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沙龙Vol.19期实录 | 冉云飞：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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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口述：冉云飞

| 编者按：

2014年12月13日腾讯·大家沙龙“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冉云飞新书首发”在腾讯汇举办，著名文化学者冉云飞先生给在座的腾讯大家作者和读者带来了一个关乎每个人故乡的话题，引起在座各位的共鸣。

| 嘉宾简介：

冉云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像唐诗一样生活》《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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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王怡提出来的，也是由他先写的，写得非常棒。后来有很多人，比如我接着写了第二篇，十年砍柴、羽戈等都写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写了后，曾经有出版社想出集子，后来没有下文，但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似乎还有刘亮程、陈忠实等人的作品，不知道哪个出版社还编了一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那书我目前没看过，但这个标题是大家都有共鸣的，至于怎么沦陷的，什么叫沦陷，沦陷了多少，都可以探讨，做学问肯定要量化，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说的这个，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沦陷，更主要是文化的陆沉，你呼吸的空气是雾霾，你吃的东西有毒，你读的东西是宣传……可以说走到任何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所谓的干净之地。“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一个全称判断，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提法。如果说有哪个人诚实地写出他的故乡没有沦陷，用令人信服的事实与论据说话，且能让我实地去考察，得出确如其所说的结论，我愿意为此道歉。我愿意不用这个标题，因为全称判断，你找到了一个相反的例证，那全称判断的立论就轰然倒塌，我当然希望我的立论轰然倒塌。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谈的是整个文化上的沦陷——文化和心灵上的沦陷。我观察巴主蜀地区的历史过程，看沦陷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的，到现在是怎么衰亡的。我不是要回去，不是对过去田园牧歌式的怀念，因为在这个时代要重新回去，如卢梭说的人要回到原始自然状态，一样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所谓的故乡是回不去的。那为什么我说在沦陷呢？有人问：你的意思难道是不需要改变么？我承认需要改变，但我反对沦陷。整个西方，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他们都在改变，但一点没有沦陷。我说不是不需要改变，而是在改变的过程是否得到了各方利益主体的有效讨论与博弈，并引入了竞争机制，竞争机制是否公平、公开，每个人的利益表达是否畅通，这才是需要的。而且只有这种东西才可能有效地阻止可能在物理意义上的沦陷。但是文化上的衰亡有的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充满着竞争性，有些文化可能在市场状态下没办法保留下去，比如四川曾经有振兴川剧，我觉得振兴不必要，但完全不让人去做才是问题。振兴没必要，但不能去破坏，不能阻挠民间去做。某种意义上讲，我对政府提倡的东西经常充满着疑问，我认为其背后有另外的原因，比如大塞官方意识形态，因此我不主张政府来提倡。但我主张民间来提倡，你说要振兴川剧，我募款我支持你。但政府振兴会涉及寻租，会把事情搞变样。这样的一个沦陷过程，是我要跟大家做的一个交流。

第三点，我的这本书虽然是随笔集式的，但里面还是有一些学术方面的思考，比如我一直在读大量的地方府志、县志，包括家谱、族谱、回忆录、传记、年谱等等一大堆书籍与史料。我读这些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如四川今天的文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热爱故乡是一种狭隘的方式，我并没有这样去想。我觉得一个人若对周围的事物不关心，只关心遥远的事物——不是不可以关心——而是这经常会使人产生悬浮失重的感觉，不接地气，如水和油一样。我去国外看到一些华人朋友，其中有些华人非常有成就，但却和当地完全没关系，因为这些人去国之前没有受过公民教育，没有公共参与的经验，就不喜欢、不关心当地的事物。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民主成形的国家，不需要他争取权利，他的权利就已然获得。在国外的一些华人生活得很好，工资也不低，但他们在那里的幸福感、成就感比较弱，与他们比较弱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关。同样，如果你生活在朝阳区，生活在一个小区，对那个小区完全不了解，比如你到北京30年，对北京完全没有认同感，并且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它、研究它，我认为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我是一个生长在重庆的乡下人，但十分了解成都。为什么要了解成都？第一是必须要接地气，很多传统的学者，如徐中舒、顾颉刚，这两个人没到四川之前跟四川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到了抗战，他们到了四川就写四川，比如徐中舒写《论巴蜀文化》，顾颉刚写《论巴蜀文化与中原的关系》，郑德坤写过一本《四川古代文化史》。就是说要使你的研究生根发芽，完全从你自身内在的情感寄托和需求生出来研究，这种研究既有情感上的寄托和美好，又有一种接地气的感觉。很多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度，之所以感觉到是水和油的关系、不能生根，是因为不关心当地事务。关心当地事务，是从关心公共事务开始的，你关心当地事务，才可能使你的研究变得更加和你的外在利益、内在的情感寄托形成互补，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想法。

