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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书评 | 张丰: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

2014-03-31 张丰 大家

文/张丰


《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想的心理学实验》是2013年最不该被忽视的著作之一。但或许是出版方(新华出版社)不善推广的缘故,它未见于任何一个好书榜。相比之下,2010年三联出版社推出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到2011年已经印刷4次之多,几乎成畅销书了。


事实上,《对权威的服从》的作者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是中学同学,两人都进入了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系。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要比津巴多早得多,引起的争议也更大。当米尔格拉姆知道津巴多在做斯坦福监狱监狱实验的时候,他感到一丝欣慰,因为一个和他一样“没有道德”的心理学家出现了。如果说《路西法效应》证明了好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可以成为恶魔的话,那么《对权威的服从》则证明,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成为“恶魔”的潜质,因为在权威的命令下,他们会对一个受害者进行电击,一直到450伏特。


【一】


1960年代,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个人道德和自由意志的看法。实验的基本方法是:实验者招聘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告诉他们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他们充当教师,在主试者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对单词配对出现错误的时候,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30个电击开关,从15伏特递增到450伏特),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嘟囔,抗议,惨叫,大喊自己心脏受不了),有26名受试者在主试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toAuthorityStudy>,图为实验参与者在做痛苦选择。)


当然,被困在椅子上、身上连接电击器的“学生”只是一个演员,他的种种痛苦反应都只是逼真的表演,并没有真正电击,只是受试者不知情而已。米尔格拉姆改变实验的各种变量,做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大约1000人。尽管变量不同,彻底服从(坚持到最强电击)的比例也不多,比如,当有人帮受试者按开关,40人中坚持到最强电击的达37人,而主试者不在现场,进行电话遥控时,比例又大幅降低,但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服从普遍存在。


在走进实验室之前,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不会干出电击受害者的恶事。这些实验,不但整体上改变了公众对个人道德的看法,由一些变量所导致的不同结果也很有意思:外表强悍的大汉,反抗的意识并不比弱女子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要比受程度低的人更具反抗性;从事法律、医疗、教育的人,较之于从事工程、物理科学等技术性工作的人,服从倾向更高;在军队中服役时间越长,服从程度越高,但无论服役时间多长,曾担任军官的要比士兵的服从程度低……可惜的是,对这些细微的区别,书中缺乏更深入的分析。


服从受试者最常见的思维调整是,他认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他将所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主试这个法定权威,从而推卸掉了自己的责任。他把自己视为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以道德责任行动的个体。在实验后的受访中,服从受试者的普遍解释是:“如果就我自己,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米尔格拉姆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为“代理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服从者,不再从道德的角度对行为作出反应,道德关注转向了另一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


这让我们想起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杀害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最终执行方案”的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在人们的心中是不折不扣的恶魔,战后他逃亡阿根廷,最后被以色列的特工绑架回耶路撒冷审判,他对自己行为竟然平静地做出无罪辩护:我只不过是完成自己的职责。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像一个可怕的恶魔,而更像一名毫无激情的官僚,他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桌前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内心并不带有特别的敌意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最根本的启示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中,具有艾希曼潜质的大有人在。对人类而言,幸运的不过是,虽然艾希曼常有,但希特勒这样坏的权威不常有罢了。


【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弹。人们不能接受,自由而民主的美国人,竟然会做出电击受害者这样的事情。其后,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瑞典的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重复了这一实验,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


米尔格拉姆探讨的不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模式的“独裁主义”,或者一系列的心理态度,而是权威与服从本事。独裁主义可能会由民主化取代,但是只要社会继续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存在,权威就不可能消失。米尔格拉姆曾在美国各大学进行服从实验演讲,实验中受试者的行为令学生们非常震惊,他们表示永远不会做出这种行为,但是几个月后这些学生就被送往军队,参加越战。与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相比,电击受害者的行为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但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自责。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也许是全世界军人的共识,军人无疑是“代理状态”的极端化体现,因为任何一支军队,都会通过训练而消灭士兵的主体意识,让人成为工具。这种服从,同时伴随着对对手的贬低,把对方也贬低为非人,从而完全逃避道德层面的思考。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完全服从的受试者在事后经常贬低受害者:他太蠢了,记不住单词,不然我早就停止电击了。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有一个长时间的贬低犹太人的运动,把他们视为二等民族。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越战战场,美军把越南人称为“gook”(越南佬),好像他们是二等民族,不值得同情。越南战争中发生了米莱村大屠杀,数百手无寸铁的村民被集中到沟里,包括一些怀抱母亲的婴儿,被美军一个小分队用m-16枪扫射而死。1972年美国一项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长官命令他们射杀一个越南村落的村民,他们会遵命而为。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被人批判的一个理由是,这些实验对那些不知情的受试者来讲,是残酷的、不公平的,曾“伤害别人”的经历,或许会对他们留下心理创伤。但是,实验后的跟踪调查显示,这一实验非但没有给受试者留下阴影,还起到了某种积极的反思作用。1964年,一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参加了复制实验,并且完全服从。参加电击实验,对他的生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识到,如果应征入伍,他绝对会做出残忍的事,这让他感到害怕。因此,他拒绝参军,并且准备好了去坐监狱。


