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那些事丨庞麦郎与人物杂志：都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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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麦郎与人物杂志：都失控了
by 孙旭阳
“物理证据”是与非
评议中国记者的伦理与操作，往往繁难却难讨好。制造假新闻和敲诈勒索等行为，可以立马打上红叉。但更多的乱象，比如人物杂志《惊惶庞麦郎》一文所呈现出的问题，却很难析理以定其非。中国媒体业的伦理标准模糊而多元，各种争论不是沦为道德吵骂，就是变形为名人名言的摘抄比赛。无论你熟读中国人民大学还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材，你要想说服对方辩友，算得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鉴于人物杂志诸人此前对业界争议的表现，我并不试图说服他们，也不想再听到他们声明手里掌握多少小时的录音，任何人都不能免于他们的监督云云。我一直无法理解，一家媒体但凡遇到争议，就拿出录音说事儿，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
我很好奇，鲸书记者录了庞麦郎那么多音，经过他允许了吗？我曾有一个前同事，特别喜欢录音，他称之为“物理证据”。曾经，他还把与记者陈宝成通话的一段“物理证据”放在了微博上。他的名声如何，不需我赘言。呕，我想起了，人物杂志也曾刊发过一篇与他的对话稿。我相信，人物杂志至今还保存着这段“物理证据”。
我还想问鲸书另一个问题，在庞麦郎与你见面前后，有无向你提出审稿的要求？如果确信没有，算我小人之心。如果他有这个要求，你是如何答应他的？这里说下我的经验，我任凭采访失败，都不会答应在稿件刊发前传给采访对象看。即使万不得已，我最多可以给他们传看他们在采访中讲述的内容，呈现在稿件中的段落和句词。
又，鉴于鲸书在微博上指控周呜呜骚扰自己母亲的情节，存在着对事实的剪裁，进而涉嫌误导看客，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不敢完全相信她现在的公开回应。我唯一相信的是，她真的录了庞麦郎706分钟的音，无论庞麦郎在上厕所，还是跟她逛街唱K。
我倒不一概反对记者偷录采访对象的音。我出去采访，也随身携带两支录音笔。美国曾有此类诉讼，法官的判例是，录音只有在被录音双方或各方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才会被认定为违法。中国法律近年来也逐渐采信了录音证据。中国新闻从业环境太恶劣，记者不揣几段录音就不敢写稿子，已是普遍现象。
但无论是写稿时帮助回忆，还是应付最终可能出现的诉讼，对录音的宣示与公布都应该是条红线。采访对象愿意见你，就给了你偷录他们声音的可乘之机，就像恋爱中的双方偷录彼此也很容易一样。然而一旦事有不谐，就大喊我有录音录像，确实不是体面人所为。我从业十年，也遇到过不少麻烦，但从没有拿出“物理证据”开脱过。甚至，有些不体面的采访对象找上门来，否认他们确曾说过的话（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而我手边的录音笔里就有这段话，我也不会向他们亮录音笔。
（庞麦郎，原名庞明涛，网络歌手，因《我的滑板鞋》走红。图片来自《人物》，摄影：李达）
真的就可以写吗？
在《惊惶庞麦郎》一文中，颇多自然主义式的描写，比如“他的头发板结油腻”，“一推门，一大股食物腐烂、被单潮湿的味道”。“床脚的被单上，沾着已经硬掉的、透明的皮屑、指甲、碎头发和花生皮”。“隔着半透明的玻璃门，一边蹲坐在马桶上一边说，”“女服务员正在把旧床单扯下来，一抖，毛发、皮屑泼泼洒洒散在空气里。他起身，冲水，马桶剧烈抖动。”
鲸书目睹的这些场景，我估计通过录音的“物理证据”很难证明，这个没关系，我相信鲸书所写属实。在这些场景之外，庞麦郎的老友新同事对他人格和性格上的差评，通过“物理证据”就可以证实，那就更确凿无疑。
不过，“真的场景和事件，就得写进报道中去”，与“真的场景和事件，就可以写进报道中”，“写进报道中的场景和事件，只要是真的就可以”，这三个议题中，前两个明显荒谬，如果我没有归纳错的话，人物杂志在利用第三个为庞麦郎报道辩护。
这就规避了两个问题：如此报道新闻价值何在？如此报道是否侵犯了庞麦郎的隐私？在新闻价值的判断上，我不想与人物杂志探讨，就说说庞麦郎的隐私权吧。
庞麦郎没有公关助理，在带鲸书进入自己寓居的宾馆房间之前，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庞麦郎很可能认为这只是闲聊一下（他现在也是如此解释），而鲸书却打开录音笔，集中精力，准备捕捉房间内她需要的场景、气味和声响。她很清楚，这些生鲜火辣的素材不但见诸她服务的杂志，也将在各种阅读终端上推送。连庞麦郎使用马桶的体态和声响，她都一一记下。
姑且不说记者的采访伦理，就是普通人之间，如此交往也太过癫狂。打个不雅的比方，如果庞麦郎在那个旅店见到的是一个男记者，两人一起上厕所，男记者看到他臀部上有一颗痣，把这颗痣写进报道，谁也不能说他失实，但这合适吗？如果我是庞麦郎，我任凭被人揭发臀部或其他什么部位有一颗痣，也不想被人曝光上马桶的样子。
