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地铁紧急停车按钮，你敢按吗

如果宽容对待误报，也许，在下一次就能救下一条命。本质上，社会是在十来万人被耽误几分钟时间与一条人命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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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紧急停车按钮，你敢按吗》

文/刘远举

近日在北京发生的地铁夹人事件中，有乘客试图拦下列车，车厢内也有乘客拼命拍门，试图帮助被夹乘客，但列车仍然启动，女子不幸遭搓捻致死。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乘客的这些举动都不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正确的方式其实更加简单，那就是按下紧急停车按钮。

那么，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无人按下这个按钮呢？、

一般来说，“靠站台处置”是地铁突发情况的首要安全原则，很多时候，并无必要按下紧急停车按钮，不但会延误应急反应，各种误报反而更造成大的损失。

上海去年就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5月6日晚高峰，一名乘客突发癫痫，引起周围乘客恐慌，有人拉下紧急制动拉手，导致列车停驶；6月16日，一号线列车内有乘客发生争执，其他乘客拉下紧急拉手，引发恐慌，大量不明真相的乘客集中向列车尾部逃散；9月，一男子自称身体不适，擅自按下地铁紧急制动按钮，在早高峰期间，造成运营中断7分钟，客流积压，路网拥堵加剧，随后，男子被警方处以行政处罚。

由此可见，地铁中大量按下紧急制动按钮的情况都属于没有必要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针对擅自按钮，地铁方面做了大量宣传，在这类宣传中，拉下紧急制动手柄，被视为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除了宣传，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禁止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违者可由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单位责令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如果危害轨道交通设施的行为严重，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紧急拉手不可随便拉，否则将负法律责任”，成为耳熟能详的地铁警示语。但在列出负面清单的同时，没有正面清单，对于何种情况应该拉下紧急拉手，乘客就会产生疑惑、迟疑，甚至生成一种禁忌，这个时候，就与设立禁止停止按钮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天涯论坛去年有一个帖子这样写道：当时已经晚上9点多了，地铁关门的瞬间，才发现孩子还在门外，急得哇哇大哭，匆忙中有人提醒：快去按停车按钮。这是有位上海老阿姨破口大骂：自己不看好孩子，电视台都说了不能按红色按钮，你不能按，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为此3个年轻人和老阿姨吵了一路。

上海老阿姨的话当然也没有错，孩子没进列车，只要没有出站台，总有工作人员会照顾，家长从下一站返回，一般并不会出问题。但家长担心万一之可能，孩子没被工作人员发现，而是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所以，父母想按下紧急停车按钮也算情有可原。在这里，我不想讨论他们的对错，我想说的是，地铁方面的宣传，已经被上海老阿姨浓缩为一句话：“电视台都说了不能按红色按钮。”这个事情，宣传的影响已经与预期发生了变化。

紧急制动按钮，本质上是一个安全警报信号，与所有的警报系统一样，必然会出现两类错误，也即假阳性与假阴性错误。

所谓假阳性与假阴性，用常见的医学化验为例子来解释比较容易理解。某人去院检查是否感染了乙肝病毒，如果他是健康的，但是，检验结果却为阳性，显示他感染了乙肝病毒，这就叫做这种检验方法的假阳性。反过来，如果他本身感染了乙肝病毒，检验却显示他是健康的，这就叫假阴性。

地铁紧急停车按钮，不但有擅自按钮造成的假阳性损失，也有“乘客不敢按钮”造成的假阴性惨剧，且不只一次。与北京此次惨剧类似，2007年7月15日，上海地铁1号线上海体育馆站，一名男子在车门已经开始关闭告警的情况下，强行试图冲入车厢，结果被夹在屏蔽门和车门之间，无人按下紧急停车按钮，列车启动，男子跌落站台当场身亡。

理论上，一个系统的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是有相关性的，当假阳性错误降低的时候，假阴性错误就必然上升。简单的说，警报系统要有效，误报是必然的，因而也必要的。所以，一个良好的安全警报系统应包括硬件、软件，以及系统误报的成本。不能以杜绝误报的态度去对待安全警报系统，为了减小误报（假阳性）的措施，同时也造成了未报（假阴性）惨剧的上升。具体来说，因为这个安全警报系统中的一环是没有专业素养的老百姓，禁止性、负面清单的宣传，往往被扩大化为禁止性、禁忌性的指令，“不敢按”就发生了。

实际上，所有的警报系统都在假阳性与假阴性之间选择。即便对于地铁，这个选择也并不简单：动辄报警停运，十几万的乘客也受不了；反过来，假阴性多了，明明需要按下钮救命，却无人敢动，也让人唏嘘不已。

某种意义上看，地铁方面的宣传，本质上反映了地铁方面在假阳性与假阴性之间选择的态度。决定这个选择的现实逻辑，并不是“宁可错报千起假意外，也不要漏报一起真意外”，而是错报和漏报的成本相抵。

这种成本有两层意思，首先，是真金白银的赔偿。每一次假警报，地铁方都要付出相应成本的，每一次真正出事，地铁也要赔钱。所以，理论上，地铁方面选择这个标准在何处，就等于在赔偿中选出一个总额最小的组合。所以，当地铁偏向禁止性宣传，就反映漏报的代价还不够大，出事的赔偿还不够。

这种确定标准的方法虽然是理性的，但很大程度上却是通过经验来呈现的，比如，惩罚性数亿的赔偿，会深远地影响一个公司对市场负面的态度。

除了出事后赔偿对地铁的影响，社会本身的看法也影响了决策方的成本。一方面，或许是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念，把社会和谐、不出事情看得过重。与此同时，人若蝼蚁，在事情发生之后迅速消声，正如当初的温州高铁与如今的北京地铁，那么，假阴性的舆论代价也变小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对紧急停车按钮的禁止性宣传占领人们的头脑，也就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这也与每一个市民相关：如何看待误报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并聚沙成塔般地产生舆论，影响地铁方面的选择，最终，在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影响到某个市民的生命。如果宽容对待误报，也许，在下一次就能救下一条命。本质上，社会是在十来万人被耽误几分钟时间与一条人命之间进行选择。

关于作者

刘远举，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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