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倾城：也许我们都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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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都不正常》
文/叶倾城
讲台上，她的灰白头发，乱草一样蓬了一头。她的深灰套装，非常像男装——虽然她下半身明明穿的是裙子。她的眼神、她的笑容、她的高大身材……如果在马路上遇见她，我可能会警觉地抱紧钱包；如果在大学校园里遇见她，我多半当她是女爱因斯坦。总之，都是一种与世界的格格不入，自带的怪异光环。她开了口：“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曾在精神病院里呆过数百天。”
是的，从二十余岁在牛津华恩夫特医院第一次入院，三十年来，艾琳·萨克斯的名字在各医生、各精神分析师的病人花名册上，她自称为“病历女士”。常常的，当她发病，她会觉得，“熊熊烈火将会燃起，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将横尸街头。而所有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但另一个她，则是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的首席法律教授、心理学教授、精神病学教授，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在2004年获得教师研究创新奖。她广受学生爱戴，后来又担任了主抓研究的副院长，极力襄助同事们的工作。
而亲密的人，叫她：艾琳。这些人中，包括她的父母兄弟，若干终身好友，以及她的丈夫。当他们相遇，她已年近四十，第一次知道初恋的滋味。她向他坦白病情，男人并不诧异：“你总是比轻微的怪异更怪那么一点儿。”知道她有多渴望婚姻的时候，男人给了她。她担心有外星人会入侵她的婚宴，是好友一直握着她的手，与她共同御“敌”。
疯狂与才华，共用她的大脑；病患与工作，借助同一个身体。这就是分裂，却并非一分为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说：“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没有康复，我也将永远不能康复。我的幸福之处在于，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1956年，艾琳出生在美国迈阿密一个富庶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三姐弟中的老大。父母深爱孩子们，从不吝于对他们说“我爱你”，给一个拥抱和一个吻。同时，父母的吃苦耐劳和进取心也对孩子们影响极深。艾琳认为：自己对努力工作的喜好以及追求成功的动力，便直接源于父母。
她本应像弟弟们一样健康长大，但一些小小的怪癖从童年起就断断续续侵入：不把鞋整理好，她就出不了门；洗手要洗二三遍；每晚她都怕得发抖，“知道有一个人就在窗子外面，伺机会突然闯进来。”有一次她感觉到意识在融化，“自我”在消失，世界变得光怪陆离。她怕得发抖，打定主意：永不告诉任何人。这一决心，贯穿她半生。对疾病的掩饰，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项目。
步入青春期后，她曾因厌食瘦得骨肉嶙峋，又因吸食大麻被父母送入康复中心。无限惭愧的她，仿佛听见房子在对她说话，指责她有多糟糕。在当时，这些均被视为青少年反叛期的常态，若干年过去，当她对精神分裂症有所了解后，才知道，这些都是疾病的前驱症状。
精神分裂症像一层雾一样慢慢向她袭来，她渐渐迷失。当她离家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上大一时，已经无法保持个人卫生了，同学婉言告诉她：“我们宿舍里有个人……味道不太好。”但她没听懂。事实上，这种日常生活技能的减退，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的最初迹象。
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一种“我是不是疯了”的耻感令她没勇气开口求助，她只能更多躲进学问的大海里：文字从不嘲笑，哲学家都是疯子，创造力与神经错乱之间只是一纸之隔。四年下来，她不曾交到朋友，却收获一纸几近完美的成绩单、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就在牛津，她第一次入住精神病院。异域他乡，陌生的脸孔，繁重的学业，把她往错乱的边缘又推了一大步。她已经无力继续学习，只得去医院看诊，却拒绝吃药：“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好起来。”直到她在镜中看到自己：非常憔悴，完全不像二十出头，而像六七十岁，脸枯瘦，眼神空洞而且充满恐惧，头发蓬乱肮脏，衣服到处是皱褶和污渍。“这俨然是疯人院被人遗忘的后院病房里的一个疯子的形象。”
她害怕死亡，更害怕镜中的自己。别无选择，她开始服用药物。这一用，就是一辈子。她曾多次试图减量直到戒断，但皆未成功。
住院期间，她无数次自残，用烟头、打火机、电炉、滚烫的水，烫灼自己。护士给她处理伤口时问她：“你不担心吗？夏天穿泳衣时，伤疤会露出来。”
她答：“我想你不明白，我活不过今年。”
住院四月，毫无进展。令她意外的是，精神分析竟然对她有效。
精神分析师告诉她：她必须说出她脑子里想出的所有事情，不管这些事有多么难堪，多么琐碎，或者看上去多么不恰当。
每周五次精神分析，她渐渐吐出了那些怪异想法：“我在控制这个世界。”精神分析师说：“你想要拥有控制感，因为事实上你感觉无助。”她说：“我梦见我用胎儿打高尔夫球。”精神分析师说：“你嫉妒你的弟弟们，嫉妒我的其他病人，你想揍他们。你想让你妈妈和我都只爱你一个人。”
