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奥巴马的伊拉克挑战

伊拉克呈现的局势战略性意义深远，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奥巴马整个对外战略的成败，更远一些，则关系到自布什以来的美国中东与全球战略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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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伊拉克挑战》

文/赵楚

（一）伊拉克的越南化

由于ISIS（中文通译伊斯兰国，前译黎凡特伊斯兰国等）迅猛席卷伊拉克北部，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城市和产油区，这股以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新力量的崛起使奥巴马伊拉克撤军政策遭遇到历来最大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被迫进行武力介入，已经实行了多轮空中打击，并在英国等盟友协助下，对受围困的数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族群进行人道主义救援。从目前来看，打击行动烈度与1998年12月克林顿时期的“沙漠之狐行动”（Opertation Deasert Fox,President Bill Clinton,1998）相仿佛，后者持续仅4天，而本次行动规模和后续尚难预料，但本次伊拉克呈现的局势战略性意义深远，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奥巴马整个对外战略的成败，更远一些，则关系到自布什以来的美国中东与全球战略的得失。

2003年布什总统决定入侵伊拉克，以消灭萨达姆，推进中东民主，这一基于天马行空构想的战争政策当初即在美国国内受到很多反对，因为对于美国战略决策者来说，除了伊朗的现实威胁需要考虑和处理，大家没有说出来的更大担心是，投入美国武装力量去进行不同文化社会的政治改造，越南的教训和噩梦不可能忘却。可以说，美国在伊拉克的一切作为，从入侵的战略评估，到奥巴马的撤军，再到今天的有限干预，这些都是在一种勿重演越南撤军悲剧的心理指导下进行的。这是布什与奥巴马政策的内在逻辑联系。

2011年12月18日，最后一批美军战斗部队撤至科威特，至此，奥巴马总统竞选时的主要政策菜单，撤出伊拉克，结束战争，已经兑现一半，因而奥巴马加紧向阿富汗增兵，希望把伊拉克撤军前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有效反暴乱战术运用于彼，从而确保在2014年完成阿富汗撤军，从而最终实现结束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ism，War on Terror），进而实现美国的战略转型。

伊拉克目前的局势表明，2011年以来的撤军战略濒临失败最大危险，敌意力量很可能接管美国撤退后的伊拉克，最起码，撤军后的伊拉克即使不被极端敌视美国的力量接管，也可能由于这种力量的冲击而长期陷于混乱，即所谓索马里化，而在中东的心脏地区如出现索马里化的混乱，则美国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一样要受到致命的削弱。

总之，ISIS使奥巴马的撤军战略直面最危险失败的困境，这是奥巴马不得不决定进行干预的主要原因。当年消灭萨达姆的震慑战风卷残云，但代差优势的军事武力依然不能弥补战略决策的根本错误：赢得胜利，却失去战争的越南教训。考虑到阿富汗的示范效应，可以说，目前奥巴马在伊拉克进行的打击等行动启动了一个真正影响重大的进程，那就是：争夺美军撤出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竞赛。这一竞赛的结果不仅会影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未来，也将影响所有人的未来。当然，这首先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现状主要制造者美国的挑战，是奥巴马及其战略决策团队的挑战。

（二）美国撤军战略与危机

奥巴马以结束战争的竞选诺言上台，因此在他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他势必要优先处理伊拉克的撤军问题。在不能越南化的大目标之下，他规划了伊拉克的撤军政策体系。他一改布什时期的强力打击政策，采纳了彼得雷乌斯上将（General David Howell Petraeus）的打谈结合的战略。

彼得雷乌斯首先在伊拉克通过加强与中央情报局（CIA）合作的情报与特种作战，将伊拉克行动重新定义为一种反暴乱和情报复合的军政治安行动（COINS），对坚决不与美国及伊拉克新政府合作的派别给予无情打击；

其次，通过宣示美军的撤出决心以消除反美武装的政治激情基础，分化各教派实力，对表现了谈判和合作意愿的派别给予参与国内权力游戏的奖励；

其三，美军对因回复正常石油生产与出口而财力丰富的伊拉克新政府加紧了军援力度，在新的政治标准下，许多已免除刑事责任的前萨达姆官兵也被允许参军，力求在美军撤出时重建的伊拉克统一安全力量可以主要接管内部绥靖任务；

最后，通过修改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态度，通过撤军换取联合国、北约盟友及大国对伊拉克重建的合作，再以美军的顾问指导与北约国际安全部队打造伊拉克安全的最后防线。这一套组合拳是2011年奥巴马得以实现撤军的基本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战后伊拉克石油生产的大量投资，这不仅是与美欧全球能源竞争的成果，实际上，这也是对美国撤军后伊拉克政策的一种实际支持。正是这种支持意涵使得美国能够接受，甚至乐于见到中国在伊拉克石油生产方面的产业竞争胜利。中国在国际政治战略层面与美国的伊拉克战略有很大的利益交织，而不是处于零和博弈状态。

综合奥巴马的撤军战略考虑周全，可谓完美，但其最大的弱点也在这种各方面理想化的设定，可以说，这是一套最理想条件下的各方最低限度的脆弱平衡战略，其中任何一环破碎，都会产生震撼全局的效应。果然，美军撤出后不到三年，伊拉克内部政治因教派争执和利益隔阂，不能保持平稳，而不平稳的中央政治则直接带来地方势力崛起的后果，这种上下的效能丧失招致的危险就是，新的试图填补真空的极端力量趁虚而入，这就是ISIS的兴起。

