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 | 刘柠：“靖国神社问题”的前世今生

说靖国神社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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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问题”的前世今生》

文/刘柠

每年临近“8·15”，中日两国都很神经兮兮：中方睁大眼睛，死盯着日本政客的每一个动作，包括桌面下的“小动作”；日方虽说也“谨小慎微”，仍不免动辄得咎。如今年“8·15”，共有105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安倍内阁的3名阁僚。另有约100名国会议员由秘书代为参拜；而首相安倍晋三尽管未亲自参拜，却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自费敬献上了一份“玉串料”（即祭祀费）。安倍的这种“小动作”，虽然注定会挨右翼的骂，却也逃不脱中方的“记过”，可谓两头不讨好。

说靖国神社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实不为过。只是定时炸弹之所以恐怖，在于它不知将于何时爆炸，而靖国神社这枚炸弹，爆炸时限似乎被“约定俗成”地设定于“8·15”这一天。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参拜日，如春秋两个大祭，分别为4月21日至23日和10月17日至20日，按说也相当重要，但惟其少了所谓“终战日”的政治象征性，一般来说，不被看成是国家祭祀，似乎有种“罪轻一等”的意味。有些“狡猾”的政客（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会刻意避开“8·15”，而在春秋大祭时参拜，实际上是充分评估了“中国风险”（主要是中方，其次还有韩国）后的策略性选择。安倍多半也属于这种政客。

对日本来说，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持续“发酵”，并非祸起萧墙，而是中韩等“境外势力”外压的结果。当两国关系比较默契，得以维系某种良性互动时，这种外压可起制动的作用；相反，当两国交恶，良性互动变成恶性循环，彼此展开口水战时，外压不仅难以制动，甚至有可能变成助燃剂。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舆论反制是错误的、无效的。而是说，在两国关系逆转、情绪性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一方的反对和批判，恰恰可能成为对对方行动“意义”的变相“承认”，甚至为其在本国内的政治斗争中造势、加分。

回顾中日两国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漫长拉锯战的全过程，不难看到：问题最初的“发酵”，确实源于中方的施压。但好在彼时中日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机制尚未破坏，一度“发酵”的问题未至扩大化。

始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原名为东京招魂社），由于在二战时期扮演了国家神道象征的角色，在战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对国家政治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曾经历了一场存废之争。后因美国着眼于对日占领稳定性及东西“冷战”的考量，靖国神社得以保留，从战前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共同管辖的招魂设施变身为特殊宗教法人。

战后，靖国神社当局预料到陆海军部即将被解散，遂临时决定于1945年11月19日举行祭祀，将尚未合祀的一般战殁者一起招魂合祀。截至1967年10月，靖国神社分四次实施了对乙丙级战犯亡灵的合祀。1987年10月17日，在家属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靖国神社当局又把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处刑的十四名甲级战犯的亡灵悄悄地合祀进来。至此，靖国神社合祀的构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据说，昭和天皇（裕仁）出于皇室的“洁癖”，生前从此再未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及皇后最后一次参拜是在1975年11月）。

对靖国神社合祀结构的变化过程，中方当然是知情的，但并未视为问题，自然也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不仅如此，战后历任首相中，从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到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等都曾在首相任上以私人名义参拜过靖国神社。任上未参拜者绝对是极少数派，连被认为史上“最亲中”的田中角荣也曾首相任上参拜过5次。

靖国神社问题的初次爆发，是在1985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第一位在“8·15”当天，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现任首相。说是第一位，其实也是唯一一位以公职身份靖国参拜的现任首相。即使是后来跟中方彻底闹掰的小泉纯一郎，虽然在6次靖国参拜的最后一次，选择于“终战日”当天参拜，但究竟是以首相的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其实是刻意做了暧昧化处理的。

中曾根康弘，这位前帝国海军中尉、大藏省官僚出身、29岁即当选国会议员的踌躇满志的政治家，是自民党内的实力派精英。成就自己的政权之前，履历丰满，历任过几乎所有的重要阁僚，从交通相、通产相，到科技厅长官、防卫厅长官，不一而足。作为首相，在任1806天，是日本现代史上第六位长期政权，也是公认最有作为的“宰相”之一。

