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实力的分析比对，也发现其实很多人对爆炸式发展、变迁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身在此山中，却不识庐山真面目。

因此，有必要更系统，更详细地介绍一下2018年的中国，究竟走到了什么样的发展坐标上，未来的蓝图又将如何铺就？

这与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的前程命运，实际上都紧紧相连。

我们先从中国发展最精粹、最快速的地方——大城市说起。

这几天，从去年兴起的中国城市的抢人大战，突然进入了2.0版！

3月21日，北京出台了“历史上最开放的落户政策”；26日，上海明确表态“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并设立落户绿色通道，这些新闻都给人一种感觉，之前管控严格的北京上海，也加入到城市抢人大战中了。

两位重量级选手入局，无疑将改变原先城市竞争的磁力场，而城市间的竞争会怎样塑造中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格局？个人的奋斗怎样能和浩浩荡荡的历史进程相统一？

这些问题，需要一一道来。

【一线与新一线】

在中国城市版图上，几条无形的线赋予四百多座城市不同的地位，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十八线”。这些称谓大都约定俗成。

除了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是一线外，公认的二线城市有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天津、苏州、西安、重庆、厦门、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大连。

有时还包括宁波、无锡、福州、合肥、济南、东莞等。

中东部大省省会、沿海开放经济强市都囊括其中。

长久以来，这似乎代表了一种固定的等级。

但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跃迁，则为二线城市提供了赶超的希望。

在北上广深决心比肩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样全球城市的同时，二线城市也在暗下决心，至少要比肩欧洲二线大城市，如马德里维也纳华沙伊斯坦布尔之流，甚至要比肩米兰巴塞罗那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欧洲一线。

这在不久之前听上去还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或者说是官方术语中的盲目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

2017年，中国GDP为82.7万亿元（约合12万亿美元），欧元区19国经济总量约为12.5万亿美元，欧元区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中国。

预计2018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约13.2万亿美元，超过19个使用欧元国家的总和（12.8万亿美元）。

从人口规模、地域面积来说，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

而当经济规模也能等量齐观的时候，例如广东相当于西班牙，四川相当于波兰，山东相当于墨西哥……这些省的省会，怎么就不能与这些国家的首都比一比呢？

31省区市2017年上半年GDP总值及对应国家

所以，现在二线城市都在纷纷叫响了要做“新一线”的宏愿。

在高水准的基础设施（高铁枢纽、国际航线、地铁网络）、招商引资（跨国企业集团总部、研究院、领事馆与签证中心）竞争之外，从去年的大学生毕业季，各二线城市突然掀起了抢人大战，指向的确切目标，就是那些大学毕业生们。

新经济浪潮下的城市战争，其核心战场不再是大港口、大机场等硬件基础设施，而在更高技术含量的人才争夺战上。

【二线变“新一线”的关键：人人人人人才】

为什么各二线城市争相开出优厚条件，上演毕业生争夺大战？

答案很简单，人是劳动力，是创造力，是消费力，能够带来财力、地力、活力。

更彻底地说，城市的本质和核心是人；优秀的城市，是优秀人口的聚合。

千方百计引进人才，就是为了完成从二线城市到新一线城市的蜕变。

按传统的观点，大城市是病，是灾，是祸，小城镇好。

因为传统的技术条件和经济能力，很难有效满足一个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水电气甚至蔬菜供给，若还想新增人口，只会沦为贫民窟。

但世界现代化的实践证明，在现代技术条件能够解决以上难题的前提下，现代化的大城市依托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可以产生更加细化的的现代社会分工。

市场巨大的力量会自动产生新的需求、迸发新的创造力，最终产生各种新的经济模式，让更多的就业人口加入到现代化生活当中。这就是滚雪球效应。

一般来说，具有相当基础设施便利的大城市，才适宜承载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高端产业，乃至形成高端产业群。

然后是衍生出依托高端就业人群的大量服务业，支撑起整个城市经济体。

这都需要相当程度的人口聚集，尤其首先是人才聚集。

青年人才与城市，本来就是互相吸引的关系。

也正因如此，英国各地的年轻人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伦敦，法国的年轻人在奔向巴黎，日本的年轻人在涌向东京。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到大城市寻找梦想，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事情。

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人口，占到了全国的10%甚至20%、30%。

但对于中国，却有着与这些只有一个首都、一个超级集中的特大城市的中等国家不同的局面。

【彼此竞逐的各省省会】

从规模上说，中国是一个“如世界一般”的国家，或者说，大一统的超大型文明。

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欧洲的国家；各省的省会，就好比这些国家的首都。

但各省的年轻人，却可以在全国30多个省份的广阔天地，自由选择工作机会。

而即便像欧洲搞出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这也是没法完全做得到的，毕竟即使打破了国家边界和人员流动的身份限制，还有语言、文化上诸多的差异乃至鸿沟，难以轻易跨越。

