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雾霾时代的景观政治
与有钱之后到处旅游形同蝗虫一般的景观不同，跑步热潮形成的城市流动景观改变的是城市的常态化景观：以自主的个人身体、却是集体的流动穿越或者占领公共空间。
文/吴强
在34年的北马历史上，大概没有哪届像今年这么荒诞的。重度雾霾的蓝色警报中，3万多人如人肉吸尘器一般上路了，包括我自己。戴着口罩、各式防尘面具、甚至军用级别防毒面具的队伍，慢慢穿越雾霾笼罩的街道，构成了一个也许最为荒诞的城市图像。在几个小时的赛程中，“口罩马拉松”的图片传遍新媒体和国际媒体，但国内媒体和门户网站的“口罩照片”后来被删除，一个雾霾时代的景观政治就此定格，意义深远。
以北马为代表，国内马拉松热本来是各地争相打造城市形象、彰显大众体育政绩的“城市名片”，并无多大的公众关注。还在2004、05年，北马就发生过多起选手猝死事件，冷漠和混乱的救护场景历历在目，不难想见官僚化的赛事组织是多么僵化、不友好。而近年来，每一届比赛的组织都有进步，受到大众特别是跑友越来越多的欢迎和肯定，都应归于城市化进程和新中产阶级的长跑热潮，他们纷纷参与、推动，才改变了马拉松赛事的公共定位，提高了赛事的商业化程度，也不断促进着组委会每年都在做出改进。
其中，最引为公共话题的，莫过于“尿红墙”。多亏了新媒体和新加入北马赛事的跑友，这个北马传统自2009年后逐渐成为网上热题，北马几乎一夜间改变了北京的城市景观，也第一次赋予了新兴的长跑者以近乎游击战的个人化联结的集体行为，改造城市景观，进而挑战权威，令组织者极为头痛。
所谓景观社会，按照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居伊·德波的解释，最生动不过体现了城市治理者如何控制并分割城市空间，在牟取垄断地租的同时控制人的消费和行为，将一切资本主义和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化约为视觉接受的表象。最典型的，譬如芝加哥和纽约的摩天大厦群，形成于19世纪末的这一新城市天际线，代表着产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繁荣，所谓“镀金时代”， 如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盛况。这种高楼大厦的资本主义大都市景观，吸引着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仿效，赶英超美，也吸引了多少年轻人一代一代地投身CBD，在奇奇怪怪的现代和后现代建筑群中迷失。
另一种城市的景观社会，是巴黎的改造。在1848年革命之前的巴黎市区，街道狭窄，从一米到五米不等，拥挤不堪，时常瘟疫流行，也是革命的温床，从1830到1848年间就爆发了七次起义。拿破仑三世上台后，豪斯曼从1853年起开始主持巴黎改造，以塞纳河为轴心修建了若干条林荫大道，重新划分了巴黎街区。改造之后，一个适应资产阶级马车通勤、以5-6层宽敞公寓大厦为主、以巴黎歌剧院和迪欧饭店为城市中心也同时服务上层社会消费中心的近代城市景观浮现出来。豪斯曼打破了以往旧巴黎的有机街道社区，代之以宽敞至70米的林荫大道，梧桐树的林荫和道旁的奢侈商店也掩盖了城市改造背后的军事目的。豪斯曼晚年也不否认，如此高大上、充满新资产阶级对宽敞、阳光、便捷要求的规划，就是为了消灭底层阶级筑街垒的可能，便于军队沿大道从郊区兵营随时调动，扑灭城内的任何起义。
类似的景观改造思想同样贯穿于1950年代初北京长安街的兴建和1999年平安大道的拓宽。前者与十大建筑一道，构成了一个权力象征无所不在的城市景观，如布加勒斯特的人民宮一般。新的社会主义大道也分割、遮蔽了大院与胡同两个生活世界，嗣后各处牌坊、箭楼、城墙的拆除更让传统北京内城老百姓生活在无可遮蔽之中，对城市生活的集体记忆也就此抹除，犹如爪哇等地的东南亚传统，臣民不被允许用砖瓦建房，只为了便于国王军队随时破门而入。
这些胡同里的原住民，总是最先插上旗子欢迎各种占领军，也曾阻拦道路和军车，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歌中占领四合院然后变成大杂院，令当局头痛，也令新权贵厌恶，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有机街道和街坊关系，如同老巴黎，似乎就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而平安大道的拓宽，彻底拆解了旧的胡同城区，让这片十年前曾经孕育反抗的迷宫曝露在新的城市快速路面前，没有搬走的原住民止似乎剩下博物馆的价值。可是，他们在车流、旅游者和餐馆酒吧的背后继续顽强地苟延，与CBD、四合院私宅会所、还有旅游者向往的小清新风格那么不协调，那么的让“人”不舒服。对公共视觉的侵入，或者只是“不舒服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成为一种、也是最后的“弱者的武器”。
