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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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
by 孙兴杰
法国《查理周刊》的编辑部遭到两名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法国总统奥朗德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查理周刊》曾因刊出讽刺“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的漫画而引起极端穆斯林的愤怒，其主编此前就曾收到过死亡威胁消息，但他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的原则，最终死于这场袭击。袭击发生之后，世界各地以“我是查理”悼念死去的媒体人，也抗议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然而，这一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却不仅仅是言论自由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而是“圣战”与反恐之间的对决，现代国家构建与文明冲突之间的角力。
为什么笔者将反恐与战争分开呢？反恐并不意味着以战争的形式进行，战争只会让暴力螺旋上升，以牙还牙的血腥报复永远不会带来和平。但是反恐却是必要的，现代恐怖主义自19世纪产生于巴尔干以来，到2001年达到了历史高点，世界各国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危害。法国、英国已经将反恐级别提升到了第二高，距离战争状态也只是一步之遥。近年来，法国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灾区，欧盟境内的恐怖袭击四成以上发生在法国，法国也是欧洲地区最大的穆斯林移民国家，穆斯林移民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些移民只有不到一半拥有法国国籍，穆斯林主要集中于城郊地区，他们占城市人口的15%，但是犯罪率却占七八成，也就是说没有融入到法国主流社会的穆斯林越来越成为老大难。这次恐怖袭击的嫌犯就是阿尔及利亚裔的，因法国的特殊性而成为极端主义势力的主要目标。
《查理周刊》的遇袭事件并非孤例。从2014年5月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犹太博物馆发生枪击事件，加拿大、澳大利亚先后发生恐怖袭击。这些恐怖事件与圣战分子“回炉”有关系，自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并自封为哈里发之后，伊斯兰国就成为全球圣战的中心。从欧洲各国前往伊斯兰国参加圣战的志愿者就达到3000人，其中不乏年轻女性。这些志愿者在叙利亚战场学会了战争技术，响应号召回到自己在法律意义上的祖国，发动恐怖袭击。中东恐怖主义随着这些“志愿者”回国而蔓延到世界各地。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恐怖主义帝国形成了，左翼作家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帝国是一个全球网络，是资本对大众的统治。近期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意味着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已是不争事实。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5年1月8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往巴黎市警察总局，慰问正在全力追捕袭击《查理周刊》恐怖分子的警员。CFP供图）
《查理周刊》的悲剧透露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穆斯林与这家以政治讽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不能相容呢？《查理周刊》讽刺的不仅有先知，也有教皇，但为什么没有基督徒去袭击《查理周刊》呢？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查理周刊》讽刺教皇或主教，那叫自嘲，是一种娱乐，而对先知那叫嘲讽，是一种冒犯。对于强者来说，自嘲只是显示宽容与力量的方式，而对弱者来说，嘲讽是一种足以引起报复的羞辱。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认为，“毫无希望的羞辱导致绝望，滋生复仇的欲望，很容易转向一种毁灭性的冲动。如果你无法达到那些羞辱你的人所达到的高度，至少你可以将他们拉下来，拉到与你一样低的位置”。以暴力回应自己无法接受的“幽默”，这就是《查理周刊》悲剧的一个根源。
第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千百年来一直难以融合，都带有强烈的“圣战情结”。
9·11发生之后，美国人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现在法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推而广之，所有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都要反思这个最简单却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们？我们？问题本身就包含着答案，如果是两个国家，我们与他们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同一个国家中的我们与他们就没有清晰的界线，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法国是欧洲最大的移民国家，但是并没有将占全国10%的穆斯林群体融入其中。2005年发生的骚乱意味着法国奉行的“共和”原则实效了，世俗国家的原则还是没有办法将穆斯林吸纳其中。这些穆斯林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为补充欧洲短缺的劳动力而来，而阿尔及利亚则比较特殊，理论上还是法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完全当成法国人，而是“客籍劳工”。穆斯林社区与白人社区的界线越来越明显，在一个国家之中出现了文明的断层线。这种断层线并非完全由宗教信仰而形成，而是在劳动技能、失业率等社会议题上也出现了断层。处于城郊的穆斯林能够感受到城市的繁荣，但是可望不可及。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政治觉醒，“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被激活，这是始于法国大革命，传播于欧洲，然后在19世纪晚期来到亚洲，在20世纪四处传播的力量，现在则已经是全球化”。
的确，这是个透明的时代，穷人能够看到富人的世界，富人丧失了否定的特权，因为穷人有数量优势。2005年骚乱之后，法国人对移民的负面感受一下子从38%上升到56%，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主要纲领就是反对移民，在去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这一政党大获全胜。该党领导人勒庞也被认为是站在权力门口的危险女人。而近期也有小说《征服》提出，未来法国可能会成为穆斯林国家。这种担忧如同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对美国白人沦为少数族裔的担忧如出一辙。《查理周刊》的惨剧发生之后，总统奥朗德认为这是一次恐怖袭击，反恐自是必然，但未必要以暴制暴，以战争的形式来回应暴力袭击。
一旦战争启动，国家的资源和政策都要为战争让步，战争的动员必然会导致舆论过激，无辜的人躺着中枪。就像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所反思的，“我们在反恐战争中形容穆斯林的方式，与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容德国人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把他们非人类化，将他们变成某种仇恨和恐惧的目标，变成敌人”。反对恐怖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反恐战争。奥巴马下令空袭“伊斯兰国”，他说这是反恐，但是没有说反恐战争，是奥巴马说谎了吗？未必如此。一是他不想再陷入“战争”，二是避免战争动员带来的扭曲，避免暴力的螺旋上升。
反恐不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圣战，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过去一千多年间圣战不断，反恐需要避免激活圣战的因子。在欧洲人的历史意识中也不乏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在欧洲现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有本书叫作《默罕默德和查理曼》，其中核心观点在于：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导致古典时代传统发生断裂的原因是人们所不曾预料的伊斯兰教迅猛的大扩展。这样的扩展的后果就是致使东方最终和西方分裂，以及地中海统一性的终结。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伊斯兰教进入欧洲腹地，教皇曾召集基督教的国王们组成联军抗击异教徒。圣战的原则就是杀死不改变信仰的异教徒，因此，圣战带来的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战争。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千年交往史中留下了各种遗产，但是有一点给当代国际政治投下了深深的阴影，那就是移民。当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留下了穆斯林的居住区，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巴尔干乱成了一锅粥。二战结束之后，欧洲成为移民的输入国，大量的穆斯林涌入，文明的断层线也随之延伸到欧洲。历史的积怨、一神教的不妥协性以及现实经济社会因素的发酵，让欧洲成为伊斯兰国志愿者的重要基地，也成为圣战与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
《查理周刊》的悲剧，不仅仅是言论自由遭遇暴力，也是世俗国家与宗教信仰、国家整合与多元文化共存之间的困境。欧洲国家在近代打了几百年，终于放弃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内战，然而，恐怖袭击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挑战，暴力再次成为国内政治面临的课题。
【按】有关《查理周刊》编辑部遇袭，《大家》另有作者撰文， @作者名 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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