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为什么我不是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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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是查理？
by 许纪霖
如果说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话，那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将改写欧洲的未来。它只是一起简单的恐怖事件吗，还是背后有更深层的宗教因素？14年之前，哈贝马斯说过一句最意味深长的话：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如今这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被《查理周刊》碰触了。
“我是查理”——法国自战后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民游行，发出了同一个声音，然而依然有各种异质的声音存在。法国许多穆斯林学生拒绝为《查理周刊》死难者默哀，半岛电视台说：“这是一场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谴责那些可恶的杀戮，但我不是查理。”阿拉伯裔政治活动家Dyab Abou Jahjah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不是查理，我是那个被打死的警察艾哈迈德。《查理》嘲讽我的信仰和文化，而我为捍卫它的这项权利而死。”
“我是查理”所捍卫的，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言论自由，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除非它“直接地”“显著地”伤害到了其他人。《查理周刊》以讽刺嘲笑各种宗教、权势者为己职，那些丑化穆罕默德、圣母、基督、教皇和总统的肆无忌惮、甚至有些低级趣味的漫画，许多人看了之后，恐怕多少有些反感，但经历过三百多年自由教育的法国人，会认为这是可以也是必须忍受的冒犯，文明就是一种对被冒犯的宽容。而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者以肉体的消灭来对待言论上的冒犯，这就是欧洲文明绝对无法接受的野蛮。即使是反感《查理周刊》的人们，也都站了出来，表明“我是查理”：我是反对野蛮的文明人。
巴黎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从空间意义上寓意深刻，从共和广场，途径伏尔泰大街，最后抵达民族广场。“共和”象征着大革命以来的法兰西政治价值，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成为不断被重温的座右铭，然而，当他们抵达民族广场的时候，法兰西人成为了具有高度同一性的nation了吗？
21世纪的法国，不再是那个“老欧洲”，单一民族的国家。在6000万法国人当中，穆斯林人口有10%，而且还在继续高速增长，据说25年之后将过半数，法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法国像美国一样，已经成为多民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但法国人的观念没有变化，依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法兰西就是一个政治—文化高度同一的nation-state。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对人性的理解是一个理性的、抽象的、普遍的“人”，这个“人”是去宗教、去民族、去文化的，在这一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法则，建立起高度同质化的政治社会。宗教是私人领域的事务，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法国官方的人口统计，从来不问宗教信仰。法国驻中国大使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我们只承认“法国公民”的概念，公共领域是高度世俗化领域，宗教信仰不属于公共领域。
于是，在言论自由为基石的公共领域，宗教信仰成为不被特定尊重的对象，因为它只是私人事务。在美国这个宗教气质依然浓郁的国家，虽然有法律上的言论自由，但对公众人物设定了“政治正确”，禁止一切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歧视。像《查理周刊》这样经常亵渎宗教神灵与先知的漫画刊物，很难想象在美国能够生存，诚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所说，假如有人要在美国任何一个校园出版这类讽刺性刊物，绝对撑不过30秒。一个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人群组成的国家，要形成一个和平相处的共同体，不仅有赖于政治认同的公民文化，也需要在宗教和文化上的互相承认与尊重，这就是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承认的政治”，这个政治不是私性政治，恰恰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族群政治。
然而，在欧洲却没有美国这样的“政治正确”，于是发生了因《查理周刊》亵渎穆斯林先知而引发的血案。在公共领域冒犯神灵，在法律上没有被禁止，但未必在政治上就是正当的。如果被讽刺的对象冒犯了公共正义，是人类公认的邪恶，那么讽刺有其政治上的理由；假如仅仅因为其信仰被视为愚昧、不合时宜，而受到不加节制的嘲弄乃至亵渎，那么，就远远不是私人事务能够解释的了。在任何社会，即使是高度世俗化的欧洲，宗教永远是政治，，而且是最敏感、最脆弱、最引起纷争的政治，特别是当它在公共领域出现的时候。