或有人说，庞麦郎活得邋遢肮脏是真相，对展示暴得大名的草根明星的生存状态颇有典型意义。那么，展示草根明星生存状态，如果称得上是一个任务，一种责任，也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庞麦郎的，他没有义务牺牲自己的公共形象来配合媒体。回到鲸书进入他房间的那一天，他完全可以拒绝。他错就错在过于轻信一个做记者的陌生人。
人物杂志可以解释说，庞麦郎同意跟鲸书见面，就意味着他同意接受采访，同意鲸书描写她的所见所闻。换句话说，庞麦浪应该可以预知他与记者见面所可能导致的后果。鲸书所写，都为“善意取得”。人物杂志，您会这么看吗？
我却认为，让一个人为他对他人的信任付出惨痛代价，在任何文化背景任何伦理标准下都说不过去。记者暗访的争议很多，大多数人都同意暗访必须慎用少用，且前提必须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公众知情权。对庞麦郎的报道显然与此无关。可能真有很多人关心庞麦郎房间的味道和皮屑，不过这最多是知情欲望，构不成知情权。还有更多人想看明星的裸体呢，明星确实又拥有裸体，因此记者就可以偷拍艳照并发布？
《惊惶庞麦郎》一文引起很多人观感上的不适并非偶然。人在起床时，床上都会有皮屑和碎头发，绝大多数家庭的垃圾桶的味道，都不会太好闻，谁上马桶的姿势也不会多优雅。庞麦郎的房间首先是一个人类的房间，他在里面进食、睡觉和排泄，每一个人类都不例外。
人物杂志或许认为，只要存在他们认为的新闻价值，就不必取得庞麦郎的知情和同意大曝这些东东。我要说，即使庞麦郎知情并同意，媒体也不能这样审丑窥私。人物报道的价值在于赋予人类尊严，而非践踏和亵玩。
我不想拿人物杂志的员工做例子。要是我某一天在宾馆房间（往往很乱）接待同行——即使他们明确说想采访我，过了十天半月后，他们刊登了我床铺和卫生间的详情，我肯定会斥责他们的丧德无信，而不是与他们探讨这些细节有无新闻价值。
行文至此，说几句题外话。我看过人物杂志不少稿件，对里面“记者”频频出镜有些疑惑。尤其在人物报道中，记者与当事人的交往较之其他题材，往往更加私密。我的看法是，这要求记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当事人与记者的私谈私交是否适合报道？二是记者介入当事人生活，当事人出于对记者的配合、迁就甚至对抗，而做出的一些言行，是否适合报道？
这两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或者说只是度的问题。而《惊惶庞麦郎》一文，从导语第一句，庞麦郎问鲸书，“你们谁最好看？可以把她介绍给我吗？”，就开始失控。
他精神正常吗？
前文说到，记者鲸书与庞麦郎在交往过程中，存在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从常理度之，庞麦郎并无能力预知一言一行将被记下，并择极端的桥段刊发。这不难理解，对一个35岁的陕西农民来说，突然走红，又没有现代娱乐工业生产线配套的形象打造，庞麦郎惊惶、迷失、狂妄与邋遢，早已注定。
人物杂志与鲸书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如果他们指斥庞麦郎谎言连篇，那就得解释，在稿件刊发前，庞麦郎仅就籍贯问题，就大扯其谎，为此还摔坏了鲸书的笔记本电脑。可见，其爱撒谎的习性，并不自他回应人物杂志的报道始。那么问题来了，在鲸书采访过程中，这样的人说的话，做的事，还能有闻必录吗？
或言，有闻必录就是为了展现其真实状况，即使他是一个诈骗犯。可具体到庞麦郎其人，展示其真实状况的必要性，必须附丽在“草根明星”的标签下。在人物杂志的报道中，我并未看到从娱乐生态角度，对庞麦郎的走红做出让人信服的追问和反思。聚光灯一直在他困居的小旅馆房间内打转。
对所谓经纪公司（庞现在否认曾签约）的采访，在我看来也是不及格的。我不相信该公司只是因为庞麦郎的“草根气质”就包装他，在没有看到“6页纸的合同”之前，我也不会完全相信经纪公司对庞麦郎背信毁约的指控。至于该公司为庞签了200场夜场演出，我也想问问鲸书同学，为什么就不能是199场或201场呢？
我没采访过什么明星，不过斗胆说一句，我采访过的农民绝对比鲸书同学多得多。当然，采访得多不代表看得就深，更不代表稿子就写得好。我只是想说说个人的一点浅见，农民的愚、昧、弱、脏，更多由他们的所处的环境所导致。骨子里，是各种权利的匮乏，是公民不成其公民，人也难得体面。农民中有梦想的那一小群人，更是很容易沦为“奇葩”。
整篇《惊惶庞麦郎》中，最有质量的一句话，来自他曾经的工友郑军，郑军“客气而谨慎”得告诉记者，“他歌我也欣赏不来，你们别害他……他有现在挺不容易的。”至于其他人的话语，整理一下足够给庞麦郎开批斗会了。
从床单上的皮屑，到人格上的碎头发，现在正在上网的大多数人，恐怕都经不起这样的“内查外调”和穷搜博访。人物杂志曾美言软语报道过的封面明星们，目测更经不起。有人批评人物杂志势利，我不赞成，中国有不势利的媒体吗？
什么人什么事都谈体制，谈共性，谈同理心，已经out了。或许庞麦郎天生就“奇葩”呢？嗯，这个可能性很大。照这种玩法，我们找几个醉汉做访谈，或者去精神病院做24小时直播吧。
（原标题：《庞麦郎与某杂志：奇葩VS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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