那么，对于这些立志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各省会之间，就自然产生了包括人才、投资、项目等经济要素的争夺。

有人会问，该流入的也自然会流入，还至于用抢么？

当然用。首先是中国已经进入人口的“刘易斯拐点”。

从1990年起，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由2621万直降到1991年的2008万，到2000年慢慢稳定在1500万的水平，这就意味着00后总人数（1.60亿）要比80后（2.47亿）少8700万，减少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渐行渐远。

但人口一旦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有技术、有创意、能创新，就产生了“新的人口红利”。

劳动力紧俏，人才更加紧俏，各个城市自然愿意拿出资源吸引人才扎根。

能否抢到足够年轻人才资源，成为决定未来城市兴衰的关键。

【需要大力争夺的青年人才】

而与“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相反，“城市吸引力不足，人才会自己跑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

武汉的89所高校数量在全国仅次于北京（91所），而多达130万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更是位居全国之首，全球之冠。

作为大学生数量全球第一的城市，武汉本来是最不愁青年人才供给的。

但从2007年起，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逐年递减，2007年为55.3%，2008年为52.19%，2010年为50.7%，2011年仅为47.04%。

到2014年，武汉高校毕业生达到30万，但只有10万留在武汉就业，其他2/3基本上都流向沿海地区。

而同是教育大省的广东和浙江，其毕业生留在本省的比例分别高达85%和80%。

当时的大学生就业流向追踪调查显示，全国前五大跨省就业迁移路线，分别是武汉到深圳（第一），武汉到北京（第二），长沙到深圳（第三），武汉到广州（第四），哈尔滨到北京（第五）。

前五名中，武汉出现了三次，而且均是人才流出方。

武汉当地媒体纷纷发问“武汉为何留不住自己培养的人才？”。

直到2017年2月，武汉正式提出力争5年内将100万大学生留在武汉。

4月，武汉正式成立“招才局”，将招才引智列为“一把手工程”。

随即大力放宽大学生落户条件：大学毕业生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为武汉常住户口。

在政策利好的护佑下，2017年留汉大学毕业生达28.29万人，留汉比例猛增到97%，是往年的2倍，可谓是大获成功。

在武汉率先“抢跑”的发令枪声下，成都、南京等二线城市也纷纷出台类似政策，吸引人才落户，搅动了整个就业季。

像2017年底才开始行动的西安，就有点后知后觉了。

但架不住西安力度大，3月22日，西安掀起新的落户风暴，表示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以落户西安。

光2018年前三个月，西安迁入人口达到21万，接近去年的总量。

二线城市“抢人大战”如火如荼，但这时，几个硕大的身影进场了。

【重新入场掐尖的京沪巨无霸】

京沪之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高冷的，尤其是北京，疏解首都功能是重中之重，对人口指标的控制尤为严格，至于户口就不用说了，之前只有应届毕业生有极少的留京指标，大部分还都分配给了体制内单位。

而上海虽然没有首都那么严格，积分落户的政策行之多年，但已经“卫星上天”的房价，越来越多的人被实际阻挡在京沪之外。

一月一次刷屏的“中产焦虑”，每次都带动起“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也带动青年人才向二线城市流动。（当然，这里广州基本是凑足韵律音节的陪衬）。

正如文章开头所示，京沪也放下了之前的架子，释放出不拘一格发掘人才的信号。

为什么京沪也重新入场了？

毕竟，伴随着近年来的大力疏解，北京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失速的压力，需要向地均、人均产值很高的科技企业抛出橄榄枝。

同样，203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预留了130万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更预留了将高端人才转为北京户口，正式落地的可能。

同样是在203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坚决退出一般制造业”，而剩余为数不多、甚至需要缩减的用地指标，全都用来配置高精尖产业项目，重点包括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系统和服务、自主可控信息系统、云计算与大数据、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新一代健康诊疗与服务、通用航空与卫星应用等新产业，这些高精尖项目占地面积小，对人才的需求极高。

