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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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
by 张晓舟
我最喜欢的摇滚歌词，可能是这一句，车轱辘叨逼叨只有这一句词儿——“现在全国人民都不喜欢全国人民”。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他的杰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分析了一部王朔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柯文认为王朔塑造了“一个闹剧性的义和团形象”：一个普通的三轮车夫唐元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种“大梦拳”，最后通过自我阉割和自我羞辱勇夺世界冠军，而他那被誉为是目前仅存的义和团壮士的一百多岁的老父亲，却被以背叛义和团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这才是王朔最狠的作品：普通百姓爱国成癖，但最后却成为社会混乱、邪恶以及腐败的替罪羊。所谓“痞子文学”的宗师王朔恰恰在非常严肃地——虽然是以荒诞不经的方式——继承了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反思和批判国民性。
刚刚重温王朔这部写于整整二十五年前的小说，就在姜文电影《一步之遥》演职名单上看到编剧中有王朔，我不知道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本构想的具体贡献，但《一步之遥》作为半部奇情歌舞秀+半部荒诞讽世剧，其噱头之多火力之足，以及话痨贫嘴的程度，多少让我想到《千万别把我当人》，并且，姜文和王朔同样聚焦了一个经典主题：如何面对和看待中国的大众——他们时而是看客，时而是暴民，姜文扮演的马走日夹在权贵、官府和大众看客之间无所逃遁，还要面对以媒体和影视戏剧界为代表的新兴智识阶层的围剿。尽管如今的文艺评论已经堕落到把“大院文化”当成一个术语，但要通过《一步之遥》来论证姜文对毛泽东的热爱，恐怕还是要远远比论证他对他老婆的爱困难，在一个情感故事的包裹下，姜文天马行空地把马走日塑造成一个“奇异的局外人”形象，这样方便他一边进行姜文式的自恋英雄主义抒情，一边竭力把自己从权贵官府、大众看客、精英智识阶层的对峙困局中摘出来，他穿梭于new money（暴发户）和old money（老权贵）之间，充当一个嬉笑怒骂的旁观者乃至批判者。经过王思聪和《一步之遥》剧组的一番互相攻击，new money和old money进一步成为流行热词，因为这本来就是一部借古讽今的电影，王思聪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娱乐插曲。
但洪晃就不同了，从戏里到戏外，最近她都很精彩，假如说在宁瀛的《无穷动》中她还只是有点玩票性质——她的母亲章含之在片中也有出镜——那么在《一步之遥》中，她就一跃成了一个出色的性格演员。而作为一个活跃的社会意见领袖，在《一步之遥》上映期间她也火力十足地卷入了一场关于死囚器官移植的公共话题。在戏中，洪晃扮演了一个民国暴发户官太太，从前朝的角度看是个new money，在戏外，作为乔冠华章含之的女儿，洪晃家族受过民国的加持和共和国的洗礼，当然属于我们时代的old money，和同样出演过《无穷动》和《一步之遥》的刘志丹侄女刘索拉一样，都属于“红二代”。洪晃女士也是难得的仗义公知，经常为社会不公和民生疾苦而疾呼，当然也少不了号召大家反思“文革”。
因此，当所谓“聂树斌的肾脏移植到章含之身上”的这一耸人听闻的谣言四处传播，洪晃女士在辟谣的同时一开始保持了很好的自我反思态度——“所以虽然我肯定我妈妈的肾移植与聂案无关，但是我不能肯定她的肾移植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我们都得了选择性道德麻木症。”她还进一步呼吁保护死囚的人权，并大度地表示对散布谣言的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目的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也许跟章含之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最早炮制这个谣言的人的目的暂且不究，但这个谣言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传播效果：一、进一步令人关注聂树斌冤案；二、关注死囚的人权；三、关注中国的器官移植制度问题。而这种成功的传播效果是以牺牲真相和当事人名誉为代价的。洪晃在辟谣的同时，也依然进一步在公众中扩散了对这三个紧迫问题的关注，连接聂树斌和章含之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的，是洪晃这位活跃的名流和公知，这或许正是谣言炮制者和有些传播者（即便他们明知那可能是谣言）的用意所在，他们利用了洪晃，也利用了公众中对于权贵的某种逆反乃至敌视心理。但是否因此就可以给那些在微博上向洪晃提出质询的人，一概扣上“暴民”的帽子？
