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警察不准来大学”
日本的大学自治权虽然没有欧洲那么强大，但是除了刑事警察之外，公安警察不进入大学也是潜规则，就是刑事警察进入大学一般也要通知大学当局，而且要在大学职员的伴随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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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不准来大学”》
文/俞天任
如果有一个警察正在执行公务的时候被知道他身份的学生抓了起来，学生们还搜了这个警察的身，没收了这个警察的手机等随身物品，把这个警察扣留了三个小时才神气活现地交还给在大批机动队（日本警察中专门出动来维持公共秩序的部队）掩护下前来交涉的警察，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很无法无天的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本月4日，地点是日本的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是大概是日本最别格的大学，在日本19名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这三奖的得主中，出身于京都大学的就有6名，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是出诺贝尔三奖得主最多的日本大学。
一般都认为京都大学之所以能达到这么高的学术水平是因为有自由的学风，日本的大学一直就有自由学风的传统，像即使在战前和战时都是这样。1933年，京大（当时叫“京都帝国大学”）泷川幸辰教授的著作《刑法讲义》中因为“宣传赤化”而被内务省禁止出版，泷川教授本人也被文部省勒令休职，但是京大法学部全体教官以辞职表示抗议，全体学生以退学表示对教授的支持，迫使政府到最后只好给出一定的让步，不了了之了此事。
实际上即使在军国主义的时代，日本的帝国大学中还是有相当的学术自由，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可以自由阅读的，到后来太平洋战事紧张，学生被抓壮丁上了战场，有些学生把《资本论》都带到了军舰上，海军也睁只眼闭只眼只当看不见。
战后就更是这样了，特别是京都大学更是因“自由”而出名，连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这种在其他地方是属于学校最隆重的场合，在京都大学则是学生展览各种奇装异服的场合，穿了正经衣服进去是要被人当神经病的。
到过京都大学的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学校大门周围那些政治标语，内容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反对消费税涨价到谴责对伊斯兰国的轰炸，不少内容之离经叛道程度会让头一次看到的人吓晕过去。
而且京大学生还不光是口头上说说，他们真的会干，最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之一“日本赤军”就发源于京都大学。
今天京都大学西部讲堂的屋顶上还有为纪念1972年5月30日奥平刚士、冈本公三和安田安之这三个日本人用捷克制Vz-58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称本·古里安空港）向普通旅客发动突然攻击而造成死伤100人，其中24人死亡的那次恐怖袭击而画上去的日本赤军标志：猎户座的三颗星。参加袭击的奥平刚士，安田安之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冈本公三是鹿儿岛大学的）。这个特殊的纪念符号也算京大的后辈们表示对学长们的敬意的一种方法，那个西部讲堂一直被称为是日本赤军的“靖国神社”。
京都大学就是一所这样的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比较明显，年轻学生们的政治一般都带有强烈的过激派的色彩，所以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也很正常。实际上这次事件的背景是因为本月2日在东京的反对歧视的示威游行中有两位京大学生因为妨碍公务而被警察逮捕，事情传回京大之后在京大校园里出现了谴责“非法逮捕”、号召“夺还同学”的传单，而东京的游行在警方看来有“中核派”的背景，中核派是六十年代在日本学生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一个派别，主张比较过激，而且有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的记录，在日本警方看来是一种潜在的恐怖主义组织，所以警方就派人去大学看个究竟。
这次在京大校园里和学生发生争执的就是一位京都府警察警备二课的巡查部长（一种警衔，日本警察的警衔有十级，这是第八级），警备二课是负责公共安全（public security）的所谓“公安警察”，专门负责监视和调查危害公共安全的组织和活动，如果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的话，就是和战前的“特别高等警察”，俗称“特高警察”的职能有点像。
大学里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来了个中年大叔肯定引人注目，三问两问就问出了纰漏，警察想跑没跑成，被围上来的学生按到了地上进行搜身，搜出来了警官证和手机，在手机的LINE（一种类似于中国微信的社交应用）上还发现了有人在帮他望风，指示他已经被发现，快点撤退的留言。
既然学生已经知道了这是现职警官怎么还能继续扣留他呢？是不是太大胆不敌了点？也不是，日本大学的自治是受到宪法的保护的，日本宪法第23条保障了学问的自由，所谓学问的自由主要是指“研究的自由、研究发表的自由和教授的自由”，而这些自由的保证则在于大学的自治制度。
大学的自治制度始发于欧洲，欧洲各国大学的自治权非常强，有时候甚至有点像治外法权，比如在巴黎，没有大学校长的许可，警察都不能踏入大学林立的拉丁区。日本的大学自治权虽然没有欧洲那么强大，但是除了刑事警察之外，公安警察不进入大学也是潜规则，就是刑事警察进入大学一般也要通知大学当局，而且要在大学职员的伴随下行动。
日本在战后因为警察进入大学而发生过“东大波波罗事件”和“爱知大学事件”这两场很著名的官司，“东大波波罗”事件是1952年东大学生在话剧观众中发现四名便衣警察从而发生冲突，警察被学生扣留的官司，一审二审都是学生胜诉，一直到最高法院在1963年的终审中表示虽然应该尊重大学自治，但是话剧演出是公开集会，并不是学术活动，警察在场不算违规，发回重审，结果两被告被判缓刑，其中一名被告是后来当了20年秋田县横手市市长的千田谦藏。至于1951年发生的警察身穿制服公然进入大学引起冲突的爱知大学事件，一审二审以及最高法院都支持大学的自治权，殴打了警察的学生不算妨碍公务。
2004年李登辉企图访问母校京都大学，处于“安全上的理由”而打算请警察保镖，但京都大学只容许李登辉进入学校而不许可警察随从，这样李登辉因为担心遭遇抗议而只能放弃行程。有时候官司的内容都不单是警察进大学了，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早稻田大学向警方提供了参加演讲会的人员名单，这件事在被《每日新闻》爆料之后学生把学校告上了法庭，最后是学生胜诉。
所以这次京大副校长山万俊夫在闻讯赶到现场之后首先是对警察在未向大学通报的情况下私闯校园表示遗憾，而警方表示该警察只是骑车经过现场，并非在执行公务。学生把警察交还时还再三确认：“是在执行公务对不对？”
现在京都大学校方对警方私闯校园表示遗憾，而警方则表示要以妨碍公务的罪名起诉学生。在9.11事件之后因为“反恐”的大道理，各国的警察权力都在增大，日本也不例外，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也占不到上风，因为现在除了《产经新闻》一家传媒还保持着沉默之外，连保守的《读卖新闻》都在批评警方，对学生的批评只是“有点过分，怎么把人家压在地下”？
关于作者
俞天任，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自称“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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