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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 | 唐映红: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区别在哪

2014-10-16 唐映红 大家


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就建立在信任而不是欺骗和忽悠的基础上,而这又必须来自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权利的充分彰显,以及对权力的有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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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区别在哪》
文/唐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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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献血制度,李华芳、唐映红先生先后撰文,角度各异,有兴趣的读者可分别@两位作者,查看相关文章:

@唐映红 《被奇葩制度稀释的“无偿献血”》
@李华芳 《直接买卖胜于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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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李华芳老师对我在《大家》专栏刊发的《被奇葩制度稀释的“无偿献血”》一文从经济学角度撰文《直接买卖胜于无偿献血》商榷,认为“激励机制”会“改变人类行为”,并且“给奖励就能增加献血”,最后得出结论:“直接买卖胜于无偿献血。


如果能允许社会有偿献血,解决“血荒”当然就不是难题,但造成血源性污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以“无偿献血”作为临床用血的唯一血源;并且希望在2020年能百分之百地在全球普及“无偿献血”。


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能够“罔顾”经济学常识,不从“直接买卖”入手来解决临床用血的问题,反而呼吁“无偿”捐献。就在于人性并非总是如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那样来决策、行为;人类的一些天性支配的行为,无法用“理性人”的经济学视野合理地诠释。比如,利他行为(altruism)。


所谓利他行为是无偿地帮助他人,自己并不会直接从帮助行为中获得明显的利益。像512地震之后,全国人民几乎都积极参与到捐款、捐物的活动中;成都血站面对潮水一样踊跃前来献血的市民,完全应接不暇。这种对陌生的他人施予不计回报的帮助,就是典型的利他行为。用经济学常识是难以合理解释人类这样的行为模式的。


正是因为人类个体与生俱来就有利他行为倾向,所以人类社会能够轻易地建立起合作同盟,能够发展出通过互助来共渡难关的种种策略,并最终在物种进化的竞争博弈中脱颖而出。我们现在看待人类的利他行为,更多地从道德社会化的角度来给予解释,认为是道德规范和教化的作用使人们发展出无私的品质。但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利他行为并非人类社会所独有,其他一些生物物种,也发展出了类似人类利他行为的非血缘互助行为模式,这其中既包括与人类高度相似的黑猩猩等灵长目物种(黑猩猩与人类的共享基因比例高达98.7%),也包括与人类差别很大的物种,如某些吸血蝙蝠。


因此,与其说人类无私的利他行为源于道德教化,毋宁说道德的发展跟利他行为一样源于长期进化竞争的结果。


举个例子,在早期人类尚未发展出农业和畜牧业之前,全靠狩猎和采摘来获取食物。当两个家庭的猎手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或朋友,那么,他们常常会面临到如下的情势:因为狩猎并非每次出击都能有所斩获,一个猎手在这次狩猎中收获了猎物,而另一个猎手则空手而归。下一次出击情况则可能正好相反。那么,他们可能随机发展出不同的策略。其中一种策略是各自家庭享用自己猎物收获,不予邻居分享;而另一种策略则将自家吃不完的食物拿出去与邻居分享(特别是大的猎物如果几天不能吃完,就可能腐烂而浪费掉)。前一种策略下,每一个家庭都会经历较为频繁的挨饿,导致发育受阻、体力不足、健康受损;后一种策略则使合作双方的家庭挨饿的概率大大下降,从而将发育和健康的风险降到最低。在长期的竞争中,发展出分享者策略的族群将有更大的机会生存繁衍,而独享者的族群更可能在进化竞争中被淘汰。


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复杂化,这种互惠式的利他行为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情境和局面。从长期来看,投桃报李的互惠模式将促使个人对他人更积极地施以帮助,而不会计较眼前的得失回报;而且你付出猎获的动物肉给他人分享,未来可能得到他人对你孩子的照顾。


但是,尽管互助式的利他行为能使双方获益,但从短期来看,欺骗的策略比分享更具有优势。一个欺骗者能从他人的分享中受益,但他原本就没打算将来与他人分享。这样的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当一个人对他人施以利他行为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互惠的合作,双方都会受益,但双方都有成本的付出;或者被欺骗,你有所付出,而得不到预期的回报,而且还会独自承受风险。因此,人们就可以选择自己是成为一个分享者,还是欺骗者,如果是欺骗者,也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对方是分享者,你得到收益但却无须付出;或者对方也是欺骗者,那么双方都不会受益,但鉴于互惠的利他行为本身就源于抵抗风险,那么双方不仅不会受益,还会像独享者一样承受风险。


