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在档案壁垒外，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也是蛮拼的
--- Tips：点击上方蓝色【大家】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
在档案壁垒外，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也是蛮拼的
by 李公明
茅海建教授在新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的“自序”中劈头就说：“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第1页），这句话本身就令人有惊心之感。上个月底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有朋友谈到单位的档案管理状况，说在80年代初期曾出现系统内部统一布置的销毁档案行动。尽管据他说主要是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群众的揭发材料和本人的检讨材料等充满“污蔑不实之词”和违心之言的材料在当事人面前销毁，以示“割掉政治尾巴”的用意，但是不难想象得到的是，在全国各地有多少档案材料的处理范围、方式等等会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其中有多少有真实价值的史料出于各种目的而被“处理”；而且即便是虚假的材料其实也是那个荒谬时代的真实反映，本身也是一种史料。
当然，普通人的档案材料作为历史研究的价值可能终究是很有限的，但是那些有高度研究价值的档案史料更有其脆弱乃至被刻意销毁和伪造的命运。例如，英国国家档案馆有一个制度，要定期销毁一些的确是没有价值的文件，因为对于档案馆来说，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全部所有的国家文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史料价值的认定并没有绝对的、不变的标准，这一制度很容易就被政府利用。英国殖民地事务部曾利用这样的机会销毁了1940年代末与阿拉贡问题有关的部分文件，原因是想掩盖英国在托管政府末年出现动乱时所采取的行动。又例如，有关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档案也在危机后不久被销毁或取走了。
对史家来说，比缺乏史料更揪心的是明知现有史料必有问题，但不知问题究竟在哪里。如茅海建说的，作为当事人，康、梁的著述自然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但他们著述的目的是为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著述中有诸多作伪。“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第3页）正因为这样，当他“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批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的心情。（第4页）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名言：“与浪漫的虚构相比，历史证据美丽得多”。经过对史料的精心梳爬、考证，本书对许多问题的论述的确引人入胜，如封疆大吏如何搜集京城及重要口岸的政治情报？同情变法的地方实力派为何不支持康、梁？地方官员怎样维护京城人脉关系？老官僚如何不露痕迹地算计官场新秀？……这些问题在今天读来，更能使人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
但是，档案史料本身也会布满陷阱。在历史上，许多政府或宗教文件档案都曾故意作伪。中世纪史专家布洛赫告诉我们，在8至12世纪，整个欧洲到处都流传着伪造出来的文件、王室特许状、牧师团法规、教皇法令。这些伪文件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而编造出来的，被用作“据理力争”的争议中的历史证据。而且，当时的人并不以伪造文件为违背公共道德的行为，因而即使是最虔诚、最正直的人也可能会参与作伪活动。与作伪和做贼心虚地销毁或取走某些档案相反的是，有些档案文件则被有意地推送到历史学家的面前。如英国的《国家审判文集》是关于16世纪以来英国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审判过程的文件汇编，但前四卷是1719年由辉格党人的宣传部门组织出版的，因此严谨的历史学家对于引用这些文件是十分小心的。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历史哲学研究者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论文集《历史是什么》（卢克•奥沙利文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中有多篇论文对于历史研究的性质进行了充满思辨性的阐释，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依赖文献、档案就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重构过去，而应该有思想、有价值判断。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强调在历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在《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见《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中，他认为“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事后所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考辨、核查。领导人的年谱也一样，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回避敏感问题。而对于在“文革”中由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认为很有价值，其中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大都未编入大陆出版的各种毛泽东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第327页）。他在文章中强调要有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底、小心的鉴别与判断和史识的修养和眼光，才能“真正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第331页）。
毫无疑问，在有意无意地设置的档案壁垒的外面，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也是蛮拼的——虽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呼唤历史档案的解密，但是有深厚学术功力和求真求实精神的历史学家的努力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到如今，企图以封锁档案来阻挠历史研究前进的步伐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和学术成果已经足以使研究者在对历史问题的基本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评价上取得洞悉真相的把握。在对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的审读中，主流权威机构也不得不承认其一大特色就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高华对公开史料的卓越运用和深刻识见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他为仍处于威权时代中的有良知的历史研究者树立了一个“蛮拼的”范例：即使只能依靠公开出版物，通过精心的辨别和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真相、历史人物的伟大与卑劣、历史发展趋向的光明与黑暗、历史事件的真相与谎言等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昭然若揭，所有的大是大非问题都已经朗然呈现。
那么，是时候为那些有良知的、蛮拼的历史学家点个赞了！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ipress@foxmail.com
点击↙↙↙【阅读原文】看该作者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