简而言之，政府目前盯着价值链高端环节，在压缩生产空间规模的同时，提高产业用地的利用效率。

希望通过引进人才带动金融、科技、文创、信息等产业的创新发展和高端发展，这才是北京的大战略。

把每一项人才引进措施与产业发展规划对照来看，不难发现其中的要求逻辑——这被高度凝练地概括为——码农年薪百万，金融民工年薪两百万。

可以看出，北京这一波留人的操作是要能够左右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关键人才。

普通程序员可能会“逃离北上广”，但用户口稳住团队核心人才，不愁没有新的程序员补进团队。

新政里，北京市除了要掐尖各种专家学者、专利发明人、知名媒体人、高端基金管理人之外，也需要日益紧俏的高级教师/医生。

但最重要的变化是，户口新政总算给体制外从业者打开了户口绿色通道。

毕竟，居于城市食物链顶端的北京，不需要为劳动力不足而担忧，它所谋划的是一个“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大战略。

【高科技与金融——全球顶级城市的最爱】

北京希望在有限的资源和空间基础上，尽可能的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原来大多作为体制内激励存在的户口，现在成为政府的投资引导工具，用户口吸引具有专利、具有技术、具有创意、具有资历的人留下，如果TA事业成功，将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回报，更不要说这样的牛人可能影响一个产业的发展。

上海“人才高峰工程”中的用词也多少透露了端倪——这两座超级城市瞄准的是尖端人才，他们都希望在“人才高地”的基础上再上“高峰”。

而高峰的存在，将可能直接推动一个产业的成长与成熟。

北上的加码，将增大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就像段子里所说的，北京放出了这样一个信号“你们二线尽管抢，高端人才走了算我输。”

不难预见，出台新政的京沪将继续保持在金融、信息等行业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拉大与其他二线城市之间的差距。

尤其是北京的思路，很明显对标Palo Alto——这是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区域，面积不大，却是硅谷的核心所在，世界上叫的上数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苹果、谷歌、脸书……

这就是高科技与金融，对立志成为全球城市的巨无霸吸引力的所在，它们不仅创出极高的产值，还使用极少的土地面积，因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都是高度虚拟化的。

产值、定位、档次、人才、土地，这一切都恰合人口密集的超级都市的胃口。

【抢人大战下的一线城市战争】

相比2000多万人口的京沪，华南的广深两座一线城市的总人口都低于1500万，无论是产业还是人口，都还有较大的发展增长空间。

在广州，40岁以下的本科生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人员均可办理引进人才落户。

而在2016年，深圳出台了一线城市史上最宽松的户籍政策，将学历型人才入户条件放宽至大专、技术型人才入户条件放宽至中专+中级职称。“来了就是深圳人”。

因此，在京沪常住人口减少的同时，广深的常住人口却分别增长45万和近62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抢人大战之下，有一个内心深处颇为焦虑，外界又都料想不到的城市，那就是深圳。

很多人想不到，以深圳一线城市的地位，也需要考虑延揽人才的事情？

简单地说，以前不需要，现在需要。

过去40年，深圳靠着全国各地南下的人才，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最顶级的四大一线城市。

但它本身的造血功能至今依然很低下，高等教育资源仍远不如大部分二线城市。

这些年靠着与清华、北大、哈工大等多所名校达成合作设立分校区、研究生院，稍稍弥补了一些高端人才本地培养的空缺。但在规模数量上，发展高等教育实在不能像招商引资那样可以立竿见影——迄今深圳在校大学生还不到10万人。

自身的大学毕业生严重不足，深圳多年来一直靠着特区地位、一线城市光环，以及众多的高级就业岗位，坐享着“人才红利”。

从前面提到的大学生就业迁移路线，我们就能知道，为深圳提供新鲜血液的最主要“血源”，一是武汉，二是长沙，都来自中南腹地。

以深圳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技术公司华为为例，该公司相当比例的员工以及大批高管都来自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华科被称作是华为的“娘家”。

若不是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一系列两湖地区的重点大学，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优秀的人才供应，深圳的成就，尤其是它最引以为傲的的科技创新产业，必然要逊色许多。

现在，游戏玩法变了，武汉还有长沙都开始想方设法留住大学生，留住人才，为己所用。

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如果成功，就等于给深圳“断奶”。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深圳焉能不焦虑？

100公里外，暗暗较劲的另外一座一线城市则相对淡定。

因为广州有着与武汉都不相上下的大学数量与大学生人数（也有统计口径认为广州超过武汉）。

但即便这样，广州也没有放松，之前广州社科院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就指出，大城市应正视城市规模效益，以为未来储存更多人口、人才和年轻人资源为目标，从“控制人口”向“争夺人口”转移。

因为广州给自己最新设定的目标愿景是“活力全球城市”，规划到2035年人口规模达2000万，同时按照2500万管理服务人口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而现在广州的常住人口仅1350万人，还有多达650万人甚至接近翻倍的增长空间和需要。

