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梦寻中国的乡愁
从三溪园一个私人庭园竟可以看出近代中日两国气运之升降，亦不得不令人哑然讶然。三溪先生因三溪园而不朽，三溪园因先生而传世，观园观人观世，三者殊途而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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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寻中国的乡愁》
文/蔡孟翰
暮春之初，岁在甲午，日丽风和，一时兴起，遂驱车至横滨市中区本牧海岸三溪园初遊。离三溪园约一公里时，道路转入一条小巷，两旁皆是一栋一栋的独栋房子，都有前院，花卉果树累累其中。鸟鸣犬声不时入耳，左右两排樱花树夹道陈列而去，似乎迎客，却又如入幽境，欲拒还迎，更使人欲一睹庐山真面目。人未到，心已先行，不觉中，忽有阳光射入眼眸，再睁开，放眼看去，已到三溪园。
一入园便觉得别有天地，风景顿时敞开，行走几步已到湖前，再走几步右手边荷花池往前挨着睡莲池，左手就是入园时看到的名为大池的湖水。远看有一座三层玲珑宝塔，好似从杭州的北山路，走着苏堤，往夕照山看雷峰塔。
复行数步，绕过到睡莲池的右边，似有一栋诺大的草茅屋，走近细看，简直是华屋宏宇，非巨绅豪商不足以居此，一读此屋简介，乃原来三溪园主人之住家。可惜，当日不对外开放，于是不得入门观览。回到两片湖水之间，再走数分钟，到了分叉口，往左则是循大湖边继续赏景，往右则入所谓内苑，二战前，不对外开放，为原来主人家的后院子。
到了内苑，惊觉突然仿佛回到京都的禅宗五山僧院。大门一开，便是石板路笔直往前，两边古松插天，右边是有一片门扉深掩的院子，门上有匾题名“白云邸”，为主人收藏美术品与客人共赏之处；左边是一片粉白的墙，直走中间后面又有一大门，深锁，只能绕道而行，一绕过眼界再度放宽。
迎面而来则是一大片草坪，草坪上有一位肌肤细白的东瀛女士，身穿极富春意的粉色和服，一些摄影师、经理、助理在旁准备拍照，真是良辰美景，躬逢其盛。草坪后有一池子，池子后木制房子延连数栋，最后一栋有两层，二楼有栏杆可以依偎，窗户可以完全打开，视野无阻，可以想像一览内苑无遗，是号为迎春阁，乃旧德川御三家之一，纪州藩藩主的别墅，建于庆安2年（1649），后为主人于大正6年（1917）移筑于此。
迎春阁其后，高木峻林，不知是山外有山，亦或是林深不见处，好奇欲知为何，便往迎春阁后行。经过竹林，竹林底处，隐约有一屋，但不知为何，接着有亭以为桥，可以在桥上坐下休憩，想起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虽远远不及五亭桥之壮观，却以幽静取胜。桥下有小溪，从树林深处流下，便在循着蹊径往上走，不久看见两栋房子坐落其中，一栋方正有王者之风，果然原为德川将军在京都二条城中接应其他诸侯的场所，名为月华殿，大正7年（1918）移筑至内苑，建于庆长8年（1603），在德川家康成为霸主的三年后。
另一栋小许多，为茶室，即喝日本茶道的专用房间。此园主人为日本二战前三大“茶人”之一，园内有茶室多处，此茶室名为“金毛窟”，有一些建材从京都大德寺三门（山门）使用过废弃的木头移来作为床柱。金毛窟一名有典故，出自日本著名禅僧七代帝师梦窓疎石（1275-1351）在下总（今千叶县东北部）坐禅修行之处。日本茶道与禅意结合，自成一格，喝茶如参禅，茶道仪式如修行作法， 一规一举，皆有法度，不得造次，不同作法，形成茶道不同的流派。所用之茶为抹茶，原为茶饼，磨成粉状，有如唐代所喝之茶，非后世以茶叶泡茶，颜色深绿幽寂，味道苦涩沉香。所用茶具茶碗皆极为讲究，以茶碗喝茶，不用茶杯。真是唐风禅意，不免有今世何世之感。
