。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医生曾经寻找过怀旧的单一原因，一个所谓的“病理性骨骼”。然而，医生们在病人的头脑和躯体之中，都没有找到怀旧的位置。有一位医生宣称，怀旧是一种由症状而滋长的“心灵的疑病”。渐渐的，怀旧从可医治的疾病转化成为一种不可医治的病症。
阿尔卑斯山。17世纪的瑞士医生相信，来自阿尔卑斯山区的士兵们罹患“怀旧病”可以通过返乡医治。但返乡不能医治所有的怀旧，这说明“怀旧”的意义已不止于“乡愁”，它指向更深的心理诉求。
从十八世纪起，探索怀旧的艰难任务开始从医生那里转向诗人和哲学家。怀旧因此得到了新式的表述，被当作与往昔的浪漫纠葛。
怀旧的新场景既不是战场，也不是医院病房，而是雾霭迷蒙的景色，倒影依稀的池塘、飘移的浮云，和中世纪或者古代的废墟。在无处寻觅故乡废墟的地方，人造的废墟被架设起来，那式样是半被毁坏状，仿得极度准确，纪念着新的欧洲国家真实的和想象中的过去。
浪漫的怀旧者坚持自己怀旧对象与现时生活的不同特点，从而将其保持在安全的距离之外。浪漫怀旧的对象必须是超越了现在的经验空间的，在往昔的微光中的某处，或者在理想国的孤岛上，在那里，时间自愿地停止了，像在一个古代的钟表上那样。但和以往的医生一样，诗人和哲学家也没能够找到乡愁的精确地点（可理解为“病灶”）。
再后来怀旧增加了政治的内容，伤病士兵、后来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所表达的个人的情绪，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和国家的策略。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个人的思念被转化成为一种集体的属性，这一属性的依据就是超越了个人记忆的、过去的痛苦。在二十世纪中期，在国家的和省级的博物馆里以及城镇的纪念馆里， 怀旧被制度化和机构化。 过去不再是没有被认知的或者不可认知的。过去变成了“遗产”。
古罗马遗迹。遗迹废墟总能引发人们的怀旧思绪，尤其是与自身关联最紧密的文明遗迹。遗迹所指涉的过往我们不曾经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浪漫派的怀旧对象往往超越了现实的经验，并被怀念者赋予了理想色彩。人们总会更愿意记住过去美好的一面，集体记忆研究者认为，集体记忆通过这种筛选机制营造了心灵上的乌托邦，帮助释放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怀旧的两种类型
修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
虽然没有治疗怀旧的神奇方法，但是有人提供了一种类型学，也许能够阐明怀旧诱惑和操纵人们的某些机制。在我看来，有两种怀旧限定一个人与过去、与想象中的群体、与家园、与自我感受的关系：修复型的和反思型的。
修复型怀旧
修复型的怀旧强调“怀旧”中的“旧”，意图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中的空缺，它倾向于集体的图景象征和口头文化，最终是为了重建家园和故乡的徽章和礼仪。
修复型怀旧有两个叙事情节——恢复本源和密谋理论， 这是靠右翼通俗文化培育的现代民族主义极端案例特有的。极端的密谋理论拥护者凭想象认为，“家园” 是永远受到围城的，所以要求保卫自己，反对搞密谋的敌人。
“密谋”（英语conspire）按英语字面解释意为“一起呼吸”——但是， 一般情况下，这种集体呼吸的气味不是很好。密谋一词具有消极意义，指与他人建立的颠覆性的亲密关系，一种更多地建立在排他性而非情谊基础上的想象的群体。此时，家园不是由个体的记忆，而是由集体的映射和“理性的迷惑”构成的。对家园的偏执狂式重建是定位在迫害幻象上的。
“我们”（密谋理论家）因为某种缘故感觉在现代世界上不安全，于是为我们的不幸找到一个替罪羊，这是和我们不同、我们不喜欢的某一个人。我们把嫌恶之情投到他们身上，并且开始相信他们是嫌恶我们的，而且还想迫害我们。“他们”密谋反对“我们”还乡，所以“我们”不得不密谋反抗他们，想要恢复“我们”想象中的群体。
革命之后往往会爆发怀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近期的东欧“天鹅绒”革命，都伴随有政治和文化的向往的宣示。在法国，不仅是革命前的旧制度造成了革命，革命也给予旧制度某种镀金的光环。同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和苏联的解体造成了苏联最后几十年的一种形象：那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或者反之，那是苏联的一个稳定、强大和“正常”的黄金时期，这个观点在今日俄国颇为流行。革命后伴随怀旧的同时，密谋理论也会盛行，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共济会密谋，而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就是屠杀犹太人，起因是犹太—共济会密谋理论的传播，这些密谋论在十月革命以后一度加剧，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间又被恢复。
反思型怀旧
对于修复型的怀旧而言，过去不是某种延续，而是一个完美的快照。而且，过去是不应该显露出任何衰败迹象的；过去应该按照“原来的形象”重新画出，保留永远的青春气息。而反思型的怀旧则不同，它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静态的过去。
修复型的怀旧唤起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反思型的怀旧更关注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反思型怀旧更倾向于个人的叙事，珍惜记忆的碎块。怀旧派意识到了家园呈废墟状态，或者，相反，经过了修葺，已经美化得面目皆非。这样的陌生化和距离感驱使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1997年，我访问了卢布尔雅那市（斯洛文尼亚的首都，斯洛文尼亚曾是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咖啡馆的环境是似曾相识的，按照1960年代风格装饰的，名叫“怀旧酒吧间”。来自萨格勒布（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克罗地亚的首都）的友人说在他们那里“怀旧”被禁止使用。“‘怀旧’是一个坏词儿。 和以往的南斯拉夫联系了起来。 怀旧就是‘怀念南斯拉夫’（Yugo-Nostalgia）。 ”
怀旧酒吧间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它就是现在的店主在青年时期观看南斯拉夫电视台放映美国电影时候可能梦想过的地方。怀旧酒吧间展现了大家共有的南斯拉夫的过去，而这一共有的过去，在前南斯拉夫的许多地方现在仍然是某种文化禁忌。修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堪忍受的正是在对待象征的政治、在混淆政治与平常琐事中的这种随意做法。
