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那些事 | 朱学东：传统媒体的节操是如何丢掉的

传统媒体沦陷的不仅是专业水准职业操守，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不幸的是，郭美美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个插曲，未来会出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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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的节操是如何丢掉的》

文/ 朱学东

8月3日晚，有司发布通稿，“起底”郭美美，当晚我在几个同行组成的微信群和自己的朋友圈，发了条内容相同的微博：

“如果郭美美仅仅是涉性交易而无其他，而媒体如嗜血一样狂炒，那参与的媒体将没有一家入我眼，让我尊重。”

事实上，当天晚上除了主要官方媒体，包括我所尊敬的媒体，以及互联网媒体，都加入了狂欢炒作的大军。我后来写了篇《郭美美事件和媒体的节操》，专门从专业和职业角度讨论了此事件中媒体的问题。

事实上，在体制、市场和技术的夹击之下，传统媒体快速下滑的，不仅是其经济状况，更有自己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从药家鑫案到李天一案，到郭美美案，都让人看到了媒体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沦陷。

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体制的不可抗力，或者为了挣得眼球和影响力，也是不客观的。

传统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建设，一直是在艰难地努力中前进的，这是一条崎岖之路，到今天，则是愈益窄逼。

对于传统媒体自身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建设历史的理解，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当代中国的传统媒体是在何时才开始有自己的自觉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的？

我的看法是，发轫于商品经济，成长于市场经济。

历史上，中国的媒体都是喉舌，政治正确统领着一切的专业要求和职业操守。一句话，只要政治正确，就是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如果记录者勤奋些，文字好些，都能成为“名篇”。

以我们今天并不为高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去审视检讨那些著名前辈们所留下的著名报道，可以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后来者的路，只有自己摸索。

当这个国家的竹幕被撕扯开缝隙之后，当商品经济意识开始复苏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传统媒体也是得春江水暖之利，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这个时候，体制的力量虽然依然强大，但商业的力量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迅速地拓展了自己的地盘。媒体商业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好处，读者和收入。而媒体也迅速认识到，权威性不仅在于政治地位，还在于自己的贴近性带来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媒体结构发生了变化，读者偏爱的媒体迅速成长。而在内容操作方式上，革命性的变化是有意识地远离意识形态，迎合市民需求，这个时期，媒体开始提升办报办刊水平，开始从单纯注重政治影响力转向兼重自己的职业声望。

可以说，是商品经济，推动了媒体从单一的政治正确，转向了追求提升办报水平——亦即后来的专业水准的萌芽，转向了开始注重自己的职业声望。因为真正好的报道，不仅意味着创造财富，也意味着个人职业的尊严。

到市场经济登堂入室，社会进一步开放，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对于媒体的生存发展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后来出现的市场化生存的都市报财经类报纸、时政财经类类杂志等等，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影响力，早已超过了政治正确，成为媒体立身之本。

这一过程中，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建设，更多是自学成材，也有开放后海外同业的影响，这种成长，与政治正确下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以及后来的财新等等，对于这种理念的传播，居功至伟，虽然今天审视一些早年的著名报道，在专业水准等方面，同样也存在诸多缺憾。

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从过去的失败教训中发现走向未来的道路。中国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建设，也是类似的。

虽然整体水平并不高，但是，市场化生存的媒体，在他们曾经花开的那十多年（差不多1995—2009），正是对那种并不算高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坚持和提升，在体制和市场的夹缝中，给媒体带来了自己的一段灿烂时光，赢得了尊严，也赢得了利润。

当然，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也是商业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体制对市场化媒体影响力衰退的空白。虽然对媒体也带来了相当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当时还是桌面地下的私下交易。我们可以发现，对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要求越高的媒体，影响力和经济效益都高，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这种桌面下的影响力带来的伤害，却同样是巨大的。像近几年因为经济关系被解聘判刑的媒体的记者编辑数量逐年增多，它不仅流失了媒体的正常收入，也拉低了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瓦解着市场化媒体的专业基础。

当传媒业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还需巩固提高的时候，体制和商业之外，另一种力量同样开始发挥影响了，那就是技术进步，互联网和即使移动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命运，同时受影响的，还有传统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

过去传统媒体里，只有一种私下出版的报刊，喜欢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自费读者，就是属于“扫黄打非”对象的“非法”报刊，多以蓝标题著称。但是，覆盖面和影响力无远弗届互联网，却“无师自通”地学到这一点，依仗自己的技术优势和传播优势，迅速培养了消费者的阅读口味，并倒逼原本比较严肃拘谨的传统媒体开始放下身段，也接受了这一点。甚至，一些一贯严肃的媒体，做起了连互联网新闻编辑都会瞠目的标题，以迎合读者，这个在李天一案件时最为明显，毫无操守可言。

互联网的影响，自然远不止这些。但其中还有一条不得不提到，是给传统媒体掘墓的，那就是互联网的快速成功，一夜暴富的心理影响，一方面瓦解了传统媒体的队伍，让传统媒体曾经的精英和主力们，纷纷投奔互联网，使得传统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存量智慧和精神，迅速流失，同时，互联网的快节奏，新手上岗便入手，也是对传统媒体严格的的职业训练的嘲弄，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媒体的职业教育和训练。过去的传统媒体，除了入职训练教育，还有师傅带徒弟式的，今天举目望去，谁还在做？还有几家媒体在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训练上愿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屈指可数。

当然，国内的新闻教育，在对未来从业者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培养上，同样有很大的缺憾。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到，中国的媒体人的理想主义救世情怀，曾经是这个行业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撑。但是，这种精神却屡遭摧折。不妥协者牺牲或边缘化，坚守者亦趋犬儒，放弃者名利双收。在示范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迅速转向了利益考量，趋利避祸也是人性。

自此，媒体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除了从业者内心深处略有的不安，再无守护者。强权和商业，几乎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原本式微中勉力支撑的传统媒体，更是雪上加霜。

郭美美案件媒体狂欢时，我曾在朋友圈严词提醒警告我的朋友们注意专业水准和操守，但是，当一位朋友把我的观点通过微信平台发布时，却遇到了他许多同事的嘲讽。

看样子，传统媒体沦陷的不仅是专业水准职业操守，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不幸的是，郭美美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个插曲，未来会出现更多。而这，同样也是催命鼓。

是媒体自己放弃了新闻价值的判断权。不是别的什么击垮了自己，是媒体自己搞垮了自己。

（注：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关于作者

朱学东，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周刊》前总编辑，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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