顺路从另一头而下，撇见一栋在二楼有一正方形小阁，走近一瞧，这楼题名为“听秋阁”，建于元和9年（1623）京都二条城内，于大正11年（1922）移筑至此，亦是主人生前最后一栋移筑的建筑物。举头四处张望，此阁楼周遭皆枫树，现在枫叶新绿，颜色清爽剔透，可以想见一到深秋，枫叶便化为殷红，填满天空，飞舞溪谷，有夕阳无限好的景致，但却取名为听秋，而非观秋，实在别有寄意。令人想起欧阳永叔之《秋声赋》，描写秋声百态，不得不一同千年前之人，感慨人生的短暂脆弱，面对大自然的“草木无情，有时飘零”，又认知到人们“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之荒诞。题名之主人，虽大富大贵，千百年之下，亦竟同有此无常无力莫名之悲，莫非参透死生，正如同王羲之在《兰亭集序》所言是虚诞妄作，人只能有所觉悟，一切“终期于尽”而已。
再往下走，惊见一个大石棺，乃日本奈良海龙寺附近出土，约5至6世纪的遗物，稍远处有一栋珈蓝堂塔，为丰臣秀吉为其母祝寿，建于天正19年（1591）在旧天瑞寺内，今亦移筑至此，越发令人惊奇此园主人的嗜好。走着走着，竟走到刚刚若隐若现的竹林底处，又是一间茶室，名为“莲华院”，其中一些建材是京都宇治地区著名古刹平等院凤凰堂的一些古木头，只能在外头观望，再想此园主人是何方神圣，竟能使日本四方上下千年之建筑遗物聚于一个私人庭园，此是实有包涵古今之气魄呢，还是暴发户之搜奇炫耀呢？为了求解，回到内苑入口附近的三溪纪念馆，入馆参观。展示数量虽少，说明亦嫌简陋，但仍足以知此园与此园主人之大概，知此园此主人，则可知近代以来何以东亚中日两国气运如此不同，洵令人感概万千，在此先搁下，下面再议论一番。
出了内苑，回到外苑，湖水再入眼帘，正发愁该往湖中岛走，还是再往深处高处行。出游不登高，总难尽兴，亦开不了视野胸怀，于是便往山上宝塔处去。途经一亭，十分不起眼，名为“初音茶室”，据说印度文豪泰戈尔，与日本当时文坛大家芥川龙之介等文人皆曾在此喝过麦茶。
麦茶在日本自古以来即为人饮用，是大麦的种子煎制而成，夏天冰镇喝来，麦香遗韵，心旷神怡，且不伤胃，所以大概是游走至此，稍微歇息，喝一杯麦茶消暑解渴。再过去有一小片梅林，梅树的姿态相当曲折蜿蜒，称为“卧龙梅”，虽然取名出于梅树之形象，主人之自许亦昭然可见。树林间看到一座寺庙建筑，又看到一栋日本岐阜县白川乡固有所谓合掌造的房子样式，临时变卦，先去看看让白川乡登录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的建筑群是否完整再现于数百公里之外。
不失所望，所移筑至此园的房子，必是白川乡一带，豪农大户的屋子，据说原建于日本宝历年间，相当于1750年左右。踏入其中，恍如登时到了白川乡。一进门，右手边，有个小马厩，一个大玄关，一楼是一个大房间挨着一个大房间，厨房浴室宛如当初，虽有趣，却比不上二楼。二楼现为展示处，其实屋檐与遗漏天花板间的空间，一切木板漆黑，应是以前一楼冬天烧炭烟熏所致，二楼过去多用于养蚕，亦因此而致富，可谓天造人为，出于意料之外。所谓合掌造的样式，就是屋檐陡斜成两手几乎合掌状。不过此屋是在1960年才移筑至此，与园内主人的住家风格接近，加上主人出自岐阜市离白川乡不远，算是深得主人之心的一个佳作。此屋邻近有一草茅屋檐之庙宇建筑，由镰仓东庆寺移筑至此，深有禅宗风味的朴素木造建筑，虽有石灯笼伫立于庙前，似乎为其守夜，只可惜没有念经的回响声，亦无钟声，敲醒世人之迷误。不过，主人可能以为醒者自醒，醉者自醉，没有自我明心见性，一切钟声不过是五音乱耳罢了。
话归正题，再稍回头，登山去看宝塔。山不很陡峭，途中，从两棵笔直悬空的松树间遥望对面，忽有一座庙宇正殿的建筑，只看得到深蓝屋瓦，一片一片，整整齐齐，恍如水从一片玻璃缓缓流下，更觉此园峰回路转，层出不穷，收集大千于好山好水。不多时已经到了山顶，顶上便是从旧灯明寺移筑而来的三重塔。此塔全为木造，无砖无钉，以木榫组装而成。大概是室町时期的作品，约明永乐到嘉靖年间。可惜无法登塔，但也可以远望横滨市景，俯瞰全园之概括，原来是三山三溪谷，三溪园即取名于其地理，是东亚庭园选地中之上上乘。晚明计成写了一本是东亚最早谈庭园设计的书《园冶》（成于崇祯7年/1634），其中关于选地便说“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有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