【故乡沦陷与民间自救】

《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兄问到我一个关于故乡沦陷与乡村建设的问题，我愿意藉此做点回答。涉及故乡的沦陷，就肯定会涉及乡村的衰败和城市里无法自组织的个体原子化问题。我们居住的城市之基层主体说白了是政府的街道办在主宰，街道办与我们的关系是水和油的关系，和我的生活产生不了那种内在接地气的、内生化的生活需要。而每个包办性的单位就更像一座听话就给糖吃的城堡，而不是你能在其中彰显自己权利的自主机构。换言之，1949年之后，城市的管理，某种意义上已经使城市的基础丧失了生机。乡村也是这样，乡村这30年来的空心化，比如留守儿童等一大堆问题，这一大堆问题与1952年的社会学及社会工作被取消有关系。1952年社会学及社会工作被取消，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民间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救济体系，至此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完全断掉了，至今没能得到有效的恢复。为什么包括乡村救济在内的诸种NGO救助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呢？许多人的解释都不让我信服。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过虽然印度那么贫穷，但印度从来没死过中国那么多人，原因何在？他说最重要的是信息及商品自由流通，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信息是自由流通的。如果中国的信息是自由流通的，就不会死那么多人。我认为阿玛蒂亚·森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阿玛蒂亚·森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中国的生活经验是1949年之后，除了政府笼罩一切的官方组织之外，完全没有民间机构生长的空间，整个社会结构被破坏了。1949年到1979年，中国基本上没有社会，要是有社会也是一个虚拟的社会，还不是今天网络上的虚拟社会。比如民间组织没有了，只存在民政部，民政部下面垂直领导下的模拟的民间组织，另外还有工青妇的救助体系，这种救助体系本质上不叫救助，而是施舍，你听话就给你糖吃，换成更为学术的术语就是恩庇——侍从机制，1949年到1979年的救助体系就是这种。而这样的局面，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便是：当政府成为唯一买家的时候，你要么屈服，要么饿死。

正是民间救助体系的丧失，每个人都成了不能互救、几乎同等贫穷的原子个体，加上1958年颁布的户籍制度，让人变成一根不能走动乃至不能逃跑的树桩，使得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这一点在已有的研究著述，如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贾柏的《饿鬼》、东夫的《麦苗黄 菜花青》等书里，都没探讨到这一问题。1949年前的义仓、社仓、家族救助、民间救助等体系，被破坏无遗，民众完全丧失了救助能力。当政府成为唯一具有救助能力的主体，而它又拒不履行其职责时，死亡的命运就已然铁定。救助体系和人类所有公共事物一样，没有真正的竞争，必然成为不可阻遏的灾难。

而我们必须明白，如今我国所谓的社会工作的一些做法，与西方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研究过社会工作的人，都知道作为应用社会学的主题，服务和平等是社会救助的核心。为什么陈光标的救助看上去这么扎眼，且让人不舒服呢？这是因为他的救助不是平等而是炫耀。要知道，你救助一个人的目的是让他自我成长、自我救助，救他的目的是让他能够自救，而不是彰显或者炫耀你是多么能干或者多么慈悲。中国目前的社会救济一方面是炫耀，另一方面是不懂社会救济的核心是服务和平等。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从政府的常平仓开始，发展到义仓、社仓等方式。大家知道社仓，社仓实际上是吕大防的蓝田公约开始，到朱熹的社仓。虽然很多人知道朱熹是学者、教育家，但朱熹对中国底层社会救助与建设这一块儿，被很多人忽略或者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朱熹当时做的是和当地的士绅联合起来，在农作物低贱的时候买进来存储在粮仓里，当出现灾荒时开仓放粮，拯救那些需要拯救的人。

