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那些编入《资治通鉴》的话
文/ 马少华
我最初阅读《资治通鉴》，是三十多年前大学历史系本科一年级学生。如今，我在高校的新闻学院教评论课，所以对其中的“评论”更为留心。在我看来，《资治通鉴》正是一部评论意识特别强烈的史书。
但如果拿新闻比附历史，一名记者在其报道中不断插入自己的“评论”，读者的感觉会如何呢？读者可能会疑心：你向我报道这件事，该不会就是为了推销你的这番道理吧？
当然，史学家不会这么看。把史书当作政治教科书或道德教科书的历朝历代都不会这么看。
“史论”是中国历史家的悠久传统，在史书中加入编者评论，其实从孔子版的《春秋》就已经有了，所谓“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是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不过，孔子的“评论”都隐藏在极简单的叙述用语中，所谓“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不是专家看不出来。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春秋》用这个六个记载史事，按前辈学者解释：“这里称‘郑伯’，有贬意，贬他失教，贬他志欲杀弟公叔段。称‘克’有贬意，贬公叔段与郑伯对抗，有如二君。称‘段’有贬意，不称弟，贬他的不弟。”（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
此外，在《左传》对《春秋》这一句话的解释中，还有“不言出奔，难之也”。你看在这区区六个字的历史叙述中，编者就藏进有多少“贬”意了？这样一种史书写法，后世学者已有褒贬。在我看来，它对历史叙述客观性的损害，比明确的“评论”更甚。这里暂且不提。
史书中明确使用评论性话语的，始于先秦历史家左丘明编《左传》，评论的提示语就是“君子曰”。学者称其“开了史家正式发论的先河”（许凌云《通鉴书法散论》，刘乃和 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102页）司马迁编《史记》则有“太史公曰”，置于各篇首末，共130篇，蔚为大观，被学者称为“《史记》全书之血气”。
而《资治通鉴》的主要言论，则是全书114篇“臣光曰”。如果说“太史公曰”只是史官自称，传播对象并不确定的话，那么，“臣光曰”中一个“臣”字，便确定了传播对象就是皇帝。这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意味着编者司马光得一边讲着历史，一边对着第一读者——皇帝“发表评论”。《通鉴》被梁启超称作“最佳的皇帝教科书”（《中国历史研究法》），正在于此。
第一篇“臣光曰”在《资治通鉴》开篇叙述第一件历史事件之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个事件意义非凡，它正是春秋战国之交最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三家分晋”，由此开启了一个由列国争霸到秦国统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所以，这个起始点的选择，当代学者认为特别准确。
在上面这短短一句记事之后，“臣光”就开始“曰”了。这是一篇千余字的议论文，旁征博引，大谈“礼”作为统治纲纪的作用，结合史事，自然是批评周天子自坏纲纪，也为这部书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叙述，定下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基础：“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由这篇议论可见，司马光对战国时代是全盘否定的，在他看来，这一段历史基本上是周初分封的那些“圣贤之后”的诸侯国家被消灭的过程。这相当于为叙述战国历史确立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线索。
这个判断在“正统性”的意义上堂堂正正。但是，按照这个标准，如果周初分封的那些“圣贤之后”各自永保其国，也就既没有后来的秦、汉、晋、隋、唐，更没有司马光为之服务的赵宋王朝了。后来的历朝历代，非但多不是什么“圣贤之后”，且其开国之君往往是靠篡权上位的。即以马司光所服务的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而论，还不是这位作为后周朝廷“殿前都点检”的领兵大将，浩浩荡荡在外转了一圈，半推半就地被部属“黄袍加身”，回朝就坐到了皇帝座位上了吗？
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为赵宋王朝服务的道德家或历史家，其实都没有资格批评通过祖孙数代内修外攻，一城一城地最终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得位不正”。反倒是秦末戍卒陈涉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穿透历史，说破实话。
好了，回来再说《资治通鉴》。由这一篇纵论战国的开篇之论的主导地位，也可见“臣光曰”在《资治通鉴》中的重要地位，已远不是《史记》 “太史公曰”可比。
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认为“太史公曰”有两大类功能，一为“提示书法义例”，二为“褒贬历史人物”。（张大可《简评史记论赞》，《史记研究》）。总体上来说评论不脱离史事。有的“太史公曰”，我觉得连“评论”都算不上。比如，《五帝本纪》篇末的 “太史公曰”，主要是对于自己对于那渺远的历史事实是如何确认的，即张大可先生所谓“说明延伸上限的理由”。还包括对他自己实地考察，采撷传说的一个交代。此后夏、殷（商）、周、秦的《本纪》中，“太史公曰”也基本上只是概述各朝世系。用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如果拿报纸“编者按”的分类来比附的话，更像是“说明性的按语”。
而《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则更多的是从所叙史事中“生发”出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来。如果拿报纸“编者按”的分类来比附的话，则基本全是“政论性的按语”，甚至根本就是为历史“配评论”。尤其是全书第一篇，史实只一句，评论一大篇。而其第二篇“臣光曰”，在追述“三家分晋”之前晋国权臣智伯之亡之后，一开头就下断语：“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然后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了“才德之分”的重要意义，已几乎离开了“智伯”本事。
台湾学者李则芬称《资治通鉴》为“一部十分主观的史书”（《泛论司马光资治通鉴》），恐怕也与这种 “言论主导”的历史叙述有关。
《资治通鉴》的言论意识，还体现在作者往往为了“记言”而选择“记事”——事不重要，言才重要。
