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选凝：文人身份或许更适合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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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身份或许更适合龙应台
by 贾选凝
无论你是否喜欢龙应台，都很难忽视她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伴随国民党在“九合一”中惨败的政情动荡，身为台湾“文化部长”的龙应台随江宜桦内阁总辞，一份题为《第一里路》的辞官声名，传遍两岸三地。有人读出了她功成身退的圆满，也有人说她一如既往地高姿态外加煽情。《天下杂志》则认为“无论上台或下台，她永远都是华人世界瞩目的焦点，无论那眼光是赞赏、惋惜，或不认同”。
龙应台的确有这样的影响力，无论台湾岛内对她的评价多么褒贬不一，她担任台湾最高文化决策者近三年的个人经验背后，都折射出不少值得两岸三地共同参考的时代意义。
30年前写《野火集》时，她以为自己抨击体制要付的代价是这辈子不会有人请她“学而优则仕”，结果到今年《野火集》在内地出版30周年纪念版时，正值越南排华暴动，她不但人在内阁做“部长”，还表示台湾民间不该一出事就第一时间责难政府——她居然从那个曾用最好的文笔狠批政府的人，变成了会为“永远在批评政府”的社会氛围而担忧的人，单看立场，这的确是360度大转变，难怪那么多人会叹息：“龙应台变了。”新当选的台中市长林佳龙两年前还是民进党立委时就曾直言“龙应台当了大官就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但其实，台湾也早就变了啊。
龙应台给30周年纪念版《野火集》新写的序言里，这样描述那些隐形的威权：“缠讼中折断了青春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缩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很写实吗？其实她指的是1984年的台湾。而当年她对抗批判的那个叫威权的“敌人”早已不在，所以她认为“反抗权力权威就是道德”的逻辑不再适用于两度政党轮替后的台湾。
今时今日，她强调要掌握知识权，要深思明辨何时该批判政府何时则该支持——听起来也有理有据吧？不过身为文人讲这些，显得清醒理性，身为官员去讲，听在民众那里的感受就变成了：你在用掌权者的、高高在上、离地的姿态去教晓大家说，我们居然无权反对一个我们赋予了它权力的政府？
【错在角色本身】
可能错的不是文人，也不是对“文人为官”期待过高而失望巨大的百姓，而只是官位这角色本身。
学者和知识分子可以痛快地针砭时弊，肆无忌惮抛出个人见解，对社会中的弊端穷追猛打，他们更多在扮演着创造社会表述、引发公众思考、刺激政府作为的角色，但一转身成为“中央级别”的官员，所有个人化的表述和思考反而要统统退居其后，民众想看到的是“作为”，是实实在在可以量化的政绩。
但往往越是制定大政策的部门，能被量化到日常生活中体会得到的指标越不明显。“台湾文化部”过去三年做得最多的事，是为文化产业修法和订立新法，单是一部已不合时宜的“电影法”，就从58条删到只剩24条，但全盘修订各种冗长法规的工作不但枯燥又漫长，老百姓也根本感受不到。
同时，吊诡的是，并不是说你当大官就不用说话了，很多场合仍然需要表态——但不是表述。譬如龙应台刚接部长时，“文化部”在筹建“国家人权博物馆”，她到立法院备询，不只一个绿委要求她当场表态“台湾白色恐怖的加害者是谁”？因为她没能正面给出那个标准答案“蒋介石”，而尝试去表述“历史的问题很复杂……”，于是即刻成了众矢之的。
民众认为你进入了权力核心就在怯懦回避，背叛了你写书时曾高举过的价值。可问题是在那个当下，她确确实实不是作家龙应台啊，她的角色变了。对作家来说，一瞬间的勇气与态度可能像平地惊雷令人振聋发聩，但对一个政务官来说，一瞬间的态度能代表什么呢？能为国民党的不堪历史赎罪？还是能为几代人所受的伤害负责？一个官员真有那么强大的代表性和资格吗？
立委关切“人权博物馆”的筹备情形是职责所在，但或许因为我根本不觉得龙应台个人有能力承担那么大的，要靠历史学家、整个社会乃至时间去给出态度的命题，所以值得思考的反而是，一个“文人”手握公权力后，到底怎么做才能让民众满意？
如果保持尖锐、对抗、充满棱角的姿态，那还是留在权力外围发挥影响力的思路。而入阁后的龙应台，则从“野火”转成了“温润”模式，看待社会分歧和体制局限的眼光都放柔和了。她开始更多去讲“换位”、“互相尊重”、“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任何一个文化人满怀理想进入体制内部的理由，都一定是想实践某种推动和改变。但很多龙应台自己形容为“连接地下管道”的文化政策上的基础工程，台湾民众却非常“无感”。这样的局面其实可以一分为二地去看：一方面，为什么她以官员身份做的很多事，反而没有当作家时“被认受”的程度高？另一方面，到底是她的价值观变了还是整个时代变了？
【媒体生态的改变】
没有人会否认龙应台的论述力，但恰恰她过人的论述力反而成了横在她跟草根庶民间的一道天然隔阂。两岸三地都耳熟能详她“在水泥地里种花”的美丽坚持，可是如此文学性的修辞只能属于文人，而不该属于政务官。她把写文章的感性笔触一路带到对文化施政的表述中，一般人听了就觉得有距离，觉得只是华丽辞藻，空洞不知所云。实际上她的“种花”远不像听来那么有美感，她真正想表达的是：自己身在一个“弱势”的政府，面对台湾“强势”的民间社会内部累积的愈演愈烈的不信任时倍感无力。但文人从来不甘示弱，龙应台也是。直到辞官声明里，她也在用文人的修辞，告诉人们“文化部”已经跨出“第一里路”。