【其实，户口并没有那么重要】

既然连一线城市中的广深，对人才都有如此的需求。

那么，那些正极力想成为“新一线”的诸二线城市而言，延揽人才，扩充高端青年人口，更是城市竞争的重中之重。

那么，各城市究竟要如何抢夺人才？

根据调查统计，在就业城市的选择上，大学生最看重的因素是薪资水平（64.3%）、发展空间（59.3%）和城市大小（43.9%）。

而落户政策（28.8%）以及针对性的激励补助（13.0%）排位偏后，这样看来，用户口留人是有一定效用的，但大家都用拿出这一招之后，这一政策的吸引力必然减小乃至消失。

所以真正要留得下人，关键还在于这个城市延揽到的现代产业，尤其是新兴优势产业。

经济整体实力和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基本面、产业优势、就业前景。

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能不能吸引到人才、能吸引到什么层次的人才。

现实来看，绝大部分城市都有人才焦虑，但是否有相应的就业岗位匹配，真的需要打个问号。

产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吸引，更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往复。脱离了产业，人才招揽政策可能也是无效的。

只有把城市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根据合理的资源容纳能力招徕人才，形成产业链，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比如杭州对互联网企业的吸引力，也不是搞政策的短促突击，而应该归功于长期的商业文化底蕴和“浙江模式”的厚积薄发。

如果城市定位不准，环境建设不足，人才争夺战难免会烂尾，这对于人才和城市都是悲剧会。

至于现在的二线，未来的新一线，需要/正在/即将建设什么样的产业，这对城市和人才来说，都应是关注的焦点。

【众城的新赛跑——新兴产业】

北京的定位自不必说，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国家确定的定位，也是为什么众多媒体和国际组织云集于此，各种豪华展览活动场场爆满，咖啡馆里总有创业项目诞生的原因。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互联网产业还会继续向北京集聚，无他，集聚的势能和政策使然。

还有大央企总部经济、一行三会（现在是两会）带来的金融总部经济，也都是首都优势的独特赋能。

上海，则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

同时，上海以其资源禀赋，依然在大力发展航运、汽车、钢铁、造船等现代重工业，张江高新区的重点产业则是集成电路、软件和生物医药。

这些都是上海产值的重要支撑。

上海的综合型发展路径，实际上给了其他一线与新一线城市一个良好的示范——除了极少数地缘因素带来的际会，金融业的集聚，一般也是需要现代高精尖制造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支撑的。

以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名头为例，全国有一百多家国家高新区，多少能跟科技创新粘上关系，但细细观察，这不同的高新区有往往从事既然不同的行业，也有不同的荣枯周期，实际上各地还有比较特殊的比较优势。

比如武汉本身就有光谷等较为先进的生物和光电产业，华为、小米又将在武汉建新的研发中心，这样一来无论传统或是新兴的制造业都有机会在武汉蓬勃发展。

而郑州计划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新材料基地和通航产业基地也非常具有地域特色和竞争力。

重庆着重于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主打“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也在互联互通方面动作频频。

再比如成都的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代表性的先进制造业都有坚实的智力基础。

另外，两地都非常侧重于未来的发展，在相关人才引进上不遗余力。

基于不同的禀赋和策略，以及各地政府的机缘与实干措施，各地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相当的分化。至于初露端倪的细节，我们将在之后讲述。

【结论：个人的奋斗与历史的进程】

所以，找准自己的位置非常重要。

个人如此，城市也是如此。

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在一线城市，能够获得大量的资源和成长机会，但这里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巨大经济机器，不断重复着适者生存的过程，任何人都必须不断奔跑才能不被甩掉，想在这里过的非常自在，可能只在极少数精英的能力范围之内。

相反，二线城市的姿态是欢迎所有人，这里相对沉静缓慢的三四线，更适合追梦的青年人群，发展空间要大得多；但相对京沪，则明显舒适、生活成本低。

发展和稳定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教科书里，论坛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逃离还是留下”“深圳和武汉比，哪座城市更适合工作和发展”，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标准的答案，但提前了解每一座城市可能的进化路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参照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之路，我们能看出历史进程的哪些规律？

1、金融互联网产业只可能在一线城市繁荣，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不可能依赖这两个行业步入发达行列。 

2、制造业是非资源型地区产业升级的不二法宝，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老老实实做实业，做高科技、高精尖的现代制造业，不要过早地脱实向虚。 

3、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落后地区三四线城市将面临年轻人口减少、增长缓慢的可能。

综上，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战争，最大的赢家可能是三大城市群内的明星城市，以及5大区域中心城市。

中国人口虽多，但十余个城市群必将聚合80%以上的人口和产业。

剩下的幸福，就要靠个人的奋斗了。

来源 | 凤凰新闻客户端

小凤特选（戳下方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