比如，在该书卷二、周纪二、显王四十八年最后一条事件是：“齐王封田婴于薛，号曰靖郭君……”这个事实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是有准确纪年的。但是，《资治通鉴》记下这一条之后，并没有对靖郭君多费笔墨，却主要述及靖郭君死后，他的继承人孟尝君养士的事迹——这显然已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正是在这里，“臣光曰”针对孟尝君养士的行为发表了一篇议论：“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孟尝君名叫田文，齐国宗室，与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并列为战国舞台上权重一时的“四大公子”之一，曾做过齐国的相，应邀当过秦国的相，虽非诸侯，却比一般诸侯在历史上更有名气，在《史记》中单独有传。尤其是他对那个时代漂泊无依的各种有才之士（也不见得）的礼遇大方，门下食客三千有余，留下许多流传千古的佳话。“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满足了各个时代怀才不遇之士的精神寄托。
然而，在上面这一篇司马光的“臣光曰”中，则对孟尝君养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批评的标准，则是权力的“正统”和合法性标准。他认为孟尝君养士，不仅没有道德标准，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威胁国家政权的。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批评了孟尝君养士之后，又接着叙述了一段孟尝君的轶事，后面的“臣光曰”却是“表扬”。
这个故事讲到孟尝君出访楚国，楚王赠以象床，孟尝君采纳了门客意见而没有接受。“臣光曰”为：“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者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孟尝君有焉。”
——让人几乎很难想象这是刚刚在前面严厉批评了孟尝君，称其为“奸人之雄”的司马光的话。司马光为了教导皇帝不要因为怀疑臣子的动机而拒绝谏言，不惜表扬了一下被他刚刚批评过的孟尝君。
这一段“谢绝象床”的故事，《史记·孟尝君传》并没有采用，司马光直接从后出的《战国策》中抄出来，为的正是发表自己的言论。那位劝孟尝君不要接受楚王象床的门客公孙戌，正是“怀诈谖之心”的：因为受命运输象床的官员登徒直担心运输过程中磕磕碰碰自己赔不起，便拿出自家宝剑贿赂公孙戌，让他劝孟尝君不要接受象床。而私受贿赂的公孙戌对孟尝君说的话却是一番正理：“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以君能振达贫穷，存亡继绝，故莫不悦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之象床，则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哉！”——你接受了楚国的象床，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也可能堵塞了自己受聘各国要职的道路。
孟尝君一听有理，就没有接受楚王象床。但那位公孙戌自己却因为有受贿情节内心不安而跑了。孟尝君把他叫回来问知实情，不仅没有处罚他，还“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这么看起来，后来曹操《求贤令》中专门问到“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吾得而用之”，都是跟孟尝君学的。“盗嫂受金”是指刘邦的臣子陈平的两件私德不检的事。但刘邦并不计较这些，后来果然用陈平之计逃脱于项羽重围。而曹操专门打听有没有这样的人。
孟尝君虽然发现了公孙戌说那些话有不纯的动机，但还是认可那些话本身的道理。由此可见孟尝君这个人胸怀远大，志不在小。他对于公孙戌这个受贿之人的接受，是实用主义的，他对于门客的贡献的接受，也都是实用主义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对我有用就行。而且他养的士不一定马上就有用。三千食客，你知道谁什么时候对自己有用呢？有用的时候没准儿就能够救命呢。
我们下面就来说说“救命”的事儿。
孟尝君受聘秦国为相。后来有人对秦昭王说：“孟尝君本为齐人，现在虽然做了秦相，其内心必然向着齐国。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于是秦昭王就把孟尝君关了起来，准备杀掉。孟尝君依赖一名“最下坐能为狗盗者”的门客，夜里像狗一样潜入秦宫，盗取一件狐白裘献给秦王的爱姬，孟尝君得以获释。等秦王后悔了派兵追捕，孟尝君一行已连夜逃至函谷关。此时，天还没亮关门紧闭。孟尝孟又依靠一名会口技的门客学鸡叫蒙骗守军打开关门，仓皇逃出秦国。
与司马光同朝为官的王安石有一篇很短却很有名的读书笔记《读孟尝君传》，评论的就是这件传奇故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是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为政敌，但他们对孟尝君的评价都不高。只是王安石比司马光批评的言词更为尖锐，作为对孟尝君的总体评价，王安石就事论事，就人论人，所见者大，见解独特，并没有司马光那样基于“资治”的实用主义态度。
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司马光在“齐王封田婴于薛”的历史事实之后竟然紧接着写了两篇“臣光曰”来议论多年之后才在田婴之子孟尝君身上发生的事实，由此来看，他的“议论冲动”在这部史书中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孟尝君在战国史上的地位虽然比他的爸爸重要，但这些轶事本身，还够不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
与《资治通鉴》涉及孟尝君的多篇“臣光曰”相较，在《史记》的《孟尝君传》的篇末，太史公司马迁只“曰”了一句话：“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其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司马迁的评论，似乎只是用自己的实查实访来确认文献记载中孟尝君“好客”的传奇，而不像是对孟尝君这个人物直接的评价。然而，这似乎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揭示出：一个政治家功利主义的用人政策对民间社会的道德风气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在他死后百年都难以消除。换句话说，汉代薛中闾里的那些“暴桀子弟”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正是战国传奇政治家孟尝君留在历史中的污渍。这样的见解，与司马光在《通鉴》中过多地着眼于皇权正统和过于强烈的“资治”意识相比，显示出更为开阔的认识空间和更为悠远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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