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1 | 金雁：当代俄罗斯如何对待“耳语者”

资料图：2001年建成、地处莫斯科闹市区的“古拉格国家历史博物馆”-Stat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in Moscow，由政府资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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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如何对待“耳语者”》
文/金雁

【关于《耳语者》与记忆协会】

国庆前夕，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英国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多年的口述史力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书名“耳语者”是指斯大林时代人们唯恐隔墙有耳，只能怯怯耳语，这是对斯大林时代一种形象的描写。对费吉斯教授我们并不陌生，还在20年前我就曾多次引用过他的著作，秦晖更是在1987年就翻译发表过费吉斯（当时我们译为菲格斯）的论文《集体耕作与19世纪俄国土地公社》。这次读到《耳语者》，更有一种心灵感应的碰撞感。

而给费吉斯教授提供档案和口述资料的俄罗斯“记忆协会”，恰好也是我们2013年在俄罗斯访问时的接待单位，该书中提到的档案和使用的图片我也收集和翻拍了不少。当代俄罗斯是怎样进行“非斯大林化”过程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耳语者》后来两次拟出俄译版都遭遇波折。有人说是因为书中有若干资料错误，非关“政治压力”，但我看是两种原因都有。否则为什么该书英文版出版并造成广泛影响的5年间没人提出资料纠误，要出俄文版了才发现问题。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在俄罗斯的体会，出版社有没有压力不敢说，记忆协会面临压力是毫无疑问的。

只不过，今天的俄罗斯毕竟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不是有无的问题”。今天在那里对旧体制不是不能批判，而是“两种批判模式”的消长：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谴责布尔什维克“卖国”不仅仍然可以，甚至仍受到鼓励，但从自由主义角度谴责其侵犯人权，与上世纪末的情况相比限制就多多了。为被布尔什维克糟蹋抹黑的沙皇、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这类“传统偶像”平反恢誉甚至重塑金身仍然受到鼓励，但为被迫害的普通人讨回公道，确实变得困难了。记忆协会做的就是后一类工作，而《耳语者》也是这方面的杰作，尽管它确实有若干错误。

去年10月，我们在俄罗斯考察了他们在政治转型后是如何处理前体制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与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等地的俄国学者以及一些NGO组织进行座谈，根据记录整理并结合我对《耳语者》及类似相关书籍的阅读，感触很多。

【把“人”的历史这一课补上】

一些俄国学者指出：斯大林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虽然大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进行迫害的主体和执行者没有人承担责任，国家没有颁布任何法律文件来认定国家恐怖是一种犯罪，在这方面历届政府都保持缄默，新俄罗斯也没有任何一起针对斯大林时期恐怖参与者的审判。

民间常说，“冤有头，债有主”，但是在俄罗斯没有人对过去的政治迫害负责，一句“体制原因造成的”便使个人卸下了责任。那些曾经在“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里遭受不白之冤的人们，最后又轻描淡写地以“莫须有”的说法就算了事，以至于至今俄罗斯那些冤屈的幽灵无处归依。古拉格中超过1500万人获刑，超过150万人释放前不明原因死亡，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主体性缺位的冤情”。前体制的后继者为了保护自身免受追究，有意采取了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让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随着倾倒的金字塔一起消亡岂不是更保险吗？

其实，死者的悲剧同样也是活者的人的悲剧，犯了罪行的社会必须要有反思。每个民族都应当清算自己身上积淀下来的弱点和痼疾，这项工作只能自己做，任何旁人都无法代替，否则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人们都知道，“天使不会摔倒，魔鬼会摔得永远躺在那里，人会摔跤，也会站起来”，这是人类进步的法则。制度并不能成为个人卸下责任的借口。

