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书架 | 十年砍柴：百年家族的应变与坚守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巨变中，叶氏家族的“应变”和“坚守”，或可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形容之。国如此，家亦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因时而变，但有些“旧”的价值观应该坚守下去。如此，家之命运，国之命运，才能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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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百年家族的应变与坚守》

文/十年砍柴

吴宓在《读散原精舍笔记》中，曾如此评价其好友陈寅恪的家族：“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人之骄奢荒淫。”

中国自秦汉以后，真正意义的贵族——即有封邑与世禄的家族逐渐衰亡，而那些生命力长青的家族一定是文化家族。何兹全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纪的过渡》亦有类似的论述：“东汉世家豪族的一重要突出的特征是知识化，或更确切地说是儒化。”因此一个功勋家族和一个王朝一样，会有种转型的焦虑和瓶颈。王朝则是“马上得天下”后告别“马上治天下”，用职业化的文官群体来治理国家；功勋家族则是让子弟弃武从文，通过科举出仕，以其文化上的优势来保有家族的地位。《红楼梦》的贾府当家者处处表现出这种转型焦虑。

山西人民出版社7月份出版了两部书《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两部书都以近世天津大族叶家为背景，前一部是著名农史学家叶笃庄的回忆录，后者是叶先生的女婿、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的学术著作。一为家族成员的回忆，故事生动，细节丰富；一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有很好的史学方法论和超越一国、一族的视野。两部书对照阅读，更能看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这个“大共同体”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家族这种“小共同体”是如何裹挟于其中深受影响，家族中有眼光和才智的人是如何应对种种巨变。

（叶氏宗祠旧照）

叶家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家族”。从叶坤厚算起，第一代叶坤厚官至道台，并曾署理过按察使；第二代叶伯英官至陕西巡抚；第三代叶元琦亦官至道台；第四代叶崇质当过直隶巡警道（警察厅厅长），后由宦入商，加入周学熙的商业集团，成为资财丰饶的官僚资本家，并生子十一人；第五代即叶崇质的儿子中，有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正、叶笃成（方实）、叶笃慎（利中）在所从事的行业中取得相当的成就。

尽管叶家累世为官，但这个家族的科举成绩并不佳，官做得最大的前两代叶坤厚、叶伯英父子只是拔贡，非举人、进士的正途出身，和常熟翁同龢家族、合肥李鸿章家族、湘乡曾国藩家族那样父子、兄弟、叔侄接连中进士、入翰林的大族所不能比；就学术成就而言，亦不如陈寅恪家族、俞平伯家族。但叶氏家族这一文化家族百余年的命运，更能体现一百多年中国大巨变中的“应变”与“坚守”之道。

“应变”就是这个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在历史的关头能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巨变，看清潮流，采取努力适应巨变的措施。从“太平天国”开始，这个家族的经历过义和拳、清朝覆亡、北洋军阀混战、抗日烽火、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家族成员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有些人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总体而言，这个家族能保持文化香火的延续，使家族代有才俊而不至于沉沦，至为关键的原因是这种“应变”之能。

叶家原籍安庆，太平天国起事后，安庆是其重要据点，也是太平军和湘军血战之地。叶坤厚及时将全家转移出来，并在此前他已埋下伏笔，写信给远在陕西当县令的次子，让他珍惜那个职位，以备家族落难后有投奔之所。果然，这个家族逃出太平军控制的区域，远赴关中，保存实力，得以重振。

叶坤厚、叶伯英父子能以拔贡这样的功名而至大吏，也得益于清朝当时的“士风”大变，官员选拔标准有了历史性的改变。此前的承平时代，官员选拔多凭科举成绩，叶氏父子几无可能显达。随着太平军内乱和英、法等国侵略，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清廷不得不修正其官员选拔标准，起用长于军事和民政的干才，经世致用之风开始影响着士林。

当然，朝廷用的还是读书人，诸生算是“文化共同体”中最低级别的那一群人。在这种风气下，湘军、淮军系中许多有胆略、能办事、能统军的生员脱颖而出，属于淮军系的叶氏父子是其中两位。叶坤厚任南阳知府时，不畏当地政情、治安之繁难，勇于任事，剿匪、安民、兴教，政绩斐然。其子叶伯英随侍在侧，是其父亲重要的助手和参谋，犹如戊戌变法时陈三立在长沙帮助当巡抚的父亲陈宝箴。——这番历练也为叶伯英日后出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科举高中即当一县之长的农家子弟所不能比的。如叶伯英后在直隶为官，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直隶总督职位时，曾国藩向得意门生李鸿章郑重推荐了叶伯英。

二十世纪初，各种思潮激荡，满清统治日薄西山，叶氏家族很快接受了新生事物（这和叶元琦长期在李鸿章的淮军系中分管军队后勤、装备的经历分不开），显示出了一个文化家族的开放性。满清覆亡后，第四代叶崇质在北洋政府中做过高官，但目睹官场倾扎的他，毅然辞官从商，并安家在当时中国北部工商业最发达、最具开放性的城市天津。这一选择，使其众多的儿子有接受良好教育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氛围。——否则很难想象叶崇质壮年病逝后，那些未成年的儿子还能顺利地考入名校。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家族经历了日寇入侵、激进思潮泛滥的社会巨大变迁，这个家族的新一代，即叶笃庄兄弟又表现了积极的“应变”姿态，接受新思潮，同情或参与了革命。其中最典型的是叶氏“南开五兄弟”，即从南开中学毕业分别考入名校的叶笃义、笃庄、笃廉（叶方)、笃正、笃成（方实)。他们抱着救国的远大志向走出大家庭，因际遇不同最终找到了不同的人生位置，或为共产党的理论官员和新闻官员，或为民盟领导人，或为杰出的科学家。

