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资料图：1941年2月，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与社会各界显达一同带头吃素。）

文/吴强

　　东莞扫黄风暴过后，南京也刮起了一个小旋风。那是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到访南京大学的演讲所起的政治效应。不要以为这两件事体互不相干。其实，透过时间的巧合，两者相怜，是颇能读出风暴背后的政治涵义，甚至读出“联系前后三十年”、乃至新政权“通三统”的抱负出来。

　　王郁琦在南大的演讲本身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照例是对青年喊话，还很抢了民进党提出善待“陆生”的功。不过，他的这次讲话最后落定在振兴两岸传统文化之上，颇堪玩味，似乎为即将到来的“习马会”基调做了暗示：两岸以传统文化作为政治合作的共同基础。以王郁琦专门提到的1960年代台湾当局所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联接点，大陆不仅将重新接过这个“文化复兴”的旗子，而且，以此联接所谓前后三十年，实则联接台海两岸，发起民族主义的复兴运动。

　　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蒋介石先生生前发起的最后一次重要运动。其时，大陆“文革”肆虐，文化惨遭涂炭，蒋介石在1966年的革命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文革”实为第二次“义和拳”。其后，孙科等连同1500余位文化名人发起联署，倡导将辛亥革命纪念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1967年，蒋先生倡导创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等一干文化机构，正式发起了“文化复兴运动”。从此可说，台湾孤悬海外并能自保，很大程度上全靠重建传统文化实则所谓礼义廉耻四维的传统儒家伦理。

　　蒋先生文治武功，除领导全国抗战胜利外，他一生曾经发起三次运动：

　　第一次是1926年发起的北伐，1928年底随东北易帜而完成全国统一，开始训政，其间引发清党；

　　文化复兴运动则是在台湾初定、大陆“文革”之际他发动的最后一次努力，至今仍臧否不一，但是最低限度上，也很难否认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最后开出了民主转型之花，起码对今天台湾的“小清新”社会打下了基础。

　　所以，今天大陆知识界对这场“文化复兴运动”讳莫如深却又各择其用，有宪政派喜欢从中总结训政到宪政的文化转型道路，但更多的是大谈文化复兴运动所仰赖的新儒家，以所谓“儒家民主”如何帮助蒋氏巩固威权统治。大陆自身，从19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然后到不久前习近平主席的“曲阜讲话”，仿佛在不自觉地践行后者的道路。

　　然而，更有趣的是蒋先生的第二次运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今人了解不多，然而，在过去一年间，一场新的新生活运动已经恍然再现：从交通整治到八项规定，从净网行动到打老虎，从中国梦到曲阜讲话，从吃庆丰包子再到东莞扫黄。在各地街道漫天的梦系广告、以及电视充斥的多回家陪老人宣传中，一个回归传统伦理的社会建设运动俨然成型，且与内政外交同时进行的法制化和民族主义煽动平行发展。

　　这种背景下，更有必要高度重视历史上剿匪初定、抗战准备进行的背景下，蒋先生特别是小蒋后来介入的新生活运动，不仅可以从中解读新生活运动与之前的北伐清党、之后的文化复兴间的关联，更可从中读出伦理运动与文化复兴、军事准备乃至二代领袖之间的关联。

　　新生活运动，最早见于蒋先生1932年所做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但于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正式发起，当年7月1日在南昌设立新生活运动总会，蒋先生夫人宋美龄亲抓妇女工作。其时，东北已经沦陷，而中国仍未做好抗战的总体准备；国府对赣南、闽西的红军清剿节节胜利，即将完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开始，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纳粹上台，德、意式的“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威权主义以及相应的合作主义社会秩序观在中国击败了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得到大力推崇。新生活运动之起源为效法新政，而蒋先生此际以新生活运动入手，以生活伦理进行社会动员、凝聚人心、训练国民纪律，不能不说收效甚大。

　　蒋先生的新生活运动，以所谓儒家“礼、义、廉、耻”之四维为伦理基础，声称“四维既张，国乃复兴”，而其主旨为确立全民“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年3月连发三份对新生活“三化”规定，号召国民清洁整顿卫生和秩序、强身健体、积极参与社会生活，遂行抗战前的社会准备。