no zuo no die这话来评论漫画家们虽然刻薄，但未必不包含有某种警醒。在一个祛魅的世俗社会，现代人视自己的生命、财产、自由和个人之尊严为最高价值，但在许多教徒看来，比这些世俗之物拥有更高价值与无上尊严的，是自己的信仰。人的生命与财产可以毁弃，但内心的神灵不容遭到猥亵，在他们的眼里，个人的幸福与神的尊严无法分离，你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些虔诚的宗教徒，但在现代的多元社会，一个具有宽容精神的世俗人，不得不承认与尊重这些宗教信仰，只要它不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侵犯到世俗社会的公共正义。
巴黎恐怖事件的背后，是启蒙的深刻困境。启蒙运动让整个欧洲社会世俗化，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宗教信仰被逐出公共领域。但理性无法完全取代信仰，理性有它的盲点，无法回应生命的终极意义，如何超越生死，是否有超越的彼岸世界这些宗教性问题。哈贝马斯在911事件之后，注意到世俗理性的有限性，越来越重视宗教在当代“后世俗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他积极推动与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大主教拉辛格的对话。拉辛格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西方的两大文化，无论是基督教的信仰文化，还是世俗理性文化，事实上都没有压倒一切的普遍性，都有其内在局限，因此理性与宗教之间需要对话，需要互相监督。
欧洲远比美国更世俗化，警惕各种宗教与心灵的权威。世俗化虽然在私人领域里面不排除宗教信仰，但它是向无神论和虚无主义倾斜的。法国因为历史上天主教传统过于强大，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出现了激烈反宗教、反专制的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法国独特的讽刺艺术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不敬是自由的命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蒙·沙玛在英国《金融时报》的这句名言是法国讽刺传统的最好概括。
《查理周刊》除了继承这个传统之外，还有另外一层背景。这个创刊于1970年的讽刺刊物，是法国五月风暴的产物，作为一家有西方毛派背景的左翼刊物，它嘲笑一切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六十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冲击的是所有正统的文化，无论是宗教的、贵族的、还是世俗的、人文的。《查理周刊》继承了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余韵，其鲜明的左翼风格背后，所吐露出来的正是后现代颠覆一切元话语的价值虚无主义气息。
于是，在当今法国，出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极端虚无主义的激进左翼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保守右翼在反对穆斯林上形成了统一战线，构成了奇异的“同谋”；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互冲突、震荡，一个诉诸于语言的暴力，另一个还之以肉体的暴力，批评的武器VS武器的批判，世俗的虚无主义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各自极端的方式，让今天的法国和欧洲动荡不安，演化成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冲突。
这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吗，还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毋宁说，这是一场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如果世俗与宗教之间没有彼此的尊重与和解，这场战争将永无止境。所谓的和解之道，从进入欧洲社会的穆斯林而言，需要更多地世俗化，遵循文明社会的正义法则，而从作为主流的欧洲世俗社会而言，则是承认与尊重伊斯兰教的神灵与先知，他们不代表野蛮，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人类伟大文明的一部分。世俗对宗教可以有批评、有研究、有讨论，但不能用无聊的亵渎冒犯他者。
如果法国全体公民真的要携手抵达民族广场，实现法兰西民族的团结，那么就必须将伏尔泰的名言修改成：“我不同意你的信仰，但要誓死捍卫你信仰的权利”。所谓信仰的权利，就是每一位国民的个人信仰、宗教情感和精神感受，只要不违背公共正义，就应该得到他人的承认与尊重，就像每个人的生命、财产与人格得到尊重一样。
今日之法兰西，已经是一个多宗教、多文化、多民族的国家，如果说“共和国”过去意味着政治同一的话，那么今天“共和”的内涵应该是多宗教、多族群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不再有野蛮的杀戮，不再有肉体和语言的暴力，不再有对他者的冒犯与亵渎，这个他者，既是与我们同样平等的个人，也是与我们同样伟大的异教文明。你视他者为文明，它就是另一种文明。你视他者为野蛮，它将真的变成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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