但历史巨变和流亡期间最让人怀念的也许并非过去和故乡本身，而是我们和友人、同胞分享的文化经验的这一潜在的空间，其基础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宗教，而是选择性的各种亲切感受。
研究怀旧的史学家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和罗思（Michael Roth）得出结论，在二十世纪，怀旧已经被私有化和内在化。对于家乡的思念收缩成为对于个人自己童年的思念。我的观点是，怀旧依然是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的某种中介。在我们离开自己的群体，或者在群体本身进入黄昏时刻，我们会意识到记忆的集体性的架构。家园的集体性的架构是在哀悼的情绪中被重新发现的，而反思型怀旧是一种深层哀悼的形式。
怀旧酒吧间就是一种反思型怀旧，一种与过去和现在玩耍的新空间。酒吧间轻微地嘲弄大南斯拉夫国家的美梦，同时投合最后一代南斯拉夫人记忆的共享架构。没有追求纪念的深度，只不过提出一种暂时性的城市体验，带有极好的糕点和其他的屏幕记忆。
怀旧酒吧背景墙。今天人们的怀旧大多是博伊姆所说的反思型怀旧。童年时代的象征物在当下不再流行，而个体倾向希望过去能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喜欢将过去生活的点滴拼凑起来，在现实空间中访问过去的时间。此时怀旧起到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中介作用，反思型的怀旧是对过去的哀悼，我们怀念与我们同辈人享受同样的情感空间的感受。
今天的怀旧
怀旧是一种防卫机制
在二十一世纪，怀旧，这一本该须臾过去的短暂失调，却变成了不可治愈的现代顽疾。怀旧是当下全球流行文化特色之一。事实上，全世界的怀旧者都觉得很难准确说出他们到底向往什么：是某一个神圣的地点，抑或另外一个时期，还是某种更好的生活。怀旧的引人入迷的对象，众所周知是难以把握的。这种扑朔迷离的情感渗入了二十世纪的通俗文化，技术的进步和特技效果常常被使用来再现过往世纪的景象，从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到垂死的角斗士，到早已灭绝的恐龙。
技术进步并没有医治好怀旧情感，反而使之趋于多发。同样，全球化激发出对于地方性事物的更强烈的依恋。与我们迷恋于网络空间和虚拟地球村现状对应的，是程度不亚于此的全球流行病般的怀旧；这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对于延续性的向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
但是，怀旧现象越多，怀旧也就越被激烈否定。怀旧似乎是一个消极的词语，顶多是某种含有爱意的羞辱。查尔斯·梅耶尔写道：“怀旧之于记忆，正如拙劣作品之于艺术。”
怀旧照片。文化评论者很多对怀旧持否定态度。文化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流行文化的更替催生怀旧，但怀旧仅仅截取了审美的片面，它不能带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历史当中。
长时期以来，对于怀旧，我保有一种偏见。我还记得，在1981年刚从苏联移民到美国之后，素不相识的人经常问我：“你怀念苏联吗？ ”我从来都不太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一般都说：“不太怀念，但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 ，或者“是啊，但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 。
怀旧对我的袭击方式是突如其来的。移民十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故乡城市。熟悉的面容和建筑门面的幻影，杂乱厨房里炸肉排的香味，破旧门道里尿味和小水坑气味，涅瓦河上方弥漫的灰色细雨，细碎的辨认——这一切触动了我，令我感到麻木。我感觉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时区，在这里，人人都姗姗来迟，但不知为何似乎时间总是很充裕。
我认识到，怀旧是超出了个人的心理的。初看上去，怀旧是对某一个地方的怀想，但是实际上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梦幻中更为缓慢的节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怀旧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怀旧意欲抹掉历史，把历史变成私人的或者集体的神话，像访问空间那样访问时间，拒绝屈服于折磨着人类境遇的时间之不可逆转性。
娱乐产业推销的怀旧物品超常丰富，其大部分都是甘美的现成商品，反映出一种对于难以遏制的向往和无法商业化的时间的恐惧。怀旧研究不可避免地令我们行进减速。因为，归根结底，怀想这一观念本身就具有某种虽然过时却依然令人愉快的东西。我们都渴望延长自己的时间，让时间归我们自由支配，做白日梦，反抗全部的不利条件，抵御外在的压力和闪烁不停的计算机屏幕。
怀旧可能既是一种社会疾病，又是一种创造性的情绪，既是一种毒药，又是一个偏方。想象中家园的梦想都不能够也不应该得到实现。作为理想，这些梦幻能够发挥重要影响，改善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而不是作为童话故事得到实现。有的时候，我们倒是情愿不去干扰梦幻，让它不多不少地就保持梦幻的状况，而不是未来的指南。
《怀旧的未来》
作者: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译者: 杨德友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0年10月
本文内容摘编自《怀旧的未来》（版本：译林出版社2010年10月），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后使用，图片为编辑所加。作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整合与编辑：万斋阿东。未经译林出版社或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 |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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