以致于，有关部门不懈地使用权力进行城市拆迁改造，还有许多公知加入响应清理街头的乞丐、流浪儿童，更多南锣鼓式的新景观，从旧城区保留改造计划到新农村建设的“穿衣戴帽”工程，继续遮掩小巷深处、街道背后的阶级差异，满足旅游者和当道的视觉需要，这或许才是和谐主旨所在。还有更大范围的城市网格化治理进程将一切城市景观变成看不见的控制，如法国社会学家朗西埃所说，将每个人分隔、固化在既有的城市区间和身份中，形成所谓常态化，也就是景观社会的实质，今天“新常态”政策的保守指向。
只是，新兴的占压倒优势的门式单元和小区并不像这些社区结构固有的保守性那样，反而成为业主维权运动的温床。毕竟，有限产权和粗暴的物业管理模式根本上难以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安全感。而且，这些新兴中产阶级们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身体的主导权，随财富的增加和认知的觉醒，一天一天在扩大，近年来大城市兴起的长跑热潮便是这样一种时间和身体支配权的实践。
与有钱之后到处旅游形同蝗虫一般的景观不同，跑步热潮形成的城市流动景观改变的是城市的常态化景观：以自主的个人身体、却是集体的流动穿越或者占领公共空间。其中，既有对个体时间支配权的显示，这在一个资本和权力逻辑主宰的社会恐怕是最为困难的，也是多少追求财务自由的中产们真正想要的；也有身体对分隔的公共空间的抗议，表明跑者或者新中产们不再满足家居、办公室和商业化空间的分隔，他们需要真正属于全体公民的去商业化的公共空间，对身体的支配导致城市空间的解放。
在这个意义上，紧邻北马出发地的海边红墙，作为历届比赛的第一个尿点，简直再精确不过体现了这种身体的反抗，以及仅仅是身体反抗就能带来的对公共视觉产生的不舒服，不啻为一种对景观秩序的挑战。这种挑战，更多的是在主流视觉中产生一种不适感、系统出错的混乱感、甚至失控的感觉。类似北京唐家岭、二里沟等蚁族聚居区、城中村、或者小区地下室、群租房的北漂居民产生的不适，在官方眼中仿佛城市癌症一般，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是，城市新中产阶级往往也是铲除这些所谓城市癌症的受益者，他们的新小区往往就建在这些城中村拆迁后的土地上，旧小区的大妈们也会在群租房、地下室清理后得瑟一阵，似乎如此以来，她们的安全感就增加了。
当然，在那些大妈之外，新富新贵们，尤其那些从贫寒之家新升入中产行列、依附体制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们，最是所谓社会秩序失控的敏感体，他们几乎无法容忍一切景观被介入、被破坏的行动，从街头小广告到涂鸦到访民群体的权利主张甚至微信朋友圈的异议，无不担忧愤慨，以为是对法治和秩序的破坏，其实只是内心惶恐害怕被权贵资本主义方舟抛弃从而失去锁链带来的安全感。或者说，这种仿佛与生俱来就有的对社会秩序的洁癖和安全感，毋宁是奴隶们早已习惯的依附感，如同南北战争后被解放的黑奴，竟不知如何独立谋生而陷入惶恐。
在这个意义上，“尿红墙”，原本或许只是无奈无心之举，一旦被发现它与公共视觉的反差和不和谐、不适感，便生产出荒诞的意义，经由口口相传和新媒体的传播，便具有了反抗的价值，尽管这只是强大体系下最为温和的反抗，一个利用和打破官方仪式化的大众体育的身体涂鸦。
以致于，为了解决这个令人不舒服的尿点，北马组织者在赛前便造势阻止尿红墙，将尿墙等同不文明，警告若违反将取消比赛资格，甚至设置了长达两个月的报名审查期，一一审查所有参赛者的身份，防止可能故意的尿墙者。同时，组委会不惜工本地在广场准备了160位移动厕所，出发广场的流动厕所车紧挨着出发人群，蔚为壮观。红墙沿线，除了例行警察戒备，新增了摄像监控和流动厕所，还有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以啦啦队名义每隔三米一组专门守卫红墙，随时准备劝回越过隔离线的跑友。
不过，当这一切努力和投入遇到当天的重度雾霾，霎那间便失去了意义。无孔不入弥漫一切的雾霾，如玩笑一般，让所有特权、差异和各种优越感消失在无形中，消解了组织者的精心准备。没有人尿红墙了，更多的跑友戴上了口罩甚至各色防尘、防毒面具，把北马变成了口罩马拉松。雾霾，一个原本需要被问责、事关民生的重大治理失败的问题，虽经百般处理，却与北京马拉松不期而遇，在无数口罩面前无比尴尬。一个几万人的跑者洪流，间杂着无数口罩和防毒面具，种种画面就在比赛进程中，占领了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海外报纸的头版，形成了一个最富挑战意味的流动景观，那是怎样的一群不再听话的新公民，成长在跑步和雾霾之中。（全文完，本文有删节）
关于作者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汉堡大学法和经济硕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任教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主要关心欧洲、东南亚和中国的社会运动及新媒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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