一个家族如果一味地求新和应变，这个家族的生命力也很难长久。因为在应变中可能让家族没有了共同价值观和凝聚力，最后变得面貌全非而四分五裂。而叶氏家族在积极应变时，一直坚守着这个家族不变的价值观，即所谓的家风。

叶氏家族坚守的价值观第一点是家国责任感。在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的，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士大夫人生目标的顺序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叶氏家族数代人遵循的也是这种路径。叶坤厚在太平天国席卷东南，家国残破之际，首先做的是在城破的混乱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将大家庭成员转移到安全地方。然后再次出仕，参与剿灭叛乱、安定地方的大业中，替朝廷尽忠。后面的几代人无不是这样。只是时代变了，为家国尽责任的具体内容发生变化而已。如叶笃庄兄弟目睹日寇入侵，纷纷舍弃优厚的生活条件，加入抗战的洪流中。

叶氏家族坚守的价值观第二点是文化至上和良善处世。即家族中读书高于一切，保持良善做人的家风。翁同龢所言的“绵世泽莫如为善; 振家声还是读书”在叶氏家族数代人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叶坤厚、叶伯英父子虽然功名不过是拔贡，但其文化修养很高，是士林中知名的诗人，都有著作传世。

这个家族无论处在何地、何时，对子弟教育的投资都不遗余力——虽然不同时期社会教育的模式和目标发生了巨变。如叶崇质的一大家子住在天津时，已是民国，科举早废除了，中国有了学自西方的现代教育体系。而叶崇质对儿女的教育方式很有意思，可以说取东西方之长。

在儿女孩童时（12岁之前），延聘有学问的老秀才在家里给孩子授课，主要讲授中国传统的经史——当然为了适应日后的教育，也请英语、数学教师。等儿子接受完整的传统经史教育后，便送儿子进入教育理念先进、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的南开中学。叶氏家族几代为官，当然也要遵循官场潜规则，包括送礼给上司或接受下属的礼金。但对子弟教育的基本面上，强调其品德的善良正直。这在叶笃庄的回忆录中有充分的表露，叶笃庄也因为这样的品德和性格而罹祸，系狱多年。暮年时他写回忆录，也秉笔直书，不避讳祖上的丑事，如他写道家中有许多金叶子，那是曾祖父叶伯英任陕西巡抚时下属的贿赂。

叶氏家族坚守的价值观第三点是秉持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尽量维护家族的凝聚力。中国古人重视宗族和家族这种“小共同体”，乃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理性选择。当一个社会处于前现代时，个人的权益没有现代法律制度的保障，一个人离开家族的庇护，会像落叶一样孤苦无依。因此旧家族虽然有种种弊端——这两部书也多有记录和论述，但对多数人而言，家族带来的利远大于弊。这也是叶氏家族数代人精心维护家族团结，坚持传统道德和伦理的原因。如叶崇质有一妻二妾，正妻没有生儿女，二姨太是一个唱戏的，长得漂亮且为其生了好几位聪明伶俐的儿子，心底里他当然更宠爱这位姨太太。但在大家庭里，他极力维护正妻的威望，将财政大权交给正妻，并让两位妾和众多的子女接受正妻的教导与管理——这是妻妾子女众多的大家庭的家长明智态度，否则妻妾易位，必将百弊丛生，家庭永无宁日。

叶崇质对仆人的体恤和关照——比如带着儿子去凭吊死去的老仆，对管家替大家庭采购生活用品吃回扣默许，也是出于维护大家庭稳定和兴旺的目的。这种风气当然会受到时代的巨大冲击，比如中国进入到民国时期，叶崇质死后，儿子们陆续长大，这种大家庭不可能维护。但叶家兄弟能够和平地分家，不能不说是遗风所惠。等到兄弟们投入革命洪流，再等到新中国成立，大家庭更不可能存在，直接接受代表公权力的单位或居委会管治的小家庭是常态——个人和小家庭在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中，几乎毫无抵抗力。在艰难的环境中，叶氏兄弟反而一改年轻时抛家革命的决然，或明或暗地相互关照——这时候他们或许认识到，在中国，家庭的温暖和家族的呵护恐怕是任何一个组织难以代替的。

“文革”期间叶笃庄兄弟的下一代中，只有一位“大公无私”，带领革命小将抄自己的家，这恐怕也是家风之遗所致。叶笃庄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叶利中，早年因拜相声大师张寿臣为师，被大哥认为有辱门风而赶出家门，从此改名混迹江湖，家族其他人不知其生死。直到1984年，他才和诸位兄长相聚。此时，作为相声界前辈的他已经不是“有辱门风”，在新的时代社会评价标准里，他和他的七哥——中国气象学奠基人之一、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一样，乃是光宗耀祖了。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巨变中，叶氏家族的“应变”和“坚守”，或可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形容之。国如此，家亦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因时而变，但有些“旧”的价值观应该坚守下去。如此，家之命运，国之命运，才能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关于作者

李勇，笔名十年砍柴，腾讯《大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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