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被煽动的危险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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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煽动的危险青春
by 马立明
【一】
我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永远的零》的，这部高度还原太平洋战争的小说，被国内一些电视节目批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被认为“史观有问题”。然而，翻完它最后一页，我还是流下泪来。
是不是立场有问题？我问自己。我是一个爱国者，看过不少抗战片，痛恨侵略行为，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日本军人（即“鬼子”），我是存在着抗拒心理的。在战场上，他们是好斗的、凶残的，十恶不赦，杀人再自杀，完全不把生命当一回事，“完全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在一部纪录片里，一个美国上尉看到神风自杀战机时，感到十分恐惧，“那不是一枚‘飞弹’吗，开飞机的人是恶灵吗？”
不过，在书中描写的飞行员群像，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尽管也有少数人品行不端，但大部分还是温和的普通人，有情感、有牵挂、有乡愁。作者美化了他们？没有。他们的缺点及局限性，作者没有回避。仇恨先放一边，我认为这种描述接近于真实。其实，他们就是人，来自普通百姓家庭。
如果他们不坏，那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恶灵？
结合书中暗示的一些情节，我查阅了大量书籍，试图要揭开这个谜底。一个幽灵附到了他们身上，让他们疯狂，让他们丧失判断力，再让他们杀人、自杀。这很关键，作为一个对政治学有独特嗜好的人，我深深了解“坏制度将好人变坏人”的道理。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军国主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指的是《永远的零》这本书，而不是这部电影——电影的讲述功力，还远远不及它的文本。电影是否有些避重就轻，是否与右翼思潮“秘密接头”，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永远的0》剧照）
【二】
本尼迪特克的《菊花与刀》被认为是解读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著作，此书讲出日本人本身存在的矛盾——好斗而和善，尚武而爱美，野蛮而文雅，顺从而富于抗争，源于“岛国心态”；
山本七平的《何为日本人》一书，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承认是“东亚最落后的民族”、又是“跑在人类史前面的民族”，从神话、宗教、家族、契约等方面，讲述了日本精神内核的形成机理；
橘玲的《括号中的日本人》则勾勒了21世纪日本人的大众心理：“日本人始终认为快乐地度过现实就是一切，只认可灵验的神祗和能带来好处的权威。”
对于“民族性格”的讨论，我向来很谨慎，因为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大而化之的概述，无法展现“鬼子”的真实面貌。我更倾向于从具体角度切入，政治身份决定行为模式。
首先，他们是平民百姓。走上一线的士兵，大多是因为贫穷、卑微、被迫投身戎马生涯。他们普遍在20岁左右，几乎没受过完整教育，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受极端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而变得狂热的爱国者。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两场战争的胜利（日中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使其民族主义猛烈膨胀。这些人，几乎没有自己的语言，只有“日本万岁”“天皇陛下万岁”之类的口号。他们被军官教导，即使落败也要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就是无知的底层日本人。
但是，哪怕在疯狂的岁月里，也有人性尚存。
在小说中，主人公宫部久藏是一位年长的士兵。他出生于富裕家庭，上过中学，甚至跟随濑越大师（吴清源的老师）学过围棋。后来，因家父暴亡，家业中落，被迫入伍。所以，他与别的士兵不同。他爱惜生命，畏惧死亡。他多次跟日军同僚们说起，“死很容易，但活下去却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每一场战斗中，他的目标就是“活下去”。
他怕死，实际上是包含了对妻女的爱。战争初期，他答应妻子一定会活着回来。“不管是断了手，断了脚，都一定会回来。”他飞行技术高超，但总在空战中有意远离战场，他很少与美军飞机发生正面冲突。“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把爱挂在嘴上，我觉得这句话——‘我要活下去’，就代表了爱。”宫部一位幸存到战后的战友说，可是当时却被认为是“懦夫”。
几个日本年轻飞行员，虽然懵懵懂懂，但依然是有牵挂的。他们虽然爱国，但内心深处依然惦挂着未婚妻、父母、弟弟。在与宫部交往之后，人性的美好部分也被点燃。
