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三本书，三种晚清史的写法

【题记】今年是甲午年，距中日甲午战争今已整两个甲子。120年过去，今天中日两国如何看甲午战争，追忆和反思甲午对现代人有何借鉴意义？中国为什么失败，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却是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纪念甲午战争两甲子的宗旨所在。
《大家》·MOOK第二辑《甲午两甲子：忆与思》，与您一起甲午之际共论甲午。新书已于2014年10月推出，并在亚马逊、当当等各大网站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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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方萌

今年又是甲午年。早在1912年，中国政府已经采用西历纪年，然而国人并未忘却六十年一甲子的轮回。就像明朝亡于甲申年，三百年后还有人作祭文，想必每隔六十年，甲午也会激起新一轮的历史回响。

上一个甲午是1954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印象，大多来自老电影《甲午风云》。尽管这部影片的艺术水准近乎一流，片中角色却过于脸谱化，像传统戏剧中的红白脸一样遮蔽了真实的人物面貌。近年拍摄的一些影视剧，如《走向共和》与《甲午大海战》，承继了这一脸谱化的传统，只是古为今用的意图更为明显，甚至闹出“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

不谈人为的粉饰或丑化，我们今天对那场战争能理解得有多深刻？晚清无疑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研究最多的时期之一。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学者们已经梳理清楚了基本史实，因为甲午战争既不像明末动乱那样史料散佚，也不像文革内斗那样档案封存。直到几年前，国内一位战史专家告诉我，甲午战败的军事原因至今没有完全搞清楚，我才知道历史的迷雾尚未退去。

出于对晚清史的好奇，我花了不少业余时间，试图读懂当时的人物心路与情节逻辑。对我最有启发性的著作，还不是那些正襟危坐的史学研究，而是三本历史小说——陈舜臣的《大江不流》、唐浩明的《张之洞》和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小说本属西方人所谓“虚构类”（fiction）作品，历史小说因有史实作基础，可谓虚构类中的非虚构类。如果作者细加推测，运笔得当，历史小说能够兼具“存在的真实”与“想象的真实”，将史料留下的空白处填补为一幅完整的时间画卷。如陈舜臣曾言：“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

在这一意义上，《大江不流》可谓一部了解甲午战争的全景式入门读物。1967年，陈舜臣尝试创作历史小说《鸦片战争》，一写就是一千多页。《大江不流》亦是五百页多页的长篇巨制，这时作者的笔法已趋于圆熟。作为日籍华人，陈舜臣掌握了中日英等几国文字，还学过印度语和波斯语，这使他在多国史料中穿梭自如。国人对甲午战争的记忆历来受制于空间局限，《大江不流》恰好补充了当年日本和朝鲜境内发生的重要情节，使读者了解到敌国的战略思维和小国的生存之道。

陈舜臣出道时以推理小说成名，他的历史小说也类似微观史学，每每于细节处引人思索。如《大江不流》中记述丁汝昌自杀一节：“二月十二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短短一段话，读来惊心动魄。丁汝昌吞服鸦片自杀，似有警示国人的寓意。据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载，李鸿章有个外甥倒卖军火，中饱私囊；原来他还有个外甥壮烈殉国。

《小说十八史略》是陈舜臣最著名的历史普及读物。他在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他在书中以“历史切片”的方式，简笔勾勒了中国历代的著名人物。而中国作家唐浩明真正在创作中贯彻了这一史观。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唐浩明以一部《曾国藩》确立了他的历史小说家地位。当年坊间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经商要读胡雪岩，从政要读曾国藩。”唐浩明长于从人物角度切入历史，风头直追台湾作家高阳。

除《曾国藩》外，唐浩明还出版过《张之洞》和《杨度》两部长篇小说。曾氏出场太早，杨氏又太晚，都没有赶上甲午前后的风起云涌。只有张之洞作为朝廷重臣亲历甲午，并在其间多次上书，积极奔走。在唐浩明笔下，张之洞兼具传统士子的守成风格和洋务新派的开创精神。生逢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张之洞稳中求变，尝试走出一条继往开来的改良道路。在小说中，他受到朱熹两句诗的启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遂提出“中体西用”之说，也属于现代化道路上一种可贵的探索。

作为洋务派领袖之一，张之洞与维新派人物过丛甚密，并为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捐助会费。不过，他毕竟是成长于传统社会的文人，对旧式的精英文化怀着深厚感情。小说中几处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张之洞同廷臣及弟子的诗酒唱和，士大夫气十足。对于传统社会上流阶层的生活情趣，作者充满了艳羡与追怀之意。唐浩明似乎有意在暗示，甲午战败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贫弱，也导致了一种文明的衰亡。