洪晃甚至不假思考地给“所有人”扣上这个帽子，她没有像很多人习惯地那样，给“网络暴民”扣上“文革小将”或“红卫兵”的帽子，但也借助了往昔革命历史的典故，用“除四害打麻雀”来隐喻如今的愚昧公众——“所有人像当年除四害、打麻雀一样冲到我的微博上，敲锣打鼓地高喊：‘肾哪？’”
于是她立马从自我反思中调转枪口，就像在《一步之遥》里那样开足火力疯狂射击，以至于说出这段令我有点毛骨悚然的话：“对我来说，这是中国社会最无知、愚蠢和恐怖的一面，这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都恐怖，这是中国社会永远不能进化到公民社会的原因。”我愿意理解为这是她情急之下一时失言，然而当我把这段话发给我的两位好友时，却得到这样的回应：“说得好！”“点赞！”他们以为那是我说的。实际上，类似洪晃这样的言论在我的朋友圈中毫不新鲜，只不过洪晃的表达更为直接露骨罢了——群氓（或暴民）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都恐怖。可以说，洪晃这番话也道出了很多精英知识分子的心声。如果说暴民和暴君who怕who似乎尚可一较高下，那么暴民居然比不公正的司法更恐怖，这只能说是一个颇有创意的论断，何况在“暴君”和“不公正的司法”后面还有一个“等”字，还有更多的恐怖选项，更何况，洪晃所谓的“群氓”仅仅不过是去网上“除四害打麻雀”的人，这就更恐怖了。
洪晃这篇题为《受虐者的狂欢》（按：可 @洪晃 查看）的檄文，堪称“红二代公知”范文，“红二代”的身份意识和精英的优越感，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构成了分裂的两极。她进一步把这种网络围攻与“群众运动”乃至“批斗鞭尸”（虽然谨慎地没有提到“文革”二字）作比拟：
“因为有这种群氓，法治的公民社会总是跟中国社会擦肩而过。群氓的社会对公正不感兴趣，他们对所谓公正的关心是伪的，是一种发泄和自我安慰。群氓的社会是自私的，愚蠢的。在承受了长时间的不公之后，这种群体只需要找几个‘罪魁祸首’出来，让大家发泄一下，批斗鞭尸，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群长期受虐者的变态的狂欢。”
群氓或暴民，俨然要为法治的公民社会不能实现而负最大的责任，洪晃更断言“中国社会永远不能进化到公民社会”（有趣的是她使用的字眼不是进步而是“进化”，让人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群氓茹毛饮血匍匐前进的悲壮画面），但同时又指出：“中国要依法治国，每个人必须从受虐者变成公民……”她画出了一个优美的圆圈，将自己置于圆心，而把“受虐者”划出圆圈之外，对于“受虐者”，语气则从声色俱厉的训斥到痛心疾首的训导，洪晃老师成功地扮演了我们小时候班主任的角色。在面对死囚的人权这一公共话题时，洪晃的言论立场本来毫无问题，但当话题越界触犯到她家人时，她以牙还牙的反击除了带有典型的精英公知对大众的蔑视，多少还让人想起她身上那股子由来已久的优越感。
丁启阵先生在《司法杀人与器官移植——兼论洪晃女士的作文法》（按：可 @丁启阵 查看）一文中已经严厉批评了洪晃以偏概全危言耸听，为自己母亲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开脱，他认为公众质疑权贵并没有错。童大焕先生则提出商榷，他在《如果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再论限购汽车，兼为洪晃女士辩护》（按：可 @童大焕 查看）一文中，认为丁启阵对此事的态度缺乏“边界意识”，认为他“因为，没有权贵阶层的存在，就没有这样粗暴的取肾”的观点过于简单粗暴，童大焕重新清晰界定了几个层面的事实：“一是死刑的存在和对死刑犯在秘密状态下摘取器官的理由，并非是为了权贵器官移植，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甚至连冤案与死刑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二是对死刑犯秘密摘取的器官，也并非仅为权贵服务，虽然有权有钱人的确是依次优先享受到这些服务；三是章含之本人既是器官秘密移植体制下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进一步指出“缺乏严格的边界意识可能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童大焕先生说的好，不过在我看来，洪晃女士的边界意识仅仅体现在作为受害者澄清谣言这件事上，而当她进一步从受害者变为一个反击者和批判者的时候，她就越界地使用了另一种话语方式，一种极权的话语方式，动辄用“所有人”或“没有人”句式来一刀切，童大焕先生觉得这样的作文法，“一是一二是二，值得所有人学习”。而这样的作文法在我看来一是一，二是二，三不是三，因为“三生万物”——洪晃女士从这一件事腾空而起，遮天蔽日居高临下地给中国公民社会下了死书。洪晃有趣的“红二代公知”情结值得分析：
