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当悲剧降临，你终究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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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悲剧降临，你终究无处可逃
by 西闪
越来越多到日本的游客会去一个古怪到无法命名的景点观光。那是位于涩谷109大厦旁，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全向十字路口。据说，它是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之一。每当示意行人通行的绿灯全部亮起，四方的车辆都得暂停，让道路两侧，以及对角线上的路人穿行。各方的行人交汇奔涌，时常有超过3000多人的庞大规模。
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没有人停滞，没有人迟疑，像是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撒下的几捧豌豆，在斑马线上相向而动。眼看彼此要撞在一起，结果他们纷纷侧起身体，非常默契地各走一边。当绿灯变为黄灯，人流愈加快速，有人开始小跑。红灯一亮，穿行戛然而止，路口的车辆一起奔驰。有人用交响乐来形容这壮观的场面，尤其是雨天，移动的数千雨伞令人眼花缭乱，却毫无滞碍之感，俨然是一场高水平的音乐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去找找相关的照片和视频，那多半出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之手。为了俯拍整个街景，他们时而在咖啡店靠窗的地方争执不休。
这让我忍不住联想起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一场悲剧刚刚在那里发生。我不敢看当时的视频，但是我能够想像那个场景。因为在如今的中国，那种拥挤到令人窒息的情状，我体验过，也见识过。我父母到今天还后怕地忆起年轻时遇到的一次踩踏事故。那年冬天，他们抱着襁褓中的我去看电影。突然影院像炸开了锅，观众们纷纷起身奔逃，我父母也被裹挟着一起夺门而出。逃出来惊魂稍定，才发现鞋子都掉了。黑夜里不少人受伤，哭喊声一片。后来他们听说，是有人在影院里惊呼了一声“麻风”。
我自己在去年也经历了一场小型的踩踏事件。那是2014年6月7日，我从广州白云机场乘地铁回家，行了几站，忽然听见我所在车厢的左侧发出一声不大的闷响。响动处乘客忽然骚动，情形就像避让屋顶漏下的雨水一般。此时一个人从中挤出来，向我的右侧快速移动。瞬间，如同发令枪响，整节车厢的人都纷纷朝右侧快走。骚动飞快地传递，我听见右侧相邻的车厢发出杂乱的脚步声。很快从我的左侧跑过更多的人。奔行的人太多，尽管我用背包抵在胸前，好几个乘客还是将我压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好在他们支撑着爬了起来，继续逃跑。有人被跑得快的人撞倒，仍奋力向前爬行，有人被踩，往椅子下面躲藏。我所在的车厢旋即空无一人，地上手机背包行李箱凉鞋一片狼藉。车一到梅花园站，所有乘客如退潮一般涌往月台。有人焦急地哭喊，有人狂躁地痛骂地铁上的工作人员。我也赶紧出站，换乘公交车远离了那里。晚上我才看到新闻，说造成不少乘客受伤的地铁骚动，是因一个人的晕倒所起。
新闻里没有提及的是，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广州已经人心生变。昆明火车站的惨剧发生后不到三天，广州地铁里就发生了因有人玩弄刺激性的防狼喷剂而引发的踩踏事件。5月6日，广州火车站又突现持刀砍人事件。坏事接二连三，社会心理似乎一直呈现着临界状态，稍有风吹草动，表面上行动如常的人群就会发生急剧的相变，甚至酿成意想不到的祸灾。
相变（phase transitions）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比如冰（固态）、水（液态）、气（气态）三相（形态），同是由结构完全相同的水分子组成。可是由于宏观层面上组织方式的不同，它们的形态就完全不一样。固态之下水分子定点驻守、寸步不移；液态之中水分子熙熙攘攘你推我搡；气态呢，水分子彼此分开，做无规则的运动。三种形态之间的转变，既可以是连续的，也可能是突发的。而突发性的形态转变，就是物理学中通常所说的相变。例如几百年前人们就发现，把磁铁加热，磁性就会消失。并且，这个退磁的过程不是渐进的，而是在达到某个特定的温度时突然发生的。这就是相变，而相变发生的那个特定的点，叫做临界点。也因此，相变即将发生的那个状态，叫做临界状态。
其实人类的群体行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相变时刻，以及临界点与临界状态。有良性的相变，例如从1986年世界杯比赛时兴起的墨西哥人浪。全场观众迅速地依次站起，手臂上扬，随后落座。这种即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早就有人分析它的变化、起因和模型。而恶性的相变，比如此次外滩踩踏事件，也有不少学者在做研究。比如上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黑尔宾（Dirk Helbing）就以气态分子的运动为理论起点，建立群体行为的基本模型。结果他发现，空间与心理是一组对群体行为有莫大影响的要素。一旦二者相互作用，问题就会变得更严重。
狭小的出入口会造成拥堵，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这就像装盐的细口瓶子，盐粒虽小，却极易在瓶口处堵塞。光线昏暗人数众多的夜总会失火，盲从的人挤在一个出口，就是同样的结果。
过度的兴奋或惊惧也会造成群体出现非正常的临界状态。一旦这个状态未能从临界点上消退，事情的发展就会失控。1979年，在美国辛辛那提的一场流行音乐会上，11个人为争抢前排的座位而踩踏致死；1989年英国足总杯的一场半决赛，开场前10分钟，警方打开了一扇太平门，试图缓解正常入口的拥挤，结果冲进来的人群将之前入场的观众挤到了防暴网上，导致96人身亡。这些灾难的发生，就与人们没有正确的理解群体的临界状态有关。反之，基于社会物理学的相变理论，智能监控手段的确帮助像沙特那样的国家大幅减少了朝圣活动中时有发生的踩踏事件。
然而，社会物理学能完全解决踩踏悲剧吗？我有些怀疑。如果我们放宽视野来看待人类群体生活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世人之所以将涩谷大厦十字路口视为一道景观，就是因为那种熙熙攘攘却能相安无事的群体状态乃是新近出现的事物。没有规则的制约，没有习惯的训练，终究难以复制。
成百上千的鸟儿在天空飞舞，无数的蝙蝠在黑暗的岩洞里穿行，它们之所以没有发生碰撞受伤的悲剧，乃是千万年来适应环境的结果。而人类呢？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群体，不过是几千年的事情。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严格来讲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处在时空错置的状态中。要生理和心理上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有意识地不让自己处在某种临界状态，无疑是明智的。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社会治理者不能主动地做出调整，譬如这次外滩事件。为什么市民的公共空间如此之少？为什么人们在欢庆新年之际，或在群体里寻求认同之时，可供选择的方式少得如此可悲？很多问题，都值得深思，值得追问。
（注：本文原标题为《时空错置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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