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俄罗斯做得比德国差，德国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两段不光彩的历史——纳粹统治和东德专制。在德国，媒体公开请纳粹后代谈如何寻找过去，如何面对父辈罪恶的历史。德国政府从1990年10月正式启动调查前国家领导人的犯罪行为，追究斯塔西犯罪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是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空白点而彰显法律的庄严。在俄罗斯虽然2013年10月梅德韦杰夫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但是就整个俄国而言，回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记忆协会”的主管叶林卡娅对我们说，“受害人的状态在电视里无人提及，在官方的历史中是没有恐怖记忆的。官方不记忆是一个方面，老百姓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有限记忆不了是另一个方面。20多年过去了，年轻人对苏联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如果没有民间记忆，只有官方撰写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将被淹没，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在这方面德国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德国从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独立于官方话语之外的中学生作文比赛”。

“我们从2008年也展开了这项活动，老师让孩子们去调研，去访谈，了解自己的祖辈父辈的生活状况，完全进行自我命题自我写作。每个13-17岁的中学生都可以寄来自己的调研文章，从孩子们的标题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视角。起初让孩子们怎样描写和记录历史？主题怎么定？我们之间也有争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主要的想法是书写和记录与官方那种模式化不同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意识形态教育，都是政权史，都是大人物史观，民众贱如蝼蚁。而我们倡导民间需要有自己的记忆，我们应该有每一个人在时代中留下痕迹的回忆录。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现在人们不太提过去的事情，关于个人的历史是接触不到的。我们的这项活动不是权力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于是以此命名“个人的历史”。现在通过民间的工作，通过孩子们的努力，我们要把人的历史这一课补上，“说出真相”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为费吉斯教授提供资料和接待我们的俄罗斯的“纪念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从1984年开始就有一些活动。最初是在政治松动以后，一些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家属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古拉格中经历了什么？围绕这个主题有超过百万人的自发游行活动，是当时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于是1988年在罗津斯基先生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纪念协会”。几年协会的工作：首先，调查了解俄国的人权状况，收集和记录下受害者的经历。第二，针对目前破坏人权的情况提供法律援助。其次，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是该协会从1984年坚持至今的目的，现在纪念协会在俄国有65个分支机构，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他们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把“罪恶”说成是“罪恶”，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公开地说成是罪恶。让人们了解长时间大规模的罪行，记住每一个牺牲者，我们应该把罪恶公布于世，让人们自由的利用这些文件，建立纪念碑，反映在教科书里等等。这个活动进行过程中我们更加深了信念，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制度有绝对的关联性。我们这样做不单单是保留一种记忆，而是体现公民的权利，是命运的权利，我们公开的宣布“个人就是权利的主体”。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结合在一起来审视苏联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需要质问，这种针对广大民众的恐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要告诉人们，大规模的践踏人权就是昨天的历史。

【应不应该“翻历史旧账”？】

很多人都谈到，俄罗斯就像是患上了一种痛苦健忘症，讳疾忌医的不愿直面过去，靠忘却来治愈伤痕，这种状况与官方的态度不无原因。那些直接参与了政治迫害的父辈们的集体沉默，导致了历史叙事的“模糊性”和“断裂性”。正是这些在从前主张把手铐拧紧的人物，如今大都不愿意去正视真相。他们说，不要去翻旧账了，“几十年的岁月在流逝，往日的伤痕和溃疡已经无影无踪了，何必再去翻那些往年旧账呢？”他们假借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说，“要翻旧账——这是哪个傻瓜想出来的，这是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嘛！”他们希望在人们的脑海里，俄罗斯只有今天没有过去。

而真正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比如索尔仁尼琴指出，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不会讲，那些执行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对于社会上一部分人提出“不应该翻老账”，他说：“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做声，把他赶到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的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惩治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一代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介于工作薄弱’，现在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带来好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娜杰日达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说，“最起码受害者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她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之为“瞌睡症”和“心理瘟疫”。她尤其指出，我们关注黑暗面不是为了掀起复仇的浪潮，而是为了使俄罗斯不再重蹈覆辙。至于俄罗斯社会不关心过去的罪行的原因，是“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对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使得过去仍像石头一样压在后共产党国家身上，秘密档案的内容四下流传，不断扰乱着当代政治生活。失忆也给文明国家的形成和法制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说白了，只要旧政府丑行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古拉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残存在俄罗斯新贵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中”。在新俄罗斯有可能重演过去可怕的那一幕。