中曾根内阁时期，日本经济如日中天，自信爆棚，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大增。对外，出席八国峰会（G8），与中美协调，构筑了建基于共同利益及领导人之间个人交情之上的大国关系；对内，向垄断宣战，拆分国铁、日本专卖公社和电（信）电（话）公社，大刀阔斧地推进民营化改革。

中曾根其人政治成色保守，即使在自民党内所谓“中道保守”的谱系中，也属于偏右者，有较浓厚的鹰派色彩。以靖国参拜而论，他是战后历代首相中参拜次数最多者之一，多达10次，仅次于佐藤荣作的11次。他鼓吹“新国家主义”，主张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核武化和修宪。在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他公然揭橥“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纲领，试图为“大东亚战争”正名。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1985年的“终战日”，“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的名字出现在靖国神社的参拜贵宾签到簿上。

（资料图：2013年8月15日，一名男子在靖国神社鞠躬。东方IC供图）

这下子可炸了锅。说“炸锅”，不是在日本，而是炸在中国。学者杨继绳说：“1985年9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298页。]——中曾根的靖国参拜像一粒火星，溅到了中国的油锅里，引发了这场学潮。8月底，北大“三角地”率先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中曾根康弘，抨击“复活军国主义”，兼涉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呼吁纪念“9·18”，去天安门游行。“9·18”当天，在校方及海淀公安分局民警的阻拦下，大部分学生未能走出校门，只有数百名冲出校门的北大学生和其他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9·18”过后，事件仍未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299页。]

是年，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应邀访问北京。一到北京，她便感到了空气中的气氛：“不习惯寒冷的我，马上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但还是禁不住直发抖。”“立于北京的闹市区东单街角上的大告示牌上，张贴着揭露战争中日军残暴行为的照片，人群聚集，我整个身心都在打战。”[见山崎丰子《“靖国批判”中的北京》（载于《文艺春秋》，1987年4月号）。下同。]北京夏秋以来的动向，也极大影响了她的采访进度：“直到夏天都还相当顺利的采访预约，9月中旬以后，突然变得难以推进，一筹莫展。尤其是涉及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采访，一概被拒，理由清一色是‘生病’、‘长期出差’等，就像约好了似的。……安倍（晋太郎）外相、樱内（义雄）前外相访华时，也未能见到胡耀邦。在这种情势下，连原定于11月中旬与我的会见也被取消了”；“随着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日的临近，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越发激烈，校内的大字报开始批判胡耀邦，胡被打上了‘中曾根首相的老朋友、亲日派’的烙印。”然而，就在山崎正陷于绝望的时候，却得到中方通知——与胡耀邦的会见“复活”了，而且日期就定在“12·9”运动50周年纪念日的前两天。

山崎丰子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拜会胡耀邦时的谈话要点。针对“8·15”前后，中国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日方在宝钢引进项目中“以次充好”、“强行推销”等传言，山崎说：“我并不是说只希望对日本给予好评，特别是关于宝山钢厂项目，西德只承担了无缝钢管的份额，而日本则是连续七年零八个月致力于合作，共投入千余名技术人员。其中有些人跟中方从业员一样，住在没有空调的车间小屋，加班加点。对这种日方的合作非但不予承认，中方的一些报纸，还刊登所谓中国被日本骗了、遭人强买强卖等报道，弹劾日本，这是非常遗憾的。希望媒体要公正报道。”对此，胡耀邦表示：“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并不知情。但公正报道是很重要的。”

山崎接着说道：“再有，在学生的反日游行中，打出了‘经济侵略’的口号。对一个主权国家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施侵略的，而且日本应该也没有强行推销。”胡马上说：“呵呵，那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当然也还有其他不正确的口号，甚至有过‘胡耀邦是亲日派’的口号。要把十亿人的意志统一成一个是不可能的。今天，也有不赞同党和国家做法的人，但人数很少。中国有句谚语叫“丑儿家家有”，说的是哪家都会有一个样子长得不济的丑娃。”