山顶之上，观图竟又有一松风阁稍往园外方向走，步道平坦，不久即看见一堆断壁残垣，近看是一堆红砖是为旧松风阁，由主人的养父建于明治20年（1887），原为洋式略带有中国趣味的两层红砖楼房，松风阁一名由明治年间当过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所题，伊藤后来代表日本与清廷签了马关条约，东亚在历经多年战乱后，竟尚未脱离两个甲子前遗留下的地理政治格局。见此遗址，不禁然领悟古今兴衰，黍离之悲，须有豪杰辈出，领引风骚，重开生面，一定乾坤。
泰戈尔曾在此楼住了数月之久，泰戈尔1917年出版批判民族主义一书，便成思于滞留三溪园之时，想必与主人为心有灵犀的同志。此楼原址本来可以一览本牧海岸，收东京湾于眼底，现在则须再等上层楼，到一栋极为无味的水泥堆上观望。岂知一上去，嘈杂无比，往下看是高速公路，放眼望去，尽是天然气石油储存所，大坏游兴，于是便匆匆而下，竟亦马上远离尘世，霎时重返净土。
至是，更佩服主人当时造园时的深思熟虑，三溪园位于横滨市中心数公里以南，日后发展或恐与园内风景有不协和之惧，是以，园内虽有松风阁一处借景，却不似其他东亚众多庭园往往以借景为尚，如京都天龙寺曹源池庭園若无向岚山借景，实无甚可观，借景岚山，浑然一体，不知远近，仿佛山就在庭院中，神乎其神，不愧为禅宗五山文学大师梦窓疎石（1275-1351）所作之庭园。东亚现在各地庭园若昔有借景，今则多为极不堪看，试想从万寿山往昆明湖一望，再望那中关村一带的高楼仅仅觉得突兀扫兴，就是没有在纽约中央公园大储水池东边往西城高楼看那番景观，城市与自然相得益彰，正是水天楼三者合一的感觉。所以，三溪园其他园内各处不向外借景，皆在园内相互借景，自成一个可以“梦寻西湖”的小天地。这亦是为何到了大正昭和初年时，日本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咸欲一睹三溪园为快，连以常常嗤笑土豪的大作家夏目漱石对三溪园都赞誉有加。
走下山来，走过小桥，走过湖中岛，往右走数分钟后，即到之前在两松之间看到的寺宇建筑。此建筑如三层塔亦属旧灯明寺，为其本堂。此本堂建筑亦是战后才移筑至此，配合原来同寺的三层塔，觉得浑然一体，很容易误以为塔与本堂原来就在此处，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实在可说是继承主人遗志的杰作。阅毕，再回到大池边，水边池里种满了菖蒲，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像是春天灿烂的酒窝，绽放。对岸有一排紫藤，花已谢，树叶成荫，俨然为天然凉亭，其下设有板凳，游人坐于其中，享受凉风阵阵，美景连连。
前面提到计成的《园冶》，书中洋洋洒洒大谈相地，立基、屋宇、栏杆、选石、门窗、铺地，等等，可知建筑物如楼阁亭榭，走廊铺地为东亚庭园的主体。因此读其书，再游江南诸园，就会大有收获，不再是雾里看花，但仍令人好奇的是全书竟然无一处对草木花卉有专门讨论。东亚的庭园虽非无草木花卉，但草木花卉并非重点，往往只是衬托应景，种类亦不繁多，取舍不免取其象征意义。三溪园与中国诸多庭园的植物雷同居多，同样以建筑物为主体。这与英国花园以花卉草木为主，实为最大区别，这绝非中国缺乏花卉品种，事实上，英国花园中一些常见的花卉即来自中国如石楠花、蜀葵等，而是世界观与审美观所决定。英国花园同样很讲究《园冶》所云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但草木花卉是颜料，是笔触，是主角，换言之，如果英国花园是水彩画油画，东亚庭园便是文人与院体水墨画的合一。