之前，这些狂野幻想就是她脑海中的怪兽，她要用尽各种方法锁闭它们，这耗尽了她的力气，让她无力应对现实生活。而把怪兽一一从口中吐出，再由精神分析师说它们不过是伪装成大灰狼的小白兔。这令艾琳如释重负，她又可以读书写作，完成学业了。
1981年，来到牛津四年后，艾琳终于拿到硕士学位，论文被评审委员会认为“拥有博士论文的质量”。这四年来，她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比之前的预期多了一倍。她说：“我的疾病夺去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病：所有人都有疯狂一面，许多人都因一时愤激闯下滔天大祸，诗人在幻像里看到天国——我与他们有何不同？但也明白自己应付现实生活有困难，也许，终老于书斋、做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对她更加合适。她于是决定继续攻读下去。
回到美国后，她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离开她视为主心骨的精神分析师，她制不住脑中怪兽了。一天下午，与同学们在图书馆学习时，她开始胡思乱语：“你有没有杀过人？天堂，还有地狱，谁是什么，什么是谁。”她从窗子里钻到外面的平台上，扯下一根2米长的电话线绑在腰上，认为是条时髦的腰带，还拔下一根15厘米长的铁钉放进口袋里，作为防身武器。她像鸟一样挥着双手，唱着：“这才是真正的我！快来看佛罗里达的柠檬树！这里出产柠檬，这里也有恶魔。”病历女士，艾琳生命中的恶魔，掉落在世人面前。
在急诊室里，艾琳受到平生最粗暴的对待：几个大汉把她狠狠扔到铁床上，粗皮带绑住她的双手双脚，苦涩的液体往她嘴里强灌，她发出了一声半是呻吟、半是尖叫的声音。她在捆缚里无助地蠕动着，像一只被大头针钉住的小虫子，有人费尽心机要揪掉她的脑袋。
两度住院，第二次长达五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捆缚中度过的。医院认为她病情危重，需要特别护理，故而病历上特别注明：多使用束缚。
——她拿塑料餐叉和医护人员开玩笑，被束缚；
——她焦躁地在楼道里踱来踱去，被束缚；
——她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被束缚；
——她说出自己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幻觉，被束缚；
——她曾被连续束缚超过30小时。手脚都被紧束着，胸前还罩着床单。
关于这段不堪往事，她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说到：“我没有打任何人，我没有害任何人，我没有直接威胁任何人。如果你没有被捆缚过，你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但其实糟透了，在美国，每周都有一至三个人死于这种束缚，他们吸入了自己的呕吐物，被窒息，心脏病发作……我非常赞同心理治疗，但极其反对强制型治疗。”
后来，她和一位心理健康专业的同事聊天时提起：“难道你不觉得被束缚很伤病人自尊吗？更何况很疼，令人恐惧。”
那位教授用貌似了解的眼神看着她：“艾琳，你不明白，”他心平气和地说，“那些人和你我不一样，束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和你没有什么不同，我不喜欢被束缚，正如你。”她说。
这次住院，给她开出的诊断为：伴有急性发作的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她早从图书馆借阅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读到恐怖的真相：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让人彻底丧失与现实联系的脑部疾病，且终生无法治愈。预后不佳，病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她可能无法与人交往，跟人保持友好关系，不会有人爱她，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事实上，一位医生曾经断言道：艾琳·萨克斯将永远只能在严密看管下生存，和一堆病人一起看看电视，就是她的结局。
某一瞬间，她认命了：“就这么着吧。做什么都没用了。”
父亲立刻制止她：“不要这么想。”这是父亲一生的准则，她已经听过许多遍，“这不是癌症晚期，即使是，许多人也顽强地挺过来了。只要你态度正确，你就能够战胜它。”
她痛恨父亲为她制订了一个她可能无法抵达的目标，但同时也是莫大的肯定——他坚信女儿能行。再一次，艾琳鼓起全部勇气，向命运说：我不放弃，我不认输。
在停学一年之后，艾琳重返耶鲁法学院，从此不曾在治学道路上停步过。一周五次精神分析，每天服用氨乙基纤维素，而她没有落下一堂课，聆听大师的指教，孜孜求学，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倾谈学业及人生……
精神病院中的噩梦之旅，令她亲身体验到在美国精神疾病患者的遭遇。其他同学去律所实习，她却选择了收容精神疾病患者的过渡疗所，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而她后半生的治学方向，也以精神疾病患者的法律权力和权限为主。肆后又进修了精神分析。
毕业后，艾琳进入南加州大学任教，校方要求在四年内提交三篇长论文，才可谋取终身教职。但她，为自己预估的时间是：三年间完成四篇长论文。这背后是悲哀的自我计量——总得留出生病的时间呀，谁知道魔鬼几时来袭。
对药物，她始终抱着排斥心态。每次服药，都是一次小小的折辱，让她想起：自己是被那些聪明理性的人确诊的有病之人。每剂药都是在让步，都是难堪的屈服。她一次次自作主张减药量，渴望最终能摆脱药物，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完整，全靠自己的意愿生存。每次的停药尝试都变成浩劫，总在最后崩溃之前，她又捡起药片。