文中提到一处奇妙的情景。日本飞行员井崎与美国飞行员汤尼，在1970年的圣路易斯航空展中相遇，他们曾经在拉包尔上空交锋过。两人见面后，认出了彼此，短暂地讲述了那场战役，随后就聊各自的生活——孙子、工作、啤酒、阳光……这种谈话是那么自然，随意，和谐。井崎转过身后，痛哭失声：“为什么与眼前这么亲切的人互相残杀？”
尽管只是小说情节，但我相信这种情境是存在的。在某个时刻，人们冲昏了头脑，举着道德的旗帜，从而相互开枪。
【三】
“我死了，对于战局影响不大。日本还是会亡国。但是，对我的家庭，影响一定很大。”
宫部是这样想的。这是他消极应战的原因。可见，国与家，在他心中有一个清晰的权重。爱国主义的说辞再漂亮，但自己的生活、家人才是真真切切的。
“集体就是放大镜，放大愤怒、亢奋、自豪；集体就是春药，加速荷尔蒙分泌，催化热情燃烧。”梅斯奎塔在《独裁者手册》中指出。在浪漫主义美学上，战士们渴望牺牲。战机一旦中弹或失控，首先想到的不是逃生，而是撞向美军舰艇，冲向樱花般的毁灭之路。这令我想到了电影《浪潮》，献身的愿望像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一样，只要有人打开了这个笼子，将随他而去无论天堂还是地狱，这与利益无关。
“青春是危险的，它特别容易被煽动，打着正义的旗号伤害他人。”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里，维克多·雨果透露了这样的信号。
但是，事实上，在日本封建体制下，这些头脑发热的爱国青年，仍然是可以任意牺牲的弃棋。
（资料图：1945年5月26日，抱着幼犬的Yukio Araki下士和其他“神风敢死队”队员在鹿儿岛（Kagoshima）合影，年仅17岁的Araki在第二天的战斗中对美军战机实施自杀攻击时死亡）
在总部部署下，3万日本士兵在瓜达康奈尔岛参加征战。这3万军人在连续发动猛攻后，但很快发现问题所在——没有军饷跟进。总部认为，只要取胜，就能夺得美方的军事物资。可是战场上的东西怎么能说得准呢？后来，包括将领在内5000人战死，剩下的2.5万人是活活饿死的。当他们命悬一线之际，美国士兵还考虑过救援，但他们却不知好歹地开枪。最后，美国人只能开着装甲车把他们活生生地碾死，场面非常残忍。
“当时的日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书中发问。
宫部领到命令，被迫参加神风攻击，战场上军歌响起。而书中提到，一位军官突然大哭起来：“让这么优秀的人送死的国家，不如灭亡了算了！”
这些战场上的士兵，这些我们在抗战片中见到的“穷凶极恶者”——哇哇乱叫的“鬼子”，其实在日本就是如蝼蚁般低贱的人。他们没有文化，被洗脑、被玩弄，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生命也不被尊重。既然他们不被当人，所以便在战场中成为了魔鬼。他们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他们大多死在战场，存活下来的，也在鄙视和困顿中度过余生。本质上，他们未必是坏人，却都是时代的帮凶。
很多年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浦·津巴多提出了“路西法效应”，分析人们在特定的系统中变成了恶魔。“一套制服，一个身份，一个指令”就可以让人性格大变，通过“创造了敌人”，系统利用影响和沟通向下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激化，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隔离他们、杀害他们。津巴多指出，“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恐惧弹药的枪声响起……犁刀变成了刺刀”。
【四】
我查了很多史料，日本当时的权力结构，虽然引入了西方政治模式，但本质依然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天皇位于权力的最高峰，军部高层把握了权力，压制了文官团体。掌权的军部高层是特权阶级——通过发动战争而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们很少直接参与战斗，更是基本上不上前线。我们抗日片中出现的一些高级军官——比如《金陵十三钗》出现的那位弹钢琴的军官，实际上是大学生军官。在二战后期由于军力不足，只能将大学生军官调到前线。虽然军衔、地位略高，但在大本营中看来，依然是随时可以放弃的棋子。换个角度想想，本应过着多姿多彩生活的青年，却因为时代的错误，莫名其妙地投身于战场，又不明不白地死掉，也是一种悲哀。
“他们胆小得要死，又欲望膨胀。一心只想着升官。下面打了胜仗，他们就可以向天皇邀功。”在《永远的零》中，作者直接说出，“他们甚至不愿意想象，士兵也有家人，也有所爱的人，正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同理心，所以禁止士兵投降，禁止他们当俘虏，强迫他们自决或和敌人玉石俱焚。”
当时，高级将领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而是继续升官，他们把责任推到第一线作战的低阶将领。很多连长级的军官都被要求以死谢罪。
利益集团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日本为什么要侵华？为什么攻打美国？学界认为，军部为了奠定在内阁中的权利，就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重要性，陆军与海军在政坛上争宠，于是就有了日本的双线作战。太讽刺了，亚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上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为了军部的政治野心。