归途中，见一神社建筑，算是点缀，使人不至于游此园，而恍然不知身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的困惑。这个困惑其实与日本纠缠已久，从江户日本到了明治日本，愈演愈烈，日本到底要比中国更中国，鹤立于东亚诸国之中，进而取代现实的中国，还是要日本自树一格，远离中国与东亚，跻身于西洋列强之中。主人寄寓其志于三溪园，亦曾身着宋代士人服饰拍照留念，其厨子亦以擅长中国菜而驰名友朋之间，晚年作水墨画作汉诗汉文更勤快，从诗画书文可以缅想主人，其壮志，其幽寂，其悲痛，其雅兴一一娓娓道来，然而其对彼时国内外日益艰难的状况，恐亦无解，仅能借诗画，借三溪园，言其志，聊以抒发其忧愤。今之吾人仅能寄望文学艺术之美，可以弥补历史的伤痛，提供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典范。
一转眼，两个半小时不经意中飞逝，已经返回到出口处。现在入园门票费是日币五百元（约合人民币30元），此园成立之初，外苑部分就免费开放给横滨市市民与其他人自由观赏，有意思的地方在大门口也挂了一个英文牌子欢迎免费参观。主人的想法为何？他说，“三溪园的土地产权固然属于我，但明媚的自然风景确属于造物主之领域，非我所有”。江户时期日本有两名园，水户藩的偕乐园与冈山藩的后乐园，前者取名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古之人與民偕乐、故能乐也”，后者出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在实践上都无法全面做到，惟有三溪园真正跨越国界与世人同乐。
先圣先贤早已认识到治国，不能不让民乐，人民的快乐是政治的目的，这与《美国独立宣言》前言中言及“追求幸福（快乐）”为人民不可剥夺之权利异曲同工。今天后人如我，亦可通过游三溪园而与前人众人同乐，达成古今群己同乐。园之为用，岂可小觑！天下国家之安否与庭园治理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殊途同归，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
三溪园在东亚私人庭园里绝对一枝独秀，三溪园园址约17.5公顷，约苏州拙政园三倍大，中国除了皇家的庭园如颐和园占地290公顷，约三溪园的十六倍大，民间私人庭院无一过之，但在日本江户时期诸侯的庭园，如四国香川高松市的栗林庄（今为栗林公园）则为75公顷， 私人庭园则亦无人可及，三溪园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评价。
三溪园与一般日本庭园有两个最大的不同是没有“枯山水”与青苔。“枯山水”即是用白色的细沙与小石堆积爬梳塑形，产生有山有水有海的意象，如京都龙安寺方丈庭园中的枯山水举世闻名，为“枯山水”的代表作，即使今天日本公共场所如写字楼酒店等时有枯山水造景。另一个不同则是沒有以青苔铺地造景，日本庭园以青苔闻名世界则是京都的西芳寺（又名苔寺）。三溪园的蓝图是杭州西湖及其周遭的环境，庭园的意境却非宋诗，亦非明清的江南庭园，而是唐诗与南宋院体画的意境，特别是王维孟浩然马远夏珪所描述的情景，从此园亦可以想象唐宋山林的庭园究竟如何。
但是三溪园独步全球的是主人以收藏美术品的精神，收藏古建筑物，三溪园像是爱书者梦寐以求的图书馆，亦像是令画家留名千秋的美术馆，一个以苍穹为屋檐，以大地为基础的室外展示场。参观者游览此园时，一边游园，一边观赏博物馆的展示品，这似乎接近巴黎罗丹美术馆一类，或最近一些户外装置艺术的展示，但以收集古建筑物为主的博物馆，闻见所及，似乎没有，这亦是将东亚庭园以建筑物为主体的传统，推到登峰造极。这一方面固然是主人见识卓越过人，亦不可不归于日本建筑精于以木榫模组的方式完成全木制建筑，因此建筑物可以随意拼装拆组，原理上与堆积木无甚差异。