【“历史决定论使我们丧失了自我判断”】

造成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对前体制的不同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俄罗斯人对“大国光荣”的怀念和向往，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相互缠绕在一起，使人们无法理出到底是那些因素导致了暴政。在苏联时期人民很容易被“历史进步”这些大词汇忽悠和裹挟进去，历史“必然性以一种似乎不可抵御的力量强迫人接受它带来的后果”，“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断”，对历史决定论的“圣物崇拜”使人们自愿把自己依附于一个强大主体而让渡掉个人承担责任。

由于统治者把外部世界凶险化，与内部敌人作斗争便成为苏联人的光荣职责，在这种社会建构里是需要有人来扮演魔鬼的角色。从小学开始人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国家利益是超越一切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制度的命运分不开，当时一个经典的诗句是“假如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苏联剧变以后，人们发现列宁的事业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继续活着，但是大部分民众并没有从依赖国家的目标模式中走出来。

在苏联的政治概念里，把具体个人融化到整体的大目标中去被看做是一件值的荣耀的事情，“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口号，“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不受欢迎的，因此一切宏大叙事中都缺乏人性和人本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种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是螺丝钉、齿轮，都是机械部件，随时更换、弃之不用或者回炉再造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的、抛弃的都只不过是“分母”而已。利用人来建设但目的并不是为了人，人从来就不被视为“目标主体”，于是为崇高目标的杀人就不是犯罪。《在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里，作者借小说人物马卡尔·绍古尔诺夫的口吻说：纵然“在我面前站着成千上万的长辈、儿童和妇女，如果对我来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就会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光”。在作者看来，为整体剪灭掉个体只要目标正确，个人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历史必然性”是可以为这种行为开脱的。

【当受害者与害人者共为一身怎么办？】

还有一个在俄罗斯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往往“受害者与害人者共为一身”，也许某个人前半段是行刑者，后来又变成了是受害者。比如1937年8月各地区的书记们都签署过“大肃反”死刑判决书，但是仅仅一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身也被“肃反”掉了。俄罗斯在1999年出版过一个上下册的《谁领导了克格勃》大厚本著作，书中罗列了克格勃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一个令人悲哀事实是，从1934-1941年的克格勃管理层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善终，全部死于非命。大概没有人知道在30年代后半的“大肃反”中那些昨天的审判者很快便成为罹难者，仅1937年就有大约4万多名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冤死鬼”。恐怖之斧对谁也不放过，包括那些自己的同志。

苏联人都知道，内务部机构是“大清洗”的重灾区，那些内务部官员别看今天人五人六的大权在握，没准那句话没说对脑袋就搬了家，或者不需要任何原因就成了阶下囚。1934-36年克格勃头目雅戈达被捕以后，新上任的领导叶诺夫对整个内务部系统全部洗牌大换班，把他认为的不可靠者全部送进了古拉格。而1939年叶若夫倒台之后，贝利亚又在中央和地方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清洗运动，贝利亚之后，对他任内人员的清洗规模更是前所未有，很多人被捕的理由只有一条，“谁让他是贝利亚当部长期间的工作人员呢”。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规定，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个市、区，每个单位都接到规定数字，必须按期完成”，对专政机构亦不例外。

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前任成为后任的“刀下鬼”，苏联人已经见怪不怪了，成千上万令人敬畏的“人民法官”和“祖国卫士”，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支罪犯和敌人的大军也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一个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民公敌”的流水线上，把制造者变成产品不就是来源于一个指令吗，既然斯大林认为“对他个人专权制度不够忠诚的公民都算作人民的敌人”的话，对“敌人”的标准全凭他个人来判定——因为斯大林不相信，在某个地区里、某个部门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在专政机构的核心部门尤其需要像筛子一样的过滤。