最后，话题切入靖国神社问题。胡耀邦说道：“我不会就同一件事反复谈，正式的意见，我只谈一次。我想说的是，我们决不是干涉日本的内政。但希望日方也要注意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受八国联军侵略，过了85年，记忆才好不容易变得淡薄了一些。而抗日战争刚过去40年，怎么也要再过40年左右，才有可能淡然面对。这点也请贵国予以考虑。”“他声调不高，绝无一点盛气凌人的感觉”，山崎回忆说。

进而，谈到战犯的合祀问题。参加会见的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插话说：“某种意义上，乙丙级战犯是甲级战犯的牺牲品。日本持这种看法的人所在多有。”胡听后，说道：“我的想法是，中国在文革中蒙冤的人，即使死后也在进行平反昭雪的工作。我自己便负责过这方面的工作。日本也可以对乙丙级战犯加以甄别，对蒙冤者，可以考虑恢复名誉嘛。”对胡的建议，山崎以曾创作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题材的长篇小说《两个祖国》的作者的角度，认为乙丙级战犯是根据联合国军司官麦克阿瑟的条令作出的裁决，“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恢复名誉’是绝对不可能的”。

会见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双方都相当坦率。山崎在会见后于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记者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感觉：靖国神社问题绝不是一次性的问题，也不是敷衍一时就能解决的。“我深切感到，这是一个在了解人的心痛的基础上，务须加以慎重解决的问题。”从山崎丰子的回忆可知，胡耀邦在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中日协调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仅对日方，胡耀邦还在中方内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酵”。据彼时担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对杨继绳回忆：“从北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9·18’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299～300页。]杨继绳认为：“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版），300页。]

当然，胡耀邦所做的这些协调、疏导工作，如果得不到日本领导人的善意回应，从而激活中日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的话，恐怕再多也会流于无用功。好在中曾根与胡之间有着基于个人交情基础之上的互信。1983年11月，胡访日时，在日本国会演说，应邀到中曾根的家中做客。礼尚往来，后中曾根访华时，也曾到胡的家中回访。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成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可以说都是胡与中曾根互动的结果。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问题，针对胡提出的“和平友好、互惠平等、长期稳定”的“三原则”，中曾根补充了一点“相互信赖”，当即得到胡的赞同，遂有了后来所谓“四原则”。

中曾根其人保守归保守，但绝对重视中日关系，尤其对来之不易的两国领导人个人友谊所维系的良性互动格外珍视。虽然从政治立场上，对自己1985年“8·15”的公职参拜，他从未表示过后悔，但却从翌年起停止了参拜。据其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透露，让他做出停止参拜决断的，“除了对（日本）国内外的情势做出的伶俐判断外，一个决定性的要因是意识到胡耀邦也许会因我的参拜而遭弹劾下台的危险”。[见中曾根康弘《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新潮社，2004年6月版），137页。]

他先是派外相安倍晋太郎（即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之父）去中国，与吴学谦外长接触，谋求协调。安倍回国后，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访华的感触。继而，受中曾根之托，新日铁公司前社长稻山嘉宽借赴北京商务出差之机，顺便打探“中方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真意”。

据中曾根在回忆录中记述，稻山临回国的前一天，清晨6点，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副总理万里两位“开明派”官员，“面带紧张、严肃的神情来到他下榻的酒店”，表示：“（靖国参拜问题）将给中国的内政带来很大影响，会陷耀邦总书记和吾等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务请向中曾根首相转达望停止参拜的希求。”

至此，中曾根才算彻底明了问题有多深刻。正是出于对私交甚笃的胡为首的所谓中共“开明派”的支持，中曾根才适时地做出了中止参拜的决断。事实上，作为自民党内保守派政治领袖，中曾根也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1986年8月，因他没能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官邸曾收到过寄自极端右翼团体“赤报队”的弹丸。

中曾根之所以不惜政治代价“挺”胡，显然是意识到胡已成国内保守派的“目标”。如果保守派卷土重来的话，不单对中国，对日本和世界也没有半点好处。可尽管如此，中曾根的良苦用心仍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不过这是后话了。就靖国神社问题的最初“发酵”及其应对而言，中曾根康弘与胡耀邦之间的良性互动，确实是一次不小的成功——可惜，却是唯一的一次。

【编者注】

《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是腾讯·大家新推力作，本文收录其中。

关于作者：

刘柠，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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