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岛刚：“日本”要变天了
有种预感在弥漫——“日本”要变了。作为“左派”溃败的里程碑，9月11日这一天或将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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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野岛刚
9月11日，是铭刻在战后媒体史上的一天。因为“《朝日新闻》被打败了”。
这一天，《朝日新闻》在东京筑地的总部罕见地举行记者会，木村伊量社长和其他干部出席，在约100名记者前深深低下头，鞠躬道歉。
我在上海看到《朝日新闻》的网上直播时，一直在思考我们到底被谁打败了。右翼吗？《产经新闻》吗？还是自己？
表面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关于福岛核电站的吉田站长调查书。政府曾针对发生临界事故的一号机组，对当时的吉田站长进行听证调查。今年5月，《朝日新闻》围绕《吉田调查书》率先做了独家报道。后来《朝日新闻》承认这次报道的内容中存在严重错误，决定撤回报道。
木村社长道歉的另一个原因，缘起于所谓随军慰安妇问题。《朝日新闻》曾在1992年根据吉田清司这个人的证言，做出《随军慰安妇报道》。关于这次报道，后来《朝日新闻》断定吉田的证言不可信，所以也决定撤回报道。对此，木村社长鞠躬道歉。
（图：《朝日新闻》2014年9月12日头版版面图为木村社长在11日记者会上致歉）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两个报道究竟哪里有错误？《朝日新闻》过去的应对方式哪里不妥？解释起来太复杂，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简单来说就是，《朝日新闻》承认过去误报了，并且公开道歉。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这件事本身就不那么重要了吧。
这次《朝日新闻》的道歉是历史性事件，因为这意味着在日本战后的媒体界、言论界左右两派对立的格局中，过去“左派占优”的状况变成了“右派占优势”的局面。在日本，左派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保守政党自民党政权和日美安保持批判态度。而右派则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与左派态度刚好相反。
这次，对左派代表性媒体《朝日新闻》误报一事执拗攻击的是右派的《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杂志媒体等。《读卖》和《产经》在政治立场上都更亲近自民党和安倍政权。《读卖新闻》的发行量有1000万份，《产经新闻》的发行量有300万份。另外一方面，《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都被认为是与《朝日新闻》一样同属于左派报纸，对安倍政权态度严苛。这次在《朝日新闻》误报的问题上，他们都不像《读卖》和《产经》那样展开猛烈抨击，在报道时只围绕事实关系展开，指出事件本身的问题。《每日新闻》有400万的发行量，《东京新闻》的发行量有200万份。尽管《朝日新闻》有700万的发行量，但有人认为，这次误报事件后朝日的形象受损，发行量可能会下降。
说起来这件事就是日本媒体中的右派联盟打败了左派联盟。现实状况可以这样理解。
日本战后，左派媒体一直占据优势。战争时日本没能遏制住军部的暴走，对“大本营本部”实施的媒体管制束手无策，出于对那段历史的反省，二战结束后自由派、反权力势力的论调成为了主流，舆论也期待着媒体能采取与政府对决的姿态、监督公权力。在这一背景下，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朝日新闻》。
《朝日》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根据地，记者中也有不少学生运动出身、充满正义感的人。如果《朝日》动真格发发牢骚，自民党都要为之颤抖。可见影响力之大。
笔者1992年进入《朝日新闻》工作，当时公司里人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拿出作为朝日人的骄傲”。“朝日人”象征着与公权力对决的媒体人。同时，朝日的工资也是业内最高的。当我第一次打开工资袋时真是大吃一惊。作为一个22岁刚毕业的年轻人，我拿到的工资和当时40岁的表哥拿到的工资差不多。
“这么高的工资是为了让你不要接受采访方的招待。一切赠礼和宴请都不能接受。”上司这样严厉的教育我。正如他所说，我基本没存下钱，工资都花在了各种采访上。收到礼物后就买一个同样价钱的礼物回赠。那些由对方提供差旅费、车马费的集体采访活动我都一概拒绝了。在中国广泛存在的“有偿报道”等现象，这里绝对不可能发生。
当时，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大家都抱有一种自豪——《朝日》的报道是最准确的、最具批判性的，也是最深思熟虑的，《朝日》是日本的良心。把《朝日新闻》视作竞争对手的《读卖》、《产经》等其他媒体，面对《朝日新闻》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也只能敬让三分。那时，《朝日》这份报纸可以说是日本的意见领袖。
就是这样的《朝日新闻》，社长彻底投降似的道歉谢罪在很多人看来都难以置信。
报道中有错误。道歉。本来这种事就仅此而已。但这次的问题，在《朝日新闻》承认报道有误、公开道歉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持续遭到保守派媒体的总攻击。最终结果是，很难堪地屈服于这样的攻击。
笔者认为，背后原因在于《朝日新闻》内部组织上的劣化。朝日记者都有很强的自尊。有时这会促使大家努力创造更多优质的报道，带来积极效果。但另一方面，像这次一样，“才不要因为别的媒体指出了、抱怨了所以就承认错误”这种心理反倒使自尊心变成了绊脚石。
当天记者会上，某位记者问到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朝日新闻》就没有自净能力吗？”
确实如他所言。关于慰安妇问题报道，到90年代后半期，“朝日的报道确实错了”这一事实基本上得到确认。尽管如此，《朝日新闻》一直没做任何应对，始终置之不理。有关核电站的报道也是今年5月刊登后，马上就呈现出诸多疑问。如果这些都能早做应对，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吧？从采访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过程中，我们早就千百遍地认识到了，一个不能正确实施危机管理的组织，往往难以避免走向恶化的命运。
最近10年，日本的言论界大幅走向保守化。最大原因是日本社会舆论的变化。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讨论很受欢迎，网络上反华、反韩的言论盛行。中国的对外姿态变得强硬，无疑也给日本的保守派阵营提供了理想的论据。
两年前安倍政权诞生，让右派媒体士气大振。安倍首相和《朝日新闻》之间关系水火不容，十多年来一直在各种问题上“论战”不断。最希望向宿敌《朝日新闻》的失败送上喝彩的人里，无疑包括安倍首相。
这次问题上，很多人批评“《朝日新闻》有关慰安妇问题、核电站问题的报道让海外的人们有了错误的认识，损害了（日本）国家利益”。原本“国家利益”这个词就仁者见仁，很多人对其理解都各有差异。政府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对大众来说未必就是国家利益——与公权力之间保持这种距离感，过去曾是日本言论界的特征。然而近年来，在日本似乎只要亮出“国家利益”一词，就什么都可以批判。这样的氛围逐渐形成，可以说《朝日》也被这种“国家利益论”打倒了吧。
曾经的日本自由派势力、即“左派”大本营《朝日新闻》的这次失败，将给今后的日本社会留下巨大影响吧。比如说，在对华外交上经常提倡稳健路线、主张强化对华关系的《朝日新闻》，今后也许不会有过去那么大的影响力了。这意味着对华强硬派的势力增强。面对主张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安保的安倍政权，《朝日》的批判或许无法像过去那样激烈了。
有种预感在弥漫——“日本”要变了。作为“左派”溃败的里程碑，9月11日这一天或将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
关于作者
野岛刚，资深媒体人。1968年出生。入职朝日新闻社后，历任新加坡支局长、政治部记者、台北支局长等职，现任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新鲜日本》主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留学。对中国的媒体、微博、日中关系、两岸关系、台湾问题等非常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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