所以，三溪园主人在日本四处搜寻古建筑，并非破坏历史文物，所选择的建筑物皆是年久失修，或已经废寺，或人去楼空，无人照顾之物。在明治年间，亦曾经历过破旧立新的过程，虽完全比不上后来中国破四旧的劲道，日本古建筑物仍受到破坏不小，政府民间均不太在意。主人购买古建筑物，移筑至三溪园，赋予新的生命与意义，同时一手打造三溪园此一逃离尘世的艺术桃花源，心向华夏的东洋理想国，其见识功劳才情岂是两岸三地的土豪劣绅可以望其项背也乎？！
三溪园主人何许人也？
主人本名青木富太郎，生于庆应4年（1868）日本美浓国厚见郡佐波村（今岐阜县岐阜市），卒于昭和14年（1939）三溪园迎春阁。自幼习儒学，四书五经以外，尤精于史部，明治18年（1885）上东京入东京专门学校（后为早稻田大学）。不久后即在迹见女学校教授汉文，明治22年（1889）与同校其学生横滨巨商原善三郎孙女原屋寿子恋爱，于明治24年（1891）结婚，以婿养子的身份入原家，改名为原富太郎。明治32年（1899），原善三郎去世，原富太郎继承家业，为原商店之当家。隔年改组原商店为原合名会社，在世界各地设置办事处。
原善三郎以买卖出口生丝起家，累积至巨富，再以其财富涉入政界，先为横滨市议会初代议长，再参选众议院选举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明治28年（1895）荣膺贵族院议员，一代之间，由一介商人跃居贵族之列，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与明治维新功臣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交游甚密，为明治时期典型的“政商”。原富太郎当家以后，改弦更张，令原家退出政治，毕生未曾有任一官职，著力于生丝事业之现代化与三溪园之建设。其实，原善三郎丧礼的告别式，原富太郎请其主张“亚洲一体”的好友冈仓天心代表致词，不就可以看出他反对日本政府中国与亚洲政策的微词，而欲与日本当权者分道扬镳的用意吗？
明治35年（1902），接手三年后，原富太郎以其经商手腕从三井财阀买下三个制丝工厂，大力扩张制丝出口，其中包括在群马县富冈市的富冈制丝厂，不但在日本制丝业史上占有极重要的角色，成为引进扩散国外最新制丝技术的发源地，此工厂的建筑物，由法国人设计建设的洋式红砖规格整齐宏大，相当完整保存至今，于今年入选为联合国文教基金的世界遗产名单。在1919年前，日本农业出口品超过五分之二来自出口生丝，即使在尼龙发明后，两次世界大战间，生丝仍持有十分之三的出口价值比率。难怪原合名会社在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更上一层楼，盛极一时，在出口值跻身与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并列前五名。实在不负先人原善三郎的期待。
后来，盛极而衰，不外是尼龙发明后，对生丝业打击愈来愈大，使得生丝也注定成为夕阳工业，原富太郎并非不知尼龙的挑战，也准备再度转型投入尼龙生产，不过大正12年（1923）发生关东大地震，横滨亦受损巨大，整个城市几乎可说毁于一旦。原富太郎目睹惨状，遂决定全身投入灾后复兴工程，于是原来的事业计划中断，连自从继承家业以来对艺术家的赞助，美术品的收藏与三溪园的建设都嘎然中止。对复兴公益事业，原富太郎不遗余力，出钱出力，矢志菲懈。这样浑然不顾己身的利害关系，断然搁下私人爱好，油然展现民胞物与的博大精神，不但非一般商人所不及，连矢志为生民立命专业讲学的儒者又有多少人做得到？战后的横滨市市民的回报，就是重建因二战而荒废的三溪园，幸而今天吾人仍可以一睹三溪园之美景，进而体会原富太郎三溪先生的宏图深意。