也好，朋友称她为无所不能的小引擎，每次被打倒，都能重新站起。
2001年，一种新出的抗精分药物“再普乐”对她产生奇效，她身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也终于令她真正接纳了自己的病症：既然药到病除，当然就证明了我确实是这种病。而令她意外的是，一旦接受现实，她反而不再焦虑矛盾了，她与精神分裂症的距离倒仿佛越来越远了。她终于在漩涡间找到了平衡，激流让她获得了自由。
而现在，她要做一件真正疯狂的事：那就是，告诉所有人，自己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多年来，这是她最深的秘密。她不敢告诉熟人们，怕他们排斥她，轻视她；她不敢告诉同事同学们，怕任何她投稿的学术机构、她打算面试的单位都会直接拒绝她，学术生涯化为泡影。她怕路人的鄙视，怕身边人的厌恶，怕所有人离她而去，只剩她自己。
而现在，她拥有了一份稳定的、不会失业的终身教职，深爱她的丈夫就在她的身边。没什么可怕的了，病历女士已经渐渐淡出，是时间让艾琳出来和大家见见面了。她就这样，站在了全世界的讲台上：“我是教授，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我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马索克曾勇敢地说：“我是变态，但我更是一个作家。”一模一样。这是对自己最深刻的肯定。
即使抛开她的疾病，她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她将此归因于：一，得到极好的治疗。每周四到五次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持续几十年。二，家人亲友的支持，他们令她的人生有意义与深度，帮助她找到生活的方向。三，身处一个支持她的环境。大学既满足她的各种需求，也刺激她思考。这一切，都是最强有力、最有依赖性的抵御。而她还要感谢父母经济上的鼎力相助，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大力帮助，以及令她缺乏女性魅力的、对她有益也同时有弊的倔强性格。
艾琳反复强调：全世界，像她一样受精神分裂症困扰，和魔鬼共处一身的人有2400万，（另有数字认为是百分之一，也就是6000万。）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邻居、朋友”。
在中国，他们都在哪里？
——我的一位邻居，应该是精神分裂症，他刚发病的时候，大家还当笑话传：他如何向领导举报同事的莫须有罪行，他在盛夏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不让家人开空调……不知哪一天，他从生活中消失了，再回来，已经是一个苍白肥胖的老年人。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在院子里散步，呆滞冷漠的脸上有非人的迟钝。他从不和我打招呼，可能早就不认识我，虽然，我与他曾经是中学同学。
——我的一位大学女同学，也许是精神分裂症。起先是言谈怪异，后来莫名其妙开始追逐某个貌不惊人的男生。该男生情急躲到卫生间里去，她就站在卫生间外等，脸上挂着个恍恍惚惚的微笑，嘴里不知在说什么——全楼师生都被吓得只能去楼上解手。在我们当时的认知里，她被称为“花痴”。学期终了，她离开学校，从此再没听说过她的名字。
——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他本是高材生，在科研单位工作，但越来越行事癫狂、语无伦次，自说自话辞了职，自认是国家特工，在行使伟大任务，妻儿都是敌国派来的，饭菜都要看着妻子吃一口，才肯动筷。送过医院，他竟能把医生辨得哑口无言，明知他有病，也不敢冒法律风险收留他，只能放他回家，他从此成为施施然的自由人。离婚是不可能的事，他的妻子，索性把生死置于度外了：你要杀我，就一了百了；你不杀——就这么着吧。日子继续过下去。
甚至，那人就是我自己：慷懒与低潮时时来袭；家人经常发现我处在自言自语、心不在焉的状态；我老听见有个严厉的男声在呵斥我——正如艾琳听见房子在说话——我一直以为那是我的良知之声，但或许那就是传说中的幻听？
我会不会像艾琳一样，有什么药令我豁然而愈，事后看看说明书：啊，原来我就是这个病！在想象里，我清清楚楚看到未来：新药物都是昂贵的，我怎么付得起？要变成家人的负担不如去死。
我曾以为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幸总会落在某人身上，宿命的残酷就是这样。总有些人生来残破，必将沦为被淘汰者，再爱他们再愿意帮助他们，也无能为力。
但看到艾琳·萨克斯的例子，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病患中，有多少人天赋聪颖，有多少人像艾琳一样与命运殊死搏斗过。是什么，令艾琳成为特例，而他们没有？
要说到全中国对精神疾病的无知，医疗保障系统的不得力，个人幸福的不被重视，以及贫穷——这万恶中的万恶，毒魔中的毒魔。
但我，还是对未来有结结实实的信心。首先：我至今还没疯掉，很可能就不会疯掉了。其次，中国始终在进步，精神疾病如抑郁症之类，已经得到了普遍重视。而最重要的，大概是去工作去爱，永不言败的决心。
每一种疾病，都是上帝的剥夺，但能不能，从上帝手里生拉死扯回一点儿？人的小宇宙能否与大宇宙对抗？这是必输的战役，但至少，要先试一试。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但我们努力地，带病生存，开出不完整的花朵，像缺口的碗，也能盛饭装水，甚至有别样的美。
关于作者
叶倾城，腾讯《大家》专栏作家，湖北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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