内务部人员落入镇压机器并非由于践踏法律、捏造罪行、滥杀无辜受的罪名而到惩处，而是被扣上他们自己非常熟知的一套罪名：像背叛祖国、充当间谍、颠覆政权、从事破坏、企图谋杀国家领导人等等。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根本就无关紧要，给被捕者编造罪行是审案人员驾轻就熟的“职业技能”。罪名是预先确定好的，不允许自辩，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内务部人员原来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殊不知自己不过是专政机器的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不但随时可以替换掉，而且也会像其他受害者一样，被随便以什么借口而治罪。

恐怖手段的执行者在奉命办案时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手段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作为工具的下场比无权者更悲惨。发布命令的人是不承担后果的，而没有自己意志的执行者最后要替这种结果责任。不知道每个执行者在为虎作伥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因果关系没有。当然也许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审判机关的行话是，“不能让犯人招供的特工注定都是短命的”。如果执行者办案不利，很快就成为被审判者，而他们空缺出来的位置马上就被其他人填补进来。

【以叶若夫和雅戈达为例】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6-38年内务部头头叶若夫的命运。大肃反活动高潮过了以后叶若夫成了卸磨杀驴的“替死鬼”。对他审讯时同样使用了他曾如此卖力地提倡过的肉刑和精神胁迫。叶若夫在对他的所有指控上签了字表示伏法认罪。但是在后来审讯中他又多次翻供，哭诉他是迫不得已屈打成招。他说，在经历过长达数月的逼供信之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不是组织上所指控的那些罪状。在临行刑的前一天，叶若夫的继任者贝利亚看望了他，劝他承认罪状，并答应如果他认罪的话就可以保全性命。叶若夫知道，他也曾多少次这样劝说过被捕的党内高官，以诱使他们上当，好呈现给斯大林一份他想要的供词，但最后没有一个人由于这样做而苟活下来。因此叶若夫说，我太明白这套操作的路数了，对他的判决应该是早就决定了的，因为对类似人员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只要填上姓名就可以。既然横竖难免一死，接受贝利亚的建议就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雅戈达是作为“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成员被枪决的，今天谁都知道这完全是蓄意捏造出来的案件。这就意味着雅戈达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得到平反。他作为斯大林的帮凶迫害了无数的无辜者是不是应该得到宽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所承认并由此而丧生的那些指控是强加于他的。这是两个概念，应该分别对待。

很多人认为，这些内务部的执行者是罪有应得，是助纣为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苏联社会以“阶级嗅觉”和“阶级敏感”来培养野心家和钻营者的时候，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小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他们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人种——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内务部从来就是这类种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他们哪一个人不是手上沾满鲜血。秘密警察流行语言是，“我们只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在这种人眼里，那些鲜活的生命只是数字，这些数字就是他们安宁生活的保证，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构本身的扩大和福利，数字低，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

“去卢比扬卡”对普通苏联人意味着流放古拉格——“遣送到白熊乐意居住而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意味着家破人亡。而对座在卢比扬卡大楼里的人来说，“这个体系是需要敌人的”，敌人越多，就意味着部门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可以去向斯大林邀宠，意味着更多的特权。所以即便专政机构在制造冤魂的同时把“自己人”也送进了“绞肉机”，但是仍然有前赴后继者纷至沓来。可是又有哪一个人能踏着受害者的尸体走到最后？从来没有一个人，这就是当走狗的下场。这样反面的事例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但如果因为他们是害人者就不为他们的被害作出澄清，这样做是否本身就违背了法治原则呢？

【俄罗斯面临“双重复杂性”】

这第一层的“复杂”指的是“区分问题的复杂”。与我们座谈的学者都提到，俄罗斯的“善恶交织”使很多问题混淆在一起。他们说，在20世纪的苏联，我们建立了很多铁路、电站和大型工程，卫星上天，造了原子弹，成为“超级大国”，是我们充满自豪，认为我们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腐朽的西方”并不是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的产物，早在几百年前俄国人就已经对此有深刻的批评。从尼康大主教的时代，俄罗斯人就一直相信“西方衰落腐朽—俄罗斯救世”的理论，很早就提出“欧洲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全人类的文明方向”。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可以拯救衰落的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导致对普世价值的接受障碍。在与西方的较量过程中，我们孤立和屏蔽了自己，这就需要强化凝聚力，过滤杂音，尤其是二战的胜利加重了这种印象。