虽然，三溪先生的庞大事业，灾后复兴的公益活动，古董美术品的收藏，慷慨赞助艺术家等，皆其一生之美事，然而，三溪先生真正不朽的盛事，就在设计建设三溪园。 三溪园从明治35年（1902）开始建造，明治39年（1906）外苑开始对外免费开放。三溪园的建设一直持续到大正12年（1923）关东大地震为止。三溪园的建设与三溪先生的美术品收藏以及与冈仓天心为中心日本美术院的诸位画家的交游三者密不可分。艺术品收藏固为不少富人土豪的炫耀，三溪先生则是为了不让日本艺术品流出到欧美，在价格极为便宜时，即大力搜购，手中珍品即使有洋人出高价，亦拒绝不卖。其收藏品中精品繁多，其最著者如平安时期的《孔雀明王像》一图，今列为日本国宝，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外，三溪先生以研究经费的名义赞助的日本美术院画家如下村观山、横山大观等人，后来蔚为日本画之新潮流，皆成为一代宗师，流风所及，影响到中国近代一些大画家，如傅抱石、徐悲鸿与岭南画派等人。三溪先生的所作所为，可以从其知音冈仓天心一书书名《东洋的理想》概括之——即是在艺术上美学里护持开创“东洋的理想”对抗举世滔滔的西潮。
三溪先生的做法，自然不同于同时代更有名气影响力更大的儒商涉泽荣一（1840-1931）。涉泽荣一的做法是全身投入日本现代国家的建设，从幕末即受到最后一代德川将军德川庆喜的重用，推动改革，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主导新政府的金融体制构筑，后来弃官从商，参与创立五百家以上的企业，战后为第一劝银企业集团。虽然如此，涉泽荣一并没有将其参与创立的企业引以为私物，没有形成一般所谓的财阀，其家族在各企业的持股偏低，往往只有数个百分点，不涉足公司的经营。
涉泽荣一同时是整个企业界的领袖人物，对于基于儒家伦理的日本式劳资关系形成有举足轻重的角色，亦参与创立日本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与多所大学，终身孜孜于融合义利，提出道德经济合一的说法，写了脍炙人口通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另有一大部头，丝毫不让学者的《论语讲义》， 对中日诸家的论语注解讨论剖析，极为头头是道，参以自己的体会见解，应用到商业社会与企业组织的事例，对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开拓贡献很大，可以看出学问底子深厚，决非人云亦云之流。涉泽荣一对中国朝鲜皆极为亲善，并不同意日本当局的大陆政策，可是一旦涉世既深，与当权者周旋既密，在彼时便不得不同流合污，不免有所愧于“东亚的理想”，难以全身而退。
然而，三溪先生并非没有政治愿景，在昭和6年（1932）三溪先生就在一幅题为《春雨》的自笔画中，略略表达己见，以尧舜之治为尚，点出对传贤不传子政治的响往，简洁扼要说明何谓尧舜之治，先提井田、仓廪之制，说“不令富者独富，不令贫者独贫……鳏寡孤独废疾之者有卹焉”，颇为“社会民主”的理念。又论及教化， 说“教化之不及，是吾罪也”，最后提到他心中的理想政治是“黎庶皆乐化育之道，万邦亦盛唱销兵之议，洵是圣人之治也”。 从赞誉销兵为圣人之治，更看得出三溪先生对日本军国主义之批判。
当然，先生绝非无现实政治的立场，昭和5年（1930）10月，在对中国友好、提倡东洋精神亚细亚主义的犬养毅当上总理之前，三溪先生是有所期待的，但亦可以看出他的谨慎。他写了《爱菊翁》一短文，说：“菊之为花素重晚节，故时清则盛，时浊则哀，今秋菊花盛发，达岁不见其比，盖贤相立朝而然乎？”三溪先生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犬养毅在昭和6年（1931）5月15日，总理一职就任不到几个月后，就受到日本军部激进分子谋杀去世。
是以，三溪先生读史素有心得，早已洞知忤逆时政的困境与风险，深知自己的政治观不合时宜，不如洁身自爱，所以，一旦继承家业，即退出政界，除了发展事业以外，便寄情言志于三溪园的建设与美术品的收藏，以一个收藏家与艺术家的本分，努力创造一个可以留给后人观赏启发反思的庭园美学，为时代留下一个良心的见证，为东亚矗立一个文化美学的典范，走出另一条儒商的大道。