首先是受害者情结，从文革的受害者（父母被批斗，自己的美国留学生涯被中断）到新时代的受害者（被网民“批斗”“鞭尸”），如果说群氓是“受虐者的狂欢”，那么洪晃女士的过度反击算不算“受害者的狂欢”？正是这种受害者情结支撑了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和道德合法性，并且把“反思‘文革’”变成一日三餐附送心灵鸡汤，这种反思“文革”的方式似乎从不需要经过反思，只需要顺流直下把“文革”和网络暴民绑在一起。
再有，就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经典主题：治疗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国民性”这根辫子始终被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牢牢抓在手中，而“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当然更说明了“治疗国民性”“改造国民性”之任重道远。姜文借马走日之口，通过一根辫子道出革命之变与不变：“你下令他割掉，和他自己要割，是不一样的。”而洪晃则直截了当地将暴民视为比暴君和不公正的司法更恐怖，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最悲观绝望的态度，以及最简单粗暴的指控。童大焕文中指出“千万不要低估不受制约权力的腐败程度，也千万不要低估了大众的愚昧程度”。那么，在腐败的权力和愚昧的大众之间，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就是尽力确立严格的边界意识，但“红二代公知”在权力和大众之间，恰恰经常找不准自己的边界。
鲁迅当初只是说“揭出了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后就在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奏中迅速被提升为“治疗国民性”乃至“改造国民性”的不二主题。
任志强先生在微博上声援洪晃这篇文章，寥寥四字道破：“病根得治。”又来了！——又是“治疗国民性”。而“治疗国民性”和“改造国民性”，堪称中国最大的伪问题。所谓“国民性”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一个陷阱，一个万恶之源——甚至是“万有引力”，当一切都可以九九归一地追溯到“中国的国民性”或“中国人的素质”——而不是落实到边界明确的制度、法规、伦理责任上面——只能引发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首先是精英和大众之间——他们构成了“医患”关系——的互相憎恶，然后是精英之间的互相憎恶，大众与大众的互相憎恶，甚至精英的自我憎恶和大众的自我憎恶。洪晃的这篇范文一方面在客观上推动了关于死囚人权和器官捐赠制度的公共议题（与此同时，从童大焕的文章我们也进一步得知：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但另一面却又暴露和加深了这种互相憎恶的情绪，“受害者的狂欢”与“受虐者的狂欢”比翼齐飞，old money和no money势同水火。
一边认定“中国社会永远不能进化到公民社会”一边又要求“受虐者必须成为公民”的思维分裂，毁掉的不仅仅是“公知”这个词，接下来没准还有“公民”这个词。这是一种典型的“治疗国民性”强迫症，而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
王朔一脸坏笑地冲这个时代打出一记荒诞的大梦拳，姜文则气喘吁吁地努力让自己从肮脏的大地飞起来。当然，文艺作品再怎么揭示“国民性”都没问题，“国民性”在今天充其量是一个老掉牙的文艺谈资，而一到社会公共领域，“国民性”“中国人的素质”之类陈词滥调除了提升道德逼格和话语权一无是处，除了转移视线和焦点一无用处。
作为演员的洪晃女士在电影中让子弹飞得挺好看，但作为一位意见领袖和公知，她似乎不需要任何枪法，因为一旦祭出“国民性”的万能魔咒，“所有人”以及“每个人”，都只能应声而倒。
于是，全国人民似乎只好越来越不喜欢全国人民。
（注：本文原标题为《“治疗国民性”是最大的伪问题》；配图来自《一步之遥》剧照，与文本无涉）
【按】有关死囚器官移植制度，《大家》诸多作者也曾撰文，角度各异，但都涉及个体权利，与生活息息相关。有兴趣读者可 @作者名 阅读：
洪晃：受虐者的狂欢（母亲肾移植与聂树斌冤案无关）
丁启阵：司法杀人与器官移植
童大焕：再论限制汽车，兼为洪晃女士辩护
刘远举：他们有质疑洪晃女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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