这就是人类利他行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生物学里将其称为“利他主义难题”(problem of altruism)。其实,这个难题与经济学里的“囚徒困境”十分相似。只不过如果欺骗者的策略相比分享者更具有优势,那么利他行为就会从人类进化路径中消失。而如果人类要保持分享者的利他行为倾向,就必须要发展出识别欺骗者的能力。


密歇根大学的行为分析和博弈论专家阿克塞尔罗德和搭档(R.Axelrod & W.D.Hamilton)在其名著《合作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中通过计算机模拟的重复的囚徒困境循环赛设定,来比较参加游戏竞争的玩家,包括经济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和电脑高手。研究要求参加比赛的玩家要提交他们参加比赛的策略,而且要玩200轮的博弈。游戏的得分如下面图示的支付矩阵,最终游戏得分最高者获胜。



(资料图:这是阿克塞尔罗德和搭档(R.Axelrod & W.D.Hamilton)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支付矩阵。在这个矩阵中,相关的数值满足:T>R>P>S且R>(S+T)/2。其中,R指双方都是分享者;P指双方都是欺骗者;T指自己是欺骗者而对方是分享者;S则相反,自己是分享者而对方是欺骗者)


研究将玩家提供的14种策略随机配对展开对弈。有些策略非常复杂,包含了大量条件规则,甚至能对其他策略建模,并在中途改变自己的策略。最复杂的策略包含了77条编程语句组成。有意思的是,最终获胜的策略“以牙还牙”(tit for tat)异常简单,只包含了4条编程语句,由两条非常简单的规则来构成:


1.第一次主动选择合作;

2.然后选择互惠式合作。


换言之,获胜的“以牙还牙”策略实际上就是首先做一个分享者,如果对方也是分享者,则继续做分享者,决不首先成为欺骗者;但对方一旦是欺骗者,那么马上也成为欺骗者。


对于人类的利他行为也是如此。在我上一篇文章《被奇葩制度稀释的“无偿献血”》后近千条的读者留言中,大多数读者留言的态度都类似“什么时候输血不要花钱的时候我就去献”,或者“有患者曾经对我们说过这样的经历,他本人献血量达到了2800CC,然而有一次在外省(和他的户籍地址、住址紧邻)用血500CC,而且献血证当时就送到了医院,却被告知:先交钱,然后回你献血的单位报销!”


读者的态度倾向归纳起来其实就跟“以牙还牙”策略的倾向是一致的。无偿献血时无需本地户口,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把献血车停在每一个繁华闹市,总之你无偿献血时异常地方便。而你及家人一旦需要用血,又要回献血地报销,又要先垫付,还要承担各种“成本”,报销手续又异常麻烦;更关键是资讯又不透明,权贵和高干病房的病人享有优先用血权,等等。总之,你要用血时就异常繁琐。


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民众的利他行为倾向被政府和权力机构沦丧的公信力所抑制。当中国内地人口献血率(9.7‰)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警戒线,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人口献血率基本都超过30‰;美国则更是高达60‰以上。而且,无论是中国的港澳地区,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为45.4‰),全都是依靠“无偿献血”,而非“直接买卖”,更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出台各种奇葩奖励政策。


概言之,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那么首先是这个社会的权力机构是一个分享者,而不是欺骗者。不仅如此,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就建立在信任而不是欺骗和忽悠的基础上,而这又必须来自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权利的充分彰显,以及对权力的有效约束。那么,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能成为激发和鼓励人性中利他主义的“善”的最基本条件。


而一个“坏”的社会却不幸“我畏人人,人人危我”。当搀扶倒地老人都成为高风险事项,当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如何令广大的民众能成为积极的分享者?对普通人而言,“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么多年的教训足以使他们从种种社会怪现象中学会不做那个总是被欺骗者忽悠的“笨蛋”。


一个不仅不能激发和鼓励人性中利他主义的“善”,反而把许多人扭曲成各种各样“欺骗者”的社会,从其本质而言,更符合马克思所谓的“异化本质”。


附,相关书籍

书名:合作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作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吴坚忠

出版年:2007年8月

页数:168页

定价:23.00元

ISBN:9787208071452


关于作者

唐映红,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高校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从事心理学科普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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