昭和9年（1934）尝以郑思肖自励自喻，在他一幅题为《露根兰》的自笔画，写下“郑所南宋朝遗臣也，刚直有气节，宋亡隐居吴下，闻北语必掩耳亟走，究性命之学，工诗亦常画露根兰……临没，嘱其友东屿，书一牌位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逝”。三溪先生的伟业，虽比不上涉泽荣一的博大，但先生的精纯实迈越众人。在近代日本像三溪先生，涉泽荣一事业才情学识均属一流的儒商固然凤毛麟角，但富有公益精神或文化涵养的商人却大有人在，即使今日亦后继有人。
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各地各国商人所带动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蓬勃、社会开明与政治改革不可胜计，从翡冷翠（佛罗伦萨）、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城市，都可以清楚看得到商人积极贡献的身影。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商人就开始崛起，现在世界闻名的浮世绘就是町人（商人）品味的结晶，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更成为推动国运的左手。拿出三溪先生与涉泽荣一等日本儒商与欧洲一流的商人一比，丝毫不让，都是顶呱呱的大人物。
今天的两岸三地就是缺乏可以媲美欧洲日本的商人，三地的商人不但钱赚的没人家多，品味水平整体相当俗气浅薄，多为守财奴，仅仅为自己的子孙打算，偶尔有几位钱赚的排名世界前茅的，就口出妄语，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识者常言以建立公民社会为首务，如上述回顾历史，则知先不用侈言公民社会，一切先有一流的商人，尔后才有蓬勃自律的公民社会。
从三溪园一个私人庭园竟可以看出近代中日两国气运之升降，亦不得不令人哑然讶然。先生因三溪园而不朽，三溪园因先生而传世，观园观人观世，三者殊途而一致也。先生晚年不是没有遗憾，遗憾不仅是长子的早殇与事业的衰退，更是当年与夫人屋寿子结婚而入原家，导致父母亲不见谅而拒绝出席婚礼，有悖先生父母亲的期待，深感愧疚，这个愧疚也是先生对中国的愧疚，中国文化对日本犹如父母亲与儿子的关系，而现代日本却以暴对待中国。这些人间世的愧疚只能经由艺术表达抚平舒展，经由三溪园而梦寻中国，顺此也可以看出先生的自负。先生作有一诗抒情明志，现录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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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年老世尘，终无功业报慈亲
笔端时泼云烟气，欲捧江山无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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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个欲捧江山无限春！古人曰：“有为者亦若是！”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是为游三溪园记。
【后记】三溪园游后，辄觉惘惘，遍读文献，深察三溪先生之志，隐晦不显，遂提笔草此游记，尚祈发明先生潜德幽光之一二耳。
关于作者：
蔡孟翰，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出身南朝，学本洙泗，志在天下，浪迹四海，思想既东且西，观点亦左亦右。目前委身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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