就像“记忆协会”主席罗津斯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大清洗”的1937年，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有1937年，俄罗斯问题的难度在于，苏联时期的成就与恐怖是混杂在一起的。“对大众的思想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对过去的责任问题人们无法严格的区分哪些是黑哪些是白，我们的历史很难黑白分明，无法简单化，是‘黑白相间’的”混杂状况。另外，记忆是复杂的，是有过滤和筛选功能的，人们往往记忆最深刻的不是苦难而是成就，把骄傲与耻辱分别开来有一定难度。另外，那些恐怖命令的执行者“并非毫无生活意义的恶人，是的，他们签署了对无辜者行刑命令，但是他们也组织了幼儿园和医院，也曾亲自到工人的食堂检验伙食，他们之后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用俄罗斯民间的话说，“没有哪一颗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后来平反过程中，在审查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具体案件时，办案者拒绝为他们平反，因为他们本人应对无法纪行为负责。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此前曾是刽子手的蒙难者是否应予宽恕？从纯法律角度说，应该得到迟到的“正义还原”，但是从道德角度该怎么评价呢？

在苏联，希特勒是一个魔鬼化身名词，他代表着绝对的恶，而斯大林是正义的化身，代表着绝对的善。在这种“非黑即白”只有两种选择的思想灌输下，任何来自个体的深层思考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其实关于胜利的记忆和关于恐怖的记忆编织在一起，苏联所有傲人的成就都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从宣扬整体至上这一方面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同出一辙，希特勒强调，德国人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必须有一种纪律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必须服从，因为国家至上。希特勒认为民主是祸根，是把整个民族的价值降低到平庸者的水准，他指责议会造成无人负责的局面，希特勒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而是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

苏共与希特勒类似的语言比比皆是，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集权主义的共性所决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比纳粹对“敌人”的界定要更广阔更模糊得多。但是我们打赢了二战，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于是希特勒遭到了谴责，斯大林的那一套却大肆弘扬。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国家强大观念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苏共20大以后，赫鲁晓夫也承认斯大林时期存在着针对党政干部和民众的恐怖行径，但是他又极力把这种错误归于个人，一方面试图与体制脱钩，另外赫鲁晓夫后期也强调，我们生活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中，这种体制没有恐怖就不能存活。

这样苏联的问题就显得比德国以及东欧国家要复杂，在一个头脑里如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骄傲，同时也是俄罗斯的耻辱，同时具有成就和犯罪？的确比起德国区分起来要困难。谁是功臣？谁是刽子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恐怖的理解，谁制造了恐怖？是国家，是国家机器的恐怖，不是个别人的恐怖，在俄国人的脑海里一直有一种意识，国家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国家虽然有时会犯错，但整个形象是好的。所以有评论说，仍有不少人对“已经消失的集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有所留恋，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阴魂不散”，“每个俄罗斯人的头脑里都仍然坐着一个‘小斯大林’”。

【俄罗斯现在是“有选举的专制”】

从2012年开始由于政府的打压，俄罗斯NGO组织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一些俄罗斯学者开始把普京时代简单概括为“有选举的专制”。当局使用外国“代理人”这个称呼对民间组织进行筛选。这个词汇在俄罗斯很敏感，几乎就可以说与“俄奸”等同。政府要求接受外国资金的公民组织要向国家机构承认自己是外国的代理人，这就等于给这些组织带上耻辱的“红字”印记，带上有罪的“代理”标志，就像希特勒要求犹太人带上标记一样。对公民组织设置的第二个障碍是不得在政治领域活动，俄国的政治把NGO组织分成了忠于和不忠于政府两类。