抽象地谈ISIS的极端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过多注意其与叙利亚内战造成的边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也不必，问题的前提是由于奥巴马的撤军战略没有认真考虑伊拉克稳定的危机，也没有真正有效的防备，而伊拉克稳定内政和重建安全力量的努力效果很差，这才是新极端主义政治蓬勃发展的真正土壤，这与1975年的越南，1989年苏军撤出后的阿富汗，以及1995年美军撤出后的索马里确有极大相似之处。

造成美国这种战略短视的原因很多，但其大者为两端：力量资源限制和战略转型的迫切需要，以及奥巴马急于兑现竞选承诺的历史成就焦虑。同时这也是两党民主政治生态下正常的政策止损作业，在艾森豪威尔的朝鲜停战政策和尼克松的越南撤军政策上早有先例。就根本而言，还是美国对现实的亚太战略格局与走势的判断，美国认为，在中美和其他大国力量发生比例接近的背景下，新的国土安全体制已能确保美国应对针对本土及主要盟友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需要将有限的资源重新投向大国战略博弈的舞台。所以，伊拉克撤军在五角大楼和希拉里的国务院都不无支持者。

然而，这一切的算计，都是基于这样的环境和目标预判：太平洋之外不会出现大的危机，而伊拉克局势在综合的连环措施保障下可以得到稳定。问题是，现在这两点都出现了较大的问题。这才使得伊拉克的局势对奥巴马和美国来说成了战略性的危机。

（三）伊拉克危机牵动格局变化

美国自2011年确定亚太单重心的新战略，即所谓“再平衡战略”，为此，军事上，美国在国防预算、同盟政策、军力整合和部署、装备研制和列装、新战法演练和军事外交等六大方面采取了新措施。此外还采取了配套的经济和外交等大战略措施。

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防止日益获得力量的中国打破地区格局，这是很明显的。美国对中国如何运用新获得的力量没有政治和安全的信心，而中国从南海到东海的主权争议政策却使美国更加坚信中国不仅有能力打破地区均势，也有意图这么做。在国防财政紧缩和内部经济优先的大战略考量下，美国新战略的军事和作战等面向都是围绕中国可能引起的麻烦。然而，乌克兰到克里米亚，最后到乌东南和MH17被击坠的系列事件打破了美国的战略计算。而本次伊拉克局势的致命恶化可以说对数年来日益成型的“再平衡战略”的最后一次打击。这是本次伊拉克事务的全局性战略影响，也值得思考中国战略问题时给予特别注意。

目前奥巴马对伊拉克的打击烈度有限，而且一再宣称所有军事和非军事行动都局限于“人道主义救援”范围之内，绝不会重新向伊拉克派出地面部队。这也就注定了行动本身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示威性警察行动，意在迟缓ISIS的攻击势头，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反攻提供一定火力和情报等支援，以行动换时间，以便整合国际与国内资源，以重新厘定应对危机的政策体系。但无论如何，有两条红线，一条是奥巴马政府决不会越过，也无力越过，那就是，不会在伊拉克重开战局；第二条是奥巴马或美国也决不会对伊拉克局势放任，坐视ISIS像当年塔利班那样夺取战后果实和历史。问题在于，这两大红线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南辕北辙。这就意味着，奥巴马势必要对整个既定战略运作实行较大调整。

从不久前结束的中美本年度战略与经济会谈看，美国已经显示出“再平衡战略”的调整迹象，首要的是在目标和任务优先顺序方面（Priority）把西太平洋局势后置，而把乌克兰等现实危机摆在政策和资源投送的前列。ISIS的出现会使这种战略调整更加必要，美国对牵涉东海与南海的的潜在危机更多会采取危机管控的措施，同时，军事的政策会由于资源的不足更让位于经济与外交的周旋。这些动态都与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极大联动关系。对于中国政府意味着压力减小，同时也是政策转寰的良机。

就伊拉克危机本身而言，要在有限资源和遏制危机之间寻找有效政策，则国际支持，包括盟国的军事支持与大国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这可以说是奥巴马唯一的选择，而在这一选择中，中国很自然会成为美国希望得到支持的玩家。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了某种有区分的中立政策，即在乌克兰事务上中立，而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方面实际反对，并采取了有利于俄罗斯的政策互动。这已是美国及其伙伴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政策姿态。而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本身牵涉巨大投资利益，而且ISIS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威胁对于中国也是感同身受，因此，中国需要在遏制危机方面加大与美国的协调力度，这也是很合理和自然的选择。这会为中美目前的暧昧博弈与合作状态增添一丝稍温暖的色调。

对于奥巴马的美国来说，要遏制伊拉克危机和消除ISIS重演塔利班变局，除了上述与中国关系较直接的政策调整，还很可能意味着更大范围的政策调整，包括对叙利亚袖手政策的反思，对俄罗斯的适当缓和，最后，最关键的是，美国势必要重新思考对中东目前影响最大的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的政策。随着伊核问题谈判前次的进展，美伊关系从美国媒体上的最热烈话题榜悄悄后退，伊拉克的局势关系中东未来均势和格局，美国要遏制伊拉克危机，寻求伊拉克稳定，完全无视伊朗的因素，这是不现实的。美伊势必展开某种形式的正面互动。而伊拉克的内部动荡和叙利亚的内战乱局，沙特作为地区大国因宗教、实力及民族等因素都有很大或明或暗的影响。自911以来的沙特与极端宗教势力之间的暧昧关系，美国势必要反思，并对沙特作为地区首要伙伴的政策作出新界定。

凡此种种，或许超出了在全球战略方面经常表现出绥靖和回避姿态的奥巴马政府的决策意愿，但基本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不论谁坐在白宫，都不可能对牵涉核心战略利益的事态不闻不问。至于这些方向的政策调整真的实行后，所谓亚太单重心的“再平衡战略”会变成什么样，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关于作者

赵楚，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军事战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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