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晚清一起冤案的铸成与平反

三个无辜的草民，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杀人凶手，竟毫无办法洗雪自己的冤情。这样的司法机制，何其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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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一起冤案的铸成与平反》

文/吴钩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隆冬时节。有人在南京三牌楼的雪地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赶紧报案。经上元县知县的初步勘验，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发辫被砍断，现场还遗有一把篾刀。显然，这是一起杀人命案。

由于死者身份不明，凶手不知所终，两江总督沈葆桢便饬令营务处的洪汝奎负责破案。洪汝奎领命，安排他的手下、缉捕委员胡金传侦查、访拿杀人凶手。数日后，胡金传逮捕了妙耳山的僧人绍宗、火夫张克友与屠户曲学如三人，称他们就是三牌楼命案的凶犯。胡金传还带来一个叫做小庚的瓜子小贩，说他是目击证人，初九夜里在三牌楼看到死者躺在雪地上，旁边还站着三个人，正是绍宗、张克友与曲学如，其中一人还恶狠狠警告小庚莫要多管闲事。

洪汝奎当即委派候补知县严坤、胡金传同堂审讯嫌犯。经严刑拷打，绍宗、张克友、曲学如供称，三人因为贫困图财，合谋杀死了贩猪的外乡人薛春芳，篾刀是张克友用过的凶器。

看来这起命案似乎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缉捕委员胡金传破案堪称神速。按照程序，案子最后上报到两江总督沈葆桢那里，沈葆桢作出批示：将“凶手”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因为先行认罪，得免一死，被割去右耳，刺字递回原籍。

时为光绪四年二月中旬，一起惊动了总督大人的人命案，从发现到结案，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疑犯认罪到正法伏诛，则不过数日时间。

在喧嚣的南京城，三牌楼命案曾经引起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上了《申报》的版面。但结案之后，慢慢便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数年之后，光绪七年闰七月，金陵保甲局抓到一名叫做李大凤的窃贼，这窃贼为立功减刑，供出几年前他的表弟朱彪被周五、沈鲍洪合谋杀害的情节。官府立即缉拿周、沈归案，分别讯问，二人供出的结果让办案的官员大吃一惊：周五、沈鲍洪合谋杀人的时间、地点、情节，都跟光绪三年的三牌楼命案高度相似。

莫非四年前那个被杀害的所谓“薛春芳”，与本案受害者朱彪是同一个人？换言之，四年前伏法的绍宗、曲学如原来是被冤杀的？

这时候，曲学如的家族也纠合了五十余人，跑到两江总督衙门上访，称曲学如当年是含冤而死的。此时的两江总督已换成刘坤一，他委派了江宁布政使梁肇煌、盐巡道德寿、江宁知府赵佑宸等官员审理案件。经提审案犯、补传证人、隔离严鞫，这起发生在四年前的三牌楼命案的真相，终于拨云见日，显露出来：原来，朱彪与周五、沈鲍洪素来相识，因为朱彪诱奸了周五拐来的女子刘王氏，又与沈鲍洪诱拐来的妻子赵高氏通奸，周、沈二人心中气愤，便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三更时分，将朱彪骗到三牌楼雪地上砍死。次日被人发现的死者“薛春芳”，其实就是朱彪。

四年前，领命访拿凶手的缉捕委员胡金传急于破案，又苦无线索，便指使瓜子小贩小庚指证绍宗、张克友、曲学如三人为杀人凶手。三个人熬不过官府的严刑，只好画押认罪，虚构了杀人的情节，胡扯出一个“薛春芳”的人名。

三个无辜的草民，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杀人凶手，竟毫无办法洗雪自己的冤情。这样的司法机制，何其荒谬！细细究来，我们会发现大清国的司法制度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缉捕委员居然可以参与司法审判，这是典型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清朝的这一制度设计，远不如宋代司法制度合理，在宋代，缉捕官不可以参与推勘，他们的责任只是抓捕到犯罪嫌疑人，至于嫌犯是不是真的有罪，该判什么刑，他们是不允许插手的。

其次，清代司法虽然设置了一套繁复的复审程序，一宗命案经县衙初审后，还要知府、按察司、督抚复审，最后还需要中央刑部复核，但实际上，复审的程序往往只是走过场，形同虚设。比如三牌楼命案，其实只经过严坤、胡金传两级审讯，其他负有复审责任的机构，只是在结案报告上挂个名而已。案子上报到两江总督那里，沈葆桢也没有复审，便饬令将案犯就地正法。

再次，即使层层走完复审的程序，也未必能够及时发现冤情，因为清代的地方不设专职的司法机关，更无专业的司法官，一起刑案的复审，通常是督抚委派行政官员负责审讯，甚至连营务处这样的军事机构也参与审判。这些非专业“法官”缺乏司法训练，难免“葫芦僧断葫芦案”。这又是不及宋朝的地方，宋代的州一级，一般均置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每一个法院都配置若干专业的法官，叫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

最后，清代对死刑犯的处决，按正常程序需经刑部核准，但在晚清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地方督抚获得了“就地正法”的权力，可以绕过刑部，先斩后奏。“就地正法”虽然有利于地方当局组织“严打”，维持秩序，但也给滥杀无辜开了方便之门。尽管我们不应对刑部复核的程序抱太高期望，但三牌楼命案中的绍宗、曲学如显然就是死在“就地正法”的制度上。当时的《申报》评论说：“苟由地方官，则咨题候覆，然后行刑，断无讯定之日去正法不过数日之理。”

所幸清朝的司法制度尚未完全泯灭官员的良知。在周五、沈鲍洪二人供出杀人真相之后，江苏地方当局并没有包庇原审官员、掩盖真相、弃冤死者的冤情于不顾。两江总督刘坤一立即奏请将胡金传暂行革职，归案讯问，又致信已经升任两淮盐运使的洪汝奎前来江宁协助调查。

由于刘坤一认为洪汝奎只是受到胡金传的蒙蔽，并非有心制造冤狱，北京的御史又对刘坤一提出弹劾，认为“此案曲学如、僧绍宗之死，由洪汝奎锻炼而成。该督上下其词，显欲卸罪胡金传一人，意存偏纵”。我们知道，历代中，清代的台谏系统是最为软弱的，但御史的设置，毕竟对行政官的权力构成了一定的制衡，也使得清朝的行政与司法有了一些微弱的自我纠错功能。

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清廷谕令刑部侍郞薛允升赴江宁彻查三牌楼命案。薛允升是专业的司法官，他到达江宁后，为保证独立性，谢绝了地方官接待，闭门查案，调阅案卷，提审案犯、证人，一一剖清案情疑点，最后证实三牌楼命案确系周五、沈鲍洪所为，铁证如山，再无疑问。薛允升即回京城覆命。

次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宁方面奉上谕，判周五、胡金传斩立决，判沈鲍洪绞立决；洪汝奎与严坤革职，发配充军；沈葆桢因已去世，免议其罪；其他负有责任的官员也分别交部议处。

三牌楼命案至此真正结案。却不知冤死的绍宗、曲学如地下能否瞑目？

关于作者

吴钩，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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