中国传统和西方意义上的救助体系，最大区别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救助是来源于地缘和血缘。地缘，比如朱熹做的是当地的；血缘，你跟救助者是亲戚，如七大姑八大姨，完全对陌生人的救助机制在中国传统的救助体系里是没有的。即从身份到契约的救助体系机制之转变，是由西方输入到中国的。西方意义上的救助体系是由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到来开始的，大概始于1895年（同时就把篮球那时候叫筐球引进到中国天津），他们救助体系的核心是平等和服务。

平等和服务是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西方医生所尊奉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最重要的是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你是高官还是逃犯，我是对你的生命负责。你是高官还是逃犯，你是高尚的人还是低贱的人是身份与道德判断，不是医生应该管的。同样的，西方的救助理念也是，救助你不是说你是我这个村的，不是说你跟我有血缘关系，而是说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也值得救助，因为你是一个人。对“你是一个人”的认知，使得救助体系完成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中国的救助体系主要在意身份——地缘和血缘是一种身份关系——西方的救助是契约，契约的核心是平等与服务，这来自于西方基督教思想——即人作为受造之物是平等的。

中国乡村运动建设从1895年开始，到1949年经历了几大块：

第一是基督教的。从来怀礼来华开始，才引起重视。1905年户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出现社会学课程，教授者也主要是传教士背景的学者，教授社会学自然会引起对社会调查的重视。到1914年，来华青年会干事、社会学者步济时在北京成立具有社会服务及社会调查性质的实进会，到1921年步济时在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他应该算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早期的影响者。1921年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1921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做社会建设和社会调查由此提上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的议事日程。第二，1921年美国传教士的女儿浦爱德，那时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成立医疗社会工作部，从此当了17年社会工作部主任。今天医患关系为什么这么糟糕？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没有医疗社会工作这一块。现在一些医院已经有了，但很多方面做得极其粗糙。第三是1921年章元善——他是海归，留美学化学的。1915年和胡适、任鸿隽、赵元任、秉志等一些人成立中国科学社——这个人出任了1949年以前最大的民间救助组织，叫华洋义赈会，救助了很多人，做了很多实验。甚至还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了不少工程，比如西安到兰州最早的一条公路就是他们修通的。而华洋义赈里，有不少成员是基督徒乃至传教士。

第二个是诸多大学参与社会建设。教会大学是民国乡村运动的倡导者而且是前期的影响者。比如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服务这一块，在1925年把社会学系改成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工作系。随后第一任华人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就成立清河实验区，接着齐鲁大学成立山东龙山实验区，金陵大学成立乌江（项羽战死的垓下）实验区，协和医学院的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之实验，后来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在战时贵州定番的实验等。其实社会性的实验区尚有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区，高践四（就是高阳）在无锡的实验区、段绳武在包头的实验、鼓禹廷在宛平的自治实验等。整个说来，民国不少大学的农业推广、乡村教育、识字扫盲、医疗卫生都做得不错。

第三大块是以国内为主体或者以海归为主体的，比如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梁漱溟，还有一个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应该算是一个社会企业家。这个人就是卢作孚。什么叫社会企业呢？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卢作孚就用商业手段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1927年就把江巴璧合（巴县、璧山、合川、江北）四个县的死角改变成实验区，1937年彻底建成一个北碚实验区。那里面的实验是民国任何一个人的实验赶不上的，晏阳初也赶不上。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拥有民生轮船公司、天府煤矿公司等众多公司），乡村现代化为指针，卢作孚建立了北碚图书馆，实用小学、兼善中学，西部部科学院（下含地质调查所等），成立了医院，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等等，其劳绩可谓指不胜屈，因此我曾写过一专文叫“世上已无卢作孚”。卢作孚1949年后过得很惨，在1952年2月8日下午黄昏时分自杀，现在很多人连他的子女都不愿意说这个过程。这是我介绍民国乡村建设的一个概况。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维都是看娱乐新闻看出来的八卦思维，只喜欢议论高层，谁谁倒霉了、谁谁又怎么样了？在我看来，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做的是社会底层的建设。当然你做底层建设不一定顺利，比如很多朋友都失踪了，但不是说这个事不做，我一直在研究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如果社会底层不加以建设，老看最高当轴作为风向标，在我看来是跛脚的。我不是说关心当轴的大政不重要，而是作为知识分子、底层民众，参与并关心每一个地方真正的社会建设，特别重要。虽然在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温铁军、曹锦清、贺雪峰、李昌平的判断或者做法，但应该允许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改变的实验，还有底层救助与建设亦要有更多的尝试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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