　　这“三化”即生活艺术化，包括要求国民日常刷牙、灭蝇、灭鼠、“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王郁琦这次南京演讲提到的2007年台湾青年“壮游”计划，似乎便取自于此；生活生产化，限制打牌、麻将、宴席，比诸今日之“8项规定”还要详细 、琐碎，如“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还有生活军事化，提倡集体出操，“提倡冷水洗浴”。

　　无论后人对此如何非议，新生活运动却训练了现代国民，其大部分内容也延续至至1949年以后，今天听起来还颇像笔者发起的“城市六艺”。结果，新生活运动一改社会风气和国民之精神面貌，也因继承儒家伦理观而改造了国民党此前颇受怀疑的革命面貌。北伐之初，因为叶德辉被农会所杀，王静安先生愤而投湖，很能代表传统精英对国民党的态度。而此后，国民党真正从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党转型为为专注民族-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开始全面建立温和的威权主义训政，结果收获了全面抗战前中国的黄金十年。

　　后来撤台，台北街道也分别以此四维命名，政大和许多中小学都有“四维楼”，如大陆之逸夫楼之存在。当然，大陆人民今天虽然早已不知新生活运动，1949年后只在诸如侯宝林相声和最近的电影《1942》里还能偶尔见到反面解读，却因为台资企业的管理方式而更熟悉另一套相似的话语——美国1950年代初兴起的全面质量管理、后来被日本企业特别是丰田所发扬光大的5S，即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再加上安全而有6S，1980年代后风行日本、台湾地区，并从1990年底起全面改造大陆企业的管理文化，一起汇成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不能不说，这6S与昔日新生活运动也有着高度契合。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新生活运动虽然最后到1949年以失败告终，却是国民政府二代领导人养成的政治舞台，可谓老蒋发起，小蒋却是主角。

　　蒋经国从赣南新政开始介入，以上海打老虎结束，形成了自己的执政风格、治理手法、和干部体系，从而奠定了后来在台的执政基础。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于1937年4月19日从苏联回到上海。经过一番闭门读书反省后，辗转于1939年6月出任赣南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大有重走阳明路之意。他与王阳明当年在赣南的职务几乎一模一样，他的治所赣州，原来就是红区内久攻不下的堡垒，内有一处通天岩，正是王阳明昔日结庐讲儒所在。

　　顺便说一下，后来蒋先生在台北的官邸所在，原名草山，曾是乱坟岗子，是被老蒋亲自改为阳明山的。小蒋此赴赣南，本来就一为显示其反省成效，重新取得老蒋之政治信任，而刻意整顿这块曾被红军涂炭之地，试验如何经营抗战大后方的使命。

　　原本，老蒋搞新生活运动，就靠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将旧的儒家伦理以现代社会动员方式转化为全民纪律，可谓前所未有，当时及事后都遭遇不少耻笑，正所谓“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而小蒋在赣南搞的新生活运动，有颇多创造，包括许多深入人心的口号，影响中国社会风气几近半个世纪，如富有苏联共产色彩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小蒋在赣南的主要工作，一方面走儒家式的群众路线，提倡“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房住、人人有书读”，并颁布《新赣南家训》，将身体训练、卫生习惯、纪律养成与国民服从和国家建设相通连。其中，废娼扫黄是其移风易俗的中心之一，发动妇女运动，实行劳动教养，创立中华儿童村等，留下许多佳话。另一方面，在群众路线基础上，提出“除暴安良”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恢复地方秩序，严惩贪官污吏。他还第一次尝试打老虎、全面禁毒，对前江西主席熊式辉支持的毒品销售和裙带网络严厉打击。一时间，抗战背景下，大后方的赣南模式与陕北模式，一南一北，互别风头。

　　现在再看小蒋在赣南的废娼，实在苦心孤诣，既显示其新生活运动下改善社会风气的实效，又体现铁腕治理的手段，其儒家式的伦理治国，更彰显其法家式的权威主义。事实上，小蒋当时广为设立所谓密报箱，鼓励民众检举，在儒家伦理和民粹主义之外，尤善特务统治，这也为他日后赴台从情治系统入手接掌老蒋权力铺下了伏笔。

　　而且，从他到赣南的第二年即1940年起，蒋经国在赣州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培养大批嫡系干部，到1945年离任时带走大批赣南子弟，成为他的亲信。所以，新生活运动于小蒋而言，无论如何，都意义巨大。

　　在这个意义上，相比小蒋70余年前的赣南新政，东莞扫黄究竟有多大新意，也许并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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