【三】

由于实验探讨的主要是服从及其心理结构,米尔格拉姆对反抗着墨不多,但是,反抗显然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如果服从是人性之幽暗的话,那么反抗就是让人类继续活着的那束光亮。


米尔格拉姆书中只记载两个反抗者。其中一个是旧约教授,他在按下150伏特开关后停了下来。当主试告诉他实验很安全时,他被激怒了,提到实验对学生情感上的影响,而不是身体上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主试不过是严厉而狭隘的技术人员,根本无法与其进行高水平对话。实验结束后,主试问他:“想要加强反抗不人道权威的力量,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他回答:“如果人类有了最终极的权威——上帝,人类权威就不足轻重了。”他的回答表明,他并不是反抗权威本身,而是用一个好的权威——神来代替坏的权威。


另外一位停下来的是一个31岁的美丽女士,到了210伏特,她坚决拒绝继续,理由是“不想对这个男人的痛苦承担责任”。在此前的实验中,她自始至终表现得坚决果断,没有任何紧张感,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似乎反抗对她而言是一个简单的理性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少年时代,是在纳粹德国度过的,她说,“也许我们经历太多痛苦了。”


上述两例有很强的代表性:一位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另一位则是早已见识了太多由于服从而导致的罪恶。对普通人来说,反抗权威是很难的事情。这并不是由于权威的力量异常强大,而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社会,内在包含着地一种权威-服从结构。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以等级形式组成一个个群体,对群体成员而言,这种构成方式非常有益,可以战胜部落遇到的各种危险。而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这种记忆会逐渐演化为一种生理和心理习惯。


所有人都是在各种权威结构中长大的,小时候当父母告诉我们,“不许打小朋友”,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两个:其一,命令的接受者要礼貌地对待小朋友,其二,还有一个隐藏的命令,“你要服从我”。而这个隐藏的命令,是前一个表面命令的基础,如果不服从父母,那“不打小朋友”就是一句空话。我们道德观念的形成,与这种对服从要素的反复灌输是分不开的。在所有具体的命令中,服从是唯一共同的要素。


有一些反抗,其实仍是服从的一种形式。比如欺骗权威,很多受试者都有一个有趣的反应,在他们读到正确的那个单词时,往往会加重语气提高音量,在他们看来,这是对“学生”的善意提醒,并由此减轻受试者自己的道德压力。这种反抗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安慰,因为这是建立在完全承认主试的权威前提下的。还有一种“反抗”可以称为异议,受试者对主试命令的行为表示不同意,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异议也是一个减轻紧张感的心理机制(反正我已经提出了不同看法,出事就不能怪我),并不是反抗,因为很多异议者在被主试驳回后,都继续进行了电击。真正的反抗始于内心的怀疑,是从根本上怀疑主试的动机和价值,怀疑这个实验的意义,只有整体上怀疑权威的合法性,才能产生决裂的行动。用文学作品的例子来说,怀疑就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翻遍所有史书,看到的不外是两个字,“吃人”。这就是怀疑的时刻,也是觉醒的时刻。对个体来说,觉醒是痛苦的,也伴随着恐惧,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对行动完全承担责任。而在集权社会,这就必然伴随生命危险。


鲁迅曾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因为他发现中国人“无非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不得不佩服他的深刻,因为他以作家的嗅觉敏锐地感知到了服从的本质。但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向我们表明,服从的困境是整个人类面临的状况,没有哪个民族比别的民族更有奴性。

 

(原文标题:《谁比谁更坏?》)

 

【作者介绍】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附图书出版信息:

《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

 作者: 米尔格拉姆

 译者: 赵萍萍,王利群

 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

 页数: 234

 定价: 29.00元

ISBN: 97875166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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