皇权时代的中国读书人一直在两轮“朝圣之旅”上奔波起伏。第一轮科举之路，终点是金榜题名，荣登天子门生；第二轮仕宦之途，终点是入阁拜相，统领天下政事。张之洞是走完这两轮朝圣之旅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在他死前四年，科举考试废除了；在他死后两年，满清王朝也垮台了。张之洞亲眼目睹成就自己功名的社会制度遭受了灭顶之灾。借助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如何看待众多事件，并体会其良苦用心，从而多一份同情或谅解。

唐浩明并非故事大王，他能塑造出血肉丰满的晚清人物，主要靠大量收集和整理史料。小说中以想象填补历史之处，便嫌功力不足。唐浩明写男女情爱尤其失败，似乎更多寄托着作者本人的浪漫情怀。如张之洞的小妾和杨度的娇妻就像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角色，符合古代书生对女性的审美趣味。唯有一位名叫“桑治平”的虚拟人物，还有几分可玩味处。

作家写历史小说，不见得只是迷恋某段故事，或许也为自己解开心结。唐浩明的胞兄唐翼明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兄弟俩的父亲唐振楚曾作过蒋介石机要秘书。1949年骨肉离乱，唐氏兄弟被父母留在大陆。唐翼明寄养在伯父家，唐浩明则被一位理发匠领养，两人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唐浩明杜撰的桑治平原系肃顺府上西席，在辛酉政变后隐姓埋名，漫游天下，最后当了张之洞的首席谋士。作者在小说中比较张之洞和桑治平的人生轨迹，隐含着对自己和兄长身世际遇的感悟。

陈舜臣和李敖的作品也包含着作者对自身命运的解读。陈舜臣像围棋大师吴清源一样，国籍在中日之间变换反复，于是想要为影响个人命运的时代大潮溯源——那就从甲午写起吧。李敖不仅是历史的观察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他将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比作康有为与慈禧的关系，并借小说人物的口评论道：“你（康有为）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慈禧）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

对蒋介石的憎恶多少影响了李敖对晚清保守派的评价。不过，《北京法源寺》却是三本小说中最具文化意蕴和历史深度的。全书从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写起，以康有为等人被掘坟作结，纵贯三百六十年。这部小说的深长意味，还是作者自己概括得最好：“《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等等，都在论述之列。”

因为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北京法源寺》当年被吵得沸沸扬扬，此书却是作者在孤寂的监狱中完成构思的。书中描写谭嗣同下狱一段也最见功力。谭嗣同“死得其所”之前，在大牢内回顾了短暂的一生。这时，人生的取舍、世相的真假和历史的轮回，都交汇于主人公的脑海中。小说家若想再现谭氏当时所思所想，需要与之相当的胸怀境界。李敖或许做到了这一点：“从三百五十年前的杨继盛，到两百七十年前的左光斗，这个刑部狱、这个头监牢房，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息的过客，……如今，谭嗣同来了，……多少沧桑、多少熟悉、多少生离死别、多少幽情暗恨、多少悲惨与凄凉，一一都浮现他的眼前。”

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L.Febvre）曾说，历史其实是根据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如果将晚清史比作一件大案，将相关史料比作全尸，陈舜臣得其皮，唐浩明得其肉，李敖得其骨。无论看到皮相、肉相或骨相，三位作家不见得有高下之别，只不过各有其观察视角。也正为此，三人都将晚清史看作人世间的大悲剧，着重点却有差异。陈强调国家悲剧，唐强调个人悲剧，李则通过国家悲剧升华了个人悲剧。

中国古人喜欢将时间之河比作“滚滚长江东逝水”。陈舜臣的《大江不流》承接这一寓意，意指中国在晚清止步不前，从而被日本痛击。彼时文官自有“秋风宝剑孤臣泪”，武将亦无“万古云霄一羽毛”。在唐浩明的小说尾声，亦文亦武的张之洞临死前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一生的心血全白费了。”而李敖则从后来的历史观照晚清——19世纪如一潭死水的老大中国，却在20世纪倾泄而出，于一波波革命大潮中获得重生。曾经的先驱者变为落伍者，曾经的革命家被打成反动派。逝者的灵魂不得安息，他们的悲剧仍在延续。

前年冬天，我曾到菜市口一带，寻访康梁等人的旧居。那一带遍地危房，很快将被规划中的高档社区取代。最近我读到姜鸣的历史笔记《天公不语以枯棋》，作者自1980年代间断寻访晚清人物的故居，发现也是见一面少一面了。《北京法源寺》本是李敖狱中神游之作，未来的读者若想缅怀故地，恐怕也只有借文字神游了。行文至此，我想到小说中张之洞在江苏焦山定慧寺所作的一副对联，不妨以此结尾吧：

眼底江流，尽皆后浪赶前浪，争相推移奔大海；

世间人事，总是少年代老年，与时维新为正途。

附，图书信息：

书名：《甲午两甲子：忆与思》

姜鸣 主编 / 贾葭 执行主编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4年10月

页数: 249

定价: 42.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9765029

关于作者

田方萌，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师，关注领域包括迁移、人才、文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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