由于新闻不自由，媒体在当时被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坐在办公室的知识分子，天天在宣扬着“大东亚共荣圈”，歌颂英雄，歌颂战争。尤其是“玉碎”这个词，反复出现，令人觉得死亡是一件非常唯美的事情，千方百计将暴力、战争浪漫化。小说中，老兵武田就与一位报社记者有一段激烈的争论。他说：“我认为你们报社应当负主要责任，大部分国民受了报社的煽动。”我想，在当时的体制下，报社想独立发声是不可能的。对此，我翻阅了李卓博士写的《沉重的媒介——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法西斯化过程》，此书还原了报社从抗争到妥协、到沦为政府宣传工具的过程。当时根据“总力战”推行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加强对新闻报道的管制，压缩言论自由的空间，制定言论统制法令、法规，完善言论统制机构。这样，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一种思想——那就是“开战”。这种舆论氛围造就了集体狂热。所以，日本走上了歧路，就再也不回头。
当日本全线溃败之时，有人提出了神风自杀袭击方案。且不说能取得多大的效果，对飞行员来说，就是死刑判决书。作决定的人，当然是军队的高层。他们也明白大势已去，叫飞行员送死，是为了面子上好看？展示日本国的风采？笑话。但死的不是他们。“他们对特攻队员说，你们并不孤独，我也很快会跟随你们的。”他们一个也没跟着去送死，在战争结束后，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当时，有一位反对自杀的军官，他叫美浓部正，他在会议上大声批驳这种想法。要知道，抗命是军人的禁忌，他的反对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查了这位军官的材料，他虽然此前也参与过不少侵略战争，但这一刻，他至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包括宫部，他在战争最后阶段参加了特攻，这个精通围棋、彬彬有礼的男子，被撞得支离破碎，死得极其惨烈。讽刺的是，他携带的炸弹，居然没有爆炸。
【五】
如果是现在，日本要发动战争，多少人持积极态度？有国际机构作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答案只有15%，在所有参与统计的40多个亚洲国家位列最低。
因为在这个时代，年轻人都认可宫部的想法。战争、暴力，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非常牵强。“很难想象拿枪对着一个人，哪怕你是军人。”我记得一位年轻的日本留学生，曾在一个文化沙龙上这样说过。他连美国的反恐战争都不赞成，令中国学生都感到愕然。
日本漫画家斋藤邦雄，在1941年被强征入伍，被迫参加了对华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将自己的经历绘成了漫画《陆军步兵漫画物语》。画中，他画了侵华日军的狼狈下场，包括被猪追赶、遭遇地道战、半夜闹鬼等。该漫画在日本相当畅销，被评价为具有“自嘲精神”。可见，作为个体，日本人并不好战。这与《永远的零》不谋而合。
（资料图：斋藤邦雄漫画作品）
回看中日关系，我们常常进入一个误区，就是痛恨日本这个民族。实际上，日本普通百姓与我们一样，除了语言、习俗有点不同外，其余没多大区别。
在一个缺乏独立思考、缺乏新闻自由的等级社会之中，不仅个体没有自由，同时也可能是战争的发源地。极权主义的幽灵，如人类历史一样长久。有时它会依附在日本人身上，有时会依附在德国人身上，甚至也有时会依附在我们身上。它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它是丑恶的，但又有蛊惑性——“它有美妙的身段”。它会以集体的名义，排斥一切个体，它会强调集体之美，矮化个体之价值。它会采取一切动人的辞藻，说服你使用暴力、发动战争、自我献身。它会告诉你，你奉献的是人类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所以，让你义无反顾地去送死……
1795年，康德曾写下著名论文《论永久和平》，提出了一个概念：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国，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先行的侵犯永远都不会产生”.这一说法在上世纪中叶突然在国际政治学界受到重视，成为了著名的“民主和平论”。绝大多数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毫无意义，因为攻打别的国家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私利，相反，自己或自己的亲友还有丧命的可能。历史上，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则相当常见，已经有将近1.7亿人因为极权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战争是魔鬼。”每个人或者都会这样说。但我认为，真正罪恶的根源，在于极权制度。“极权主义是一台巨大而严密的过滤系统……人就处于一种容易感到幸福的状态中。”历史学者、影评人魏勇曾写道，“在那些被侮辱、被伤害的群体中，最有可能产生法西斯的拥趸，因为弱势所以渴望力量，因为无助所以渴望英雄，因为受伤所以渴望温暖，因为受辱所以渴望正义，这些诉求恰恰是法西斯承诺愿意给予的”。
走上前线的这些人，却是历史的弃儿。
可见，民主的机制，以及民众独立的判断，是多么的重要！要是政府中、军队中、媒体中，都有像很多像宫部这样的人，一起对天皇说“不”，以文字、以选票、以舆论，一起抵挡这场无意义的战争。那么，日本还能走向侵略之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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