但俄罗斯毕竟经历过1990年代的民主化，对近年来的“民主倒退”政府内部也有不同声音。2013年1月，俄联邦司法部长说，“我无法定义什么叫‘政治领域’”，拒绝执行普京的指示。普京就跑到秘密警察那里去寻求援助。最后，最高检察院对200多个民间机构进行调查，认定有60个组织涉足“政治活动”，影响公共舆论。这些组织不服进行司法上诉，还有13个NGO组织跑到欧洲人权法院去上诉，官司是打赢了，但是没法在俄罗斯落实。

2012年通过新的法律，政府有权封杀网络，实行网管。只要有人检举，网络就会被关掉。如果走司法程序打官司就要拖很久，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招。一共有50-60个网站被关掉，但其中大多数是不合适的“涉黄”网站，老百姓认为关了好。只有两起是有政治目的“封网”，造成公共舆论的很大反应。特别是在最高机构内苏联的烙印仍然存在，从年龄层就可以看出老年人很谨慎，在俄国很少有独立的不从属于国家管理的组织存在。虽然剧变20多年了，俄国的公民社会发育严重滞后，显然普京不太喜欢我们这样的机构，或者说根本就不希望我们的存在。普京控制着公共信息，普京思想的“合成体”里面当然有前体制的东西，他本人就是克格勃出身，对那一套的运用十分娴熟。

在彼尔姆36号“古拉格博物馆”内“记忆协会”的责任人亚历山大强调说，虽然今天大规模的恐怖没有了，虽然人们不再靠传递“萨米兹达特”来表达思想和进行“潜水呼吸”，但是人权并没有得到伸张，人权随时还会被破坏，不理解过去就不可能理解今天人权遭到破坏的事实。今天的坏事都可以从昨天的恐怖中找到。如果仅仅按照官方描述历史，既搞不清楚过去，也无法理解今天。

我们现在“记忆协会”进行工作仍然有很多难度，比如我们要去看档案，官方就会搪塞说，档案没有解密，这个文件法律不允许看，那个文件还没有公开，总之千方百计阻挠地我们。如果要打官司走诉讼程序，我们在宪法法院很多情况下是输掉官司的，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做下去就有前途。我们是维护法制的工作者，不是革命者，我们的旗帜上写的不是“革命”，而是“权利”。我们面临的困难，不光是资金的问题。我们的困难是人的思想，是人的观念，不但是操控权力的人，还包括很多普通民众不理解我们的工作。

民间募集资金障碍很大，所有民间组织的财源都不顺畅，俄国的商人不被允许支持NGO。在俄罗斯，商人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官方的背景，政府不喜欢我们，富人也就不敢支持我们。也有少数不害怕官方的，他们支持有些项目，但是数量很少。伯尔基金会对我们支持很大。但是最近政府的态度有一些变化，一方面在打压我们，另一方面也想拉拢我们。因此现在我们有少数资金来自官方，政府希望通过资金注入来控制民间组织，或者说想在某些领域里与我们争夺道德制高点，以此表现自己的开明，这一切使得目前游戏复杂化。第二个问题是，所有的法律都是有利于国家而制定的，而较少考虑到个人。我们理解，不是国家的安全受到个人的威胁，而是国家需要保护个人，国家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中，是人在国家之上，不是国家在个人之上。这些在希腊罗马时期已经明确的概念，在俄罗斯落实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俄罗斯民族对于揭露自己身上的脓包和疮口缺乏勇气，于是人们倾向于回避个人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的问题。“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得住拷问，而在血的河流中去寻找罪人也并不是体面的事。”还有一批人在封闭的环境中习惯了，他们已经无法适应开放社会，“只想抓住那个已经报废了社会躯体以及病变了的社会意识不放”。几十年来“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策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金字塔顶端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是有一定社会土壤的。前体制的惯性使他们不适应面对历史，没有学会使用归还了自己的个人价值。

（注：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配图为Gulag History Museum内景）

关于作者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具有领衔地位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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