文人从来都不是素人，所以文人当官的最大掣肘，或许是他们很难学会用跟老百姓零距离的姿态去沟通，这直接导致沟通效率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媒体的生态也变了，不只台湾，两岸三地的媒体几乎都越来越“报忧不报喜”，媒体很少告诉人们政府有什么作为——因为那被视为是责任是理所应当的，但政府的任何不作为，不但会立刻被揭露挞伐（这本身当然无可厚非），且往往会被夸大、发酵、信息半真半假被炮制成激发人们对政府更加不信任情绪的舆论压力。久而久之，恶性循环。
“香港文化教父”荣念曾就说过，如今港府的文化对策干脆就是“不做不错”，不求发展但求不出争议。他多次指出，目前港府这种态度是对香港文化环境的致命伤害——其实，“不做”才是大错。荣念曾认为，香港本来完全具有能量带动整个中国的文化基建有所变化，可是倘若官僚越缩越后，完全放弃颠覆的可能，整个生态就只能原地踏步，白白浪费了香港真正的优势：诸如那些民间创意、国际视野与敏感度，以及多元发展的自由精神。
而回到总让香港感到羡慕的台湾，直到龙应台辞官了发表述职告白，大家才清楚地知道：原来《公视法》、《电影法》等四个重要法案修完了，“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博物馆法”等五个新的法案订立了。其实“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前瞻性很值得一提。
香港前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曾经直言不讳：“香港需要一个有文化视野的政府”，因为香港的政务官对文化的想象一向贫瘠。而至少在台湾，龙应台任内的“文化部”不是完全没有想象的，她说台湾本来是个“海洋国家”，但长年来因为历史脉络，却习惯了自己只是海上的一块内陆，而丢失了海洋感。这个新法案的思路就是把视线重新投向海洋，不只“看见”陆地上的古迹资源，也“看见”纵深海底。
【世代交替背后的价值观分歧】
绿委曾痛批龙应台在“转型正义”的问题上立场模糊，然而难道一个表态的瞬间，比之后带领同仁从南到北，为白色恐怖的幸存当事人和受难者家属去做口述史、去耙梳尘封的档案和遗书更有建设性吗？学者出身的龙应台重视史观，她主动争取去把白色恐怖时期史料纳入“国家人权博物馆”，并和各界沟通，希望逐步开放完整卷宗，在30周年纪念版《野火集》的序言里，她也写到过高一生被枪毙前那一纸遗书摊开在自己眼前时的百感交集。
如果说这些努力仍显得大而化之，那至少她任内推动的“台湾故事岛”在我这个外人看来有足够冲击力。
写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她，对“个人史”这件事有很强的坚持，你可以不喜欢她那本书，以及她处理历史素材时过于私密幽微（乃至片面感性）的个人化视角，却很难否认她所主张的“从国史、党史、地方史、产业史之外，开始记录个人史”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当“台湾故事岛”逐渐成为一个网络版的“国民记忆库”时，它在整个华人地区都变得很有参照意义——龙应台辞官之际，正好是该计划上线满一年之时。
但我个人最早读到这个以“个人小叙述汇聚成国家大历史”为理念的计划时，并没觉得它真能变成一个“遍地开花”深化到民间和庶民中去的普及行为，甚至认为这很像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理想——因为现实中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去搜集、整理、再上线发布。单看一个网站本身，我们也无法体会台湾政府在各个地方乃至偏乡为落实这个计划要花多少功夫。
然而上个月，因为“九合一”的机缘，我去到台湾西部乡下，路过虎尾县一处很不起眼的旧时糖铁车站时，却一眼见到陈旧的木头门廊上，挂着一块蓝色的“台湾故事岛”计划“故事搜录站”标牌，牌子上有联络收录故事的专线电话号码……
全台湾像这样的搜录站有68个，以及两辆南来北往去收集故事的行动列车，各个县市的“故事”收集回来之后，就会被归档进入“台湾故事岛”的在线平台。而“台湾故事岛”两百多万点击率的背后，凝聚了17个地方政府、4个生活美学馆和300多个民间团体与文史工作室的搜录团队与志工的付出——这样庞大的工程，是龙应台执着地去加以推动的，她看重以庶民为主角的个人史，并相信去挖掘和共享这些个人记忆，有助于令整个社会逐步沉淀出新的共识——尽管在当今的时代，获得共识这件事在变得愈加艰难。
没有什么比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年轻世代的崛起，对文化的颠覆更为剧烈——包括媒体对传播内容的选择、整个社会中的情感动员方式、人们获取信息的实时性和真确度、乃至人们对传统“文人”的态度，一切都已变得完全不同。当年的《野火集》如果放在今天发表，同样的思辨力度和犀利程度，大概都未必能登上“网络热帖”的排行榜。
所以聪明如龙应台，接受《天下杂志》采访时表示：“新媒体并非只是一个技术，因为技术改变了内容，内容形塑了价值观。用或不用这种新的传播技术的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两种价值观的群体。”可惜她所辞别的那个传统政府，并未像她一样对世代交替之情势背后那价值观的巨大分歧产生足够重视。
而我却私心庆幸她带着新的洞见，回归了文人的旧身份，也许很多人认为，她用三年时间证明了自己是个“不够好”的文化官员，但毕竟她是那个曾在三十年前引领过整个时代的龙应台，我更愿意相信，未来的三十年，她依然会是华人世界最具有反省能力的写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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