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适合春晚”
曾经大红大紫的笑星姜昆,在21世纪的头三年(2000-2002)连上了三届春晚,那时互联网刚开始普及,姜昆也涉水其中,办起网站,故而出了个节目叫《妙趣网生》。之后,姜昆连续六年匿迹,直到2009年,像是又想起了点什么,他跟戴志诚带着一个《我有点晕》重出江湖,翌年又演了《和谁说相声》。这两次出场,主题都与忆旧有关,“三十年前我和李谷一一起演了《刘海砍樵》”,“我最近这二十年哪一个段子能超过《如此照相》和《虎口遐想》?”沧桑怀旧中杂有自知之明,江湖上有关“姜郎才尽”的坊议风评,他公开地、完全地接受下来。
我一直觉得姜昆不容易,少有人像他那样,贵为春晚大神级人物,长期在体制内握有实权,文艺界人脉无远弗届,还能如此勤勉地准备作品,选上没选上、质量好坏姑且不论,至少说明他真心想为春晚做点什么。2000年他五十岁,2010年六十岁,在这两个坎儿上,他分别被紧迫感狠狠推了一把。两坎之间,姜昆只剩一个远远的背影:他失语了。
他知道,在春晚上发有质量的声,需要“跟上时代”。2002年的《妙趣网生》复述了几个妇孺皆知的网络段子,引起了许多嘲笑,一时坍足了台,不过,我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图森破”,与姜昆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不无关系,他在台上就老老实实地说,我拿到这儿来分享的笑话,是别人发给我的。这是一种谦卑,是在向自己不甚了解的网络文化(尽管他办了网站),及其裹挟而来的海量的创作素材致意。
网上可以搜到这样的图:姜昆、李文华与群众在一起,常宝霆、白全福和农民在一起,马三立、张庆森在工人的簇拥之中。“深入生活”并非口号,而是真实的创作生态,过去的创作者,被一项技术革新、一项发明、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一类社会新现象所启发、感动、号召,或者接手了一项政治任务,着手写一段新相声。姜昆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锤炼出来的。他接触到互联网时,抱着惊奇的态度摘了几个笑话,老老实实交待了出处(“网生”),他不能料到,十年后的2012年,曹云金、刘云天两个少年,拿着一个至少三分之一包袱靠凑集网络笑话而成的《奋斗》,名正言顺地进入春晚语言类节目主力的行列。
再怎样补课,再怎样开放胸襟,老人们也跨不过这道撕裂性的鸿沟。你听三十年前的相声,固然参差良莠不齐,然而绝大多数能讲完一个故事,至少有完整的情节,“主创人员”在此前提之下编制包袱。怎样创作,亦决定了态度如何,2010年的《和谁说相声》,姜、戴请了功力不凡的津门演员赵津生登场,赵比姜小七岁,他说,排练中的姜昆很认真,细抠至每一个字。在台上,姜昆声称要换搭档,因为他和戴志诚合作了二十年,都无法回到《如此照相》、《虎口遐想》的高度。作品本身,论质量只高过及格线,但现身说法,示弱、自嘲及自我颠覆,坦言过去二十年的失败,以此充实情节,姜昆是使出了吃奶的劲的。
纵力有不逮,态度要诚恳——姜昆作如此想,但别人未必领情。
曹云金、刘云天以另一种态度,加上“应试教育”式的策略,也攻破了春晚的门槛。《奋斗》的重头戏,一大段台词,都围绕着1986版《西游记》里沙悟净展开,这是网络上早已流传的笑料。尝到甜头后,2013年,曹、刘的《这事儿不赖我》故伎重施,如主考官刁难面试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记住你”,如生物老师考学生鸟腿,都是传播甚广的网络段子。对他们来说,笑料才是第一位的,攒够了笑料之后再设定一个主题,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冯氏春晚”没有带来任何新意,相反,大概是为了遏制前几年的三俗化苗头,保守力度还陡然加剧,在添加“光明的尾巴”方面,它比往年做得更粗悍、更强硬。在那据说精挑细选后仅存的五个语言类节目里,曹、刘的那唯一一段相声,倒是不像前两年那样,承担起督导人民自食其力、实现梦想的政治任务(“没有爱情可以追求爱情……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刘云天的台词),但在抄段子方面,曹刘倒是很有马年精神,一发而不可收拾,闷头狂抄,别无他想。
仅举二例:把“泰国”写成“秦国”早已不新鲜;在泰国住酒店,跟前台说“Jerry在我房间里”,是个老得牙齿掉光、连牙龈都已萎缩了的网络段子。这尚不算,拼凑网络段子的后果,是情节因迁就包袱而支离破碎:前边说自己媳妇如何不好(这就已经大损格调了),到了泰国,却只发生了一件“Jerry事件”,逻辑关系之混乱,已到了无视节操的地步。
何以如此前言不搭后语的相声能入冯氏春晚法眼?唯一的解释:安全且应景。春晚相声,向来是唯快不破,曹刘能做到快节奏一贯到底,让观众产生如同听了鞭炮声一样的喜庆感觉,肾上腺素受到刺激而加速分泌。懂行的人看得出,曹刘的尺寸刚好能塞进春晚给每个节目特制的量具里,而不服从的、容易激化矛盾的枝枝节节,嚓嚓几下砍掉便罢。
还有太多可谈的。
细数1983年以来登过春晚之台的相声演员,为数亦有三四十号,但因春晚成名的相声演员,几乎一个没有。而那些成名后才上春晚的演员,也只是蜻蜓点水过无痕,助个几分钟的兴,对春联,说个三句半,道声祝福,如此而已。侯跃文石富宽,李金斗陈涌泉,笑林李国盛,都曾被分配到了此种待遇。
春晚不允许你有个性,1990年代以来,除了主题要“健康”、“积极”,它甚至要求统一的节奏,以便让观众不喘不息不回味地看完,鼓掌喝彩了事。以此度之,曹刘这对前德云社的搭档可谓“标配”,稳稳当当,八面玲珑,服从组织分配。可悲的是姜昆,他多么希望为春晚定下“调子”,但后来他却被体制化、禁区化的春晚胁迫出局,进退失据,彷徨无地。
五十岁和六十岁的两段爆发之间,是姜昆长达六年的失语,有各种客观原因,我不知道其间他做过几次努力以及如何努力,等他重新发声,放出的信号是:我认输了,这已不是一个我可以置喙的环境。饶有深意的是,这个“我已不适合春晚”的信号,依然是借着春晚的舞台放出来的:《我有点晕》从怀旧开始,以配合春晚政治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咏叹”终;昔日的光荣给姜昆的压力和使命感,如今靠着真诚的自嘲,还有强打精神的乐观,得以一点一滴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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