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钓鱼岛问题的反反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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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的反反复复》
文/张石
据新华社报道，2014年11月7日，中日两国政府就钓鱼岛等诸多问题达成四点共识，双方表示：“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到此，中日两国从2010年9月7日舰船相撞开始的新一轮围绕钓鱼岛的争执可能画上了句号，可以说，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重返了1996年的“江泽民-桥本方式”。
此前中日有关钓鱼岛问题的争论核心，就是是否有“搁置共识”。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进行有关中日关系正常化交涉时，周恩来提出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提议，对此田中角荣说：“在求大同存小异这一点上，我和周总理取得了一致”，表示同意周总理的说法。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为双方的“相互理解事项”，但是没有记录在文件中。
1978年8月，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进行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交涉，园田直在北京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园田直表示赞赏。
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官方说法确实是“钓鱼岛不存在领土问题”，但是双方在默契中以“搁置争议”为手段，留下很大的模糊空间。
2010年9月7日中日舰船相撞后，当时民主党政治家前原诚司正任国土交通大臣，他和当时的外务大臣冈田克也一起，一改自民党政权对钓鱼岛争端的灵活立场，坚决主张按日本国内法律处置中国船长詹其雄。
当年9月16日，前原诚司视察了石垣港的石垣海上保安部船艇基地，对海保职员说：“在东海中不存在领土问题，希望你们严正毅然地保卫主权。”海上保安厅方面受到鼓舞，继续对中国船长进行审问，并将其送检，由此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中方强烈抗议、反制措施升级。
在当年9月17日的日本改造内阁中，前原诚司出任外务大臣，他于2010年9月23日去纽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要希拉里明确美国对钓鱼岛的防卫义务，希拉里说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框架内，当年10月28日，他在河内再见希拉里时，又追问希拉里，希拉里只好说：“我清楚地再说一遍，钓鱼岛防卫在《日本安保条约》第5条范围之内。”
前原顿时觉得胆壮气足，在2010年10月29日与中国外长杨洁篪会谈时，再把钓鱼岛问题拿出来，理直气壮地说：“钓鱼岛不存在领土问题，是日本的领土。”
从此民主党政权在钓鱼岛问题上，就没有了模糊空间，也公开否认中日有“搁置共识”。
安倍二次内阁开始后，为了实现其保守的政治理念，即“脱战后体制”，着手完成两个政治课题，首先是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从严制定《特定秘密保全法》，强化国家的谍报与反谍报的机能；第二就是实现集体自卫权。
而要实现这两个课题，需要有外部的“威胁”，造成“国家安全保障形势非常严峻”的态势，从而凸显定立新法和修改宪法解释的必要性，不然很难得到民意与执政党内部的支持，正好这时石原慎太郎给他制造了钓鱼岛问题，安倍便“借坡下驴”，热炒“中国威胁论”和钓鱼岛问题，和民主党一样，公开否定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搁置共识”，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
不用说，中日两国政府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同时，日本执政党的认识也是不同的。2013年1月25日，和自民党一起执政的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访华之前，山口那津男也曾提出，钓鱼岛问题应该搁置——“留给后人解决是避免目前出现突发事件的方法”，中日军机都不应出现在钓鱼岛上空。
而当时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在会见记者时，就山口那津男的“搁置”发言表示，“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根本不存在搁置的理由”。另外，他还对关于“中日应建立空中回避机制”等问题表示，“在我国的固有领土，我国的飞机和军用机不能靠近（钓鱼岛），这是很难做到的”。石破茂还在记者会上强调：“虽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提议‘搁置’（钓鱼岛问题），但日本政府从未正式同意。日本政府与自民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未改变立场。”
安倍晋三在2013年1月25日接受《每日新闻》专访时被问及：“我们想问一下围绕钓鱼岛的日中摩擦问题。公明党是所谓的‘搁置论’，而自民党又是一步不让，这是战略上的角色分担呢？还是联合政权的破绽呢？”
安倍回答说：“因为是联合政权，党不相同，外交政策的实行也不同，一般来说，联合政权的政党在外交上是互相弥补的，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这是我国国有的领土，搁置论不存在这种想法是不变的，没有外交上交涉的余地。”
而媒体的认识也更加混乱，使问题不断深刻化。
比如说《读卖新闻》在1978年10月26日的朝刊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大标题“强调钓鱼岛搁置”“交给下一代解决”下报道了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者招待会的内容。当时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对此《读卖新闻》的报道指出：“邓副总理在回答钓鱼岛的问题时，明确了两国政府在不涉及这一问题，暂时搁置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并强调交给后代解决。”
当时的《读卖新闻》，对“搁置”共识，以一种明确的事实的口吻加以报道，起码是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但是在2013年1月26日发表的题为“首脑会谈中国有必要自制”的社论中，却说“搁置”论是“中国长年的主张”，并主张“领土问题不存在”。
而《每日新闻》在2013年1月26日的社论中指出：“搁置是1972年日中关系正常化和1978年日中友好条约交涉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手法，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明确有关搁置的共识，但是当时参与交涉的前外务省官员证明，日中间是有默契的。”
但是无论《读卖新闻》还是《每日新闻》，都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政府于1992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简称《领海法》），规定钓鱼岛列屿周围海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管辖水域。
该《领海法》第二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和内水的一带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的水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因此《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都认为：即使有过“搁置共识”，那么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制定被中方单方面破弃了，《每日新闻》认为可以讨论“再搁置”的问题。
由此可见，“搁置”经过长期的历史的演变已经变质，再回到“搁置共识”也已经相当困难。
而这次双方找到的接合点，可以说是几乎被忘却的“江泽民-桥本”方式。
1996年9月26日，香港保钓领袖陈毓祥在钓鱼岛海域溺水身亡，鉴于这一事件，当年11月24日，在马尼拉进行的APEC中日首脑会谈中，当时的桥本首相作了如下发言：“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这是我国基本的立场，同时，我们也深知中国与我国有不同的立场。虽然日中双方在这件事上立场不同，但是不应该由于这样的立场不同，损害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极其重要的日中关系全局的健全发展，我觉得在这一点日中双方的认识是一致的。”
对此江泽民主席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我非常担心由于一些人的挑拨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马上要解决,但是需要双方的努力，政治家和领导人要站在高处，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处理问题。我们注意到了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努力，今后也希望能继续努力。
而2014年11月7日发表的中日共识，是日本退了一步，回到了“江泽民-桥本方式”，也就是“一个钓鱼岛，各自表述”的方式。“搁置共识”是把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发生问题时不以主权归属问题为前提解决问题；11月7日以前的日本民主党政权和第二次安倍内阁则主张以明确主权归属为前提处理围绕钓鱼岛发生的问题，而此次的中日共识是“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也就是在承认归属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的境况下进行对话，应该说这是典型的“江泽民-桥本方式”，而有关江泽民与桥本的谈话，在2010年9月7日发生舰船相撞以前，一直可以在日本外务省的网页上查到，舰船相撞以后到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曾有一段时间检索不到，而现在又可以检索到了，不知是因为笔者的检索方法不对还是另有政治玄机。
而此次中日钓鱼岛之争的始作俑者前原诚司，在民主党政权下台后，也认识到了重拾“江泽民-桥本方式”的重要性，2013年9月2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时称，“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本应认识到中国有着不同看法，日中双方均应寻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中日双方重拾“江泽民-桥本方式”，使钓鱼岛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突破现在“不承认搁置就不进行首脑会谈”“钓鱼岛主权问题没有谈判余地”的平行式话语方式，创造出走向和解的崭新的话语结构。
关于作者
张石，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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