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未经计算的恐惧应更名为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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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计算的恐惧应更名为愚蠢
by 西闪
傍晚，听到敲门声里夹杂着高亢的白话，我立刻猜到来人是谁。开门一看果然，两女一男，自称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见我不会粤语，年长一些的女人改用普通话问：“你领药了吗？”我说没有。旁边那位年轻的女士立刻活泼地递上一支笔和一张表格，“那填表吧。”我填上姓名和联系电话，递还给他们。这时身后一直沉默的中年男子才说话：“今晚8点，统一行动。”然后他们转身，敲响对面的家门。
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统一行动”，指的是广州市政府发出的通知。为了应对登革热，必须消灭肇事的伊蚊。可蚊子有翅膀，会四处乱飞，所以灭杀行动必须统一，让所有的蚊子都无处藏躲。之前，这样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两次。这一次，我感觉人人都有了轻车熟路的心情。去菜市的路上，我看见街道办事处在路口设了点，领取灭蚊药片的老人们排起了长队。大街一侧的树木滴答着药水，另一侧，喷撒的罐车正缓缓行驶。就连影院走廊的海报栏里，也贴上了疫情报告：“某年某月某日，本区新增病例两人。”
一切有水的地方都被视为蚊子潜在的孳生地。水生植物一一拔除，凹地与沟渠成了施药的重点区域。两周前，我所在的小区物管用水泵抽干了花园池塘里的水。如今，那里是一个光秃秃的水泥盆地。
晚上8点，我掏出了打火机。药片燃起，先喷出火苗，接着是呛人的浓烟，颇像电影中伊贺流忍者掷出的烟幕弹。我赶紧出门，看见邻居们也纷纷出来。来到楼下一看，整幢小区都弥漫在烟雾之中。
眼见此景，我开始琢磨一个市政府究竟有多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它为此投入了多大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至少，通过街道办事处，我看到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以我住的这幢楼为例，楼高13层，每层8户，共计104户人家。这样的楼，整个小区少说也有20多幢，户数肯定超过2000。政府需要派出多少个这样的三人小组，才能撑起一场规模庞大的疫情防控？
就在几天前，2015年1月16日，广州市政府宣布，为了应对2014年的登革热疫情，市各级财政投入的灭蚊经费总共接近两亿元人民币。显然，这是一个值得细究的惊人数字。不出所料，各种媒体迅速跟上，出现了不少质疑广州灭蚊经费的文章。然而更加不出所料的是，这些文字就像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般，重复着同一个论调。大意无非是，疫情如此严峻，花钱无可厚非。但是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故而我们有权要求政府列出花销的明细，以供社会监督，云云。依靠无比正确的逻辑，重复隔靴搔痒的工作，这是时评的套路，说到底，也是一门生意。
就像我亲历的那样，灭蚊花费两亿元算多吗？那只是政府的财政支出。我敢肯定，假如算上社会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两亿的数字一定翻番。至于财政支出是否透明，流向去处是否清晰，在我看来，这类老生常谈往往掩盖了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广州市在疫情防控方面有没有过当的问题。据官方统计，去年登革热报告病例约3.4万，死亡不过六七人。发病率很高，死亡率却未见得，不到万分之二。而这一数据，显然不能归功于防控，而应归于治疗。事实上，去年广州发现的登革热病毒均为1型，本身的危害程度很低。而只有当患者出现因不同类型的登革热病毒的二次感染，病情才会加重。即便如此，只要及时治疗，绝大多数病人也无性命之虞。这与SARS、埃博拉等传染病有非常大的区别。
健康人群要减少感染登革热的风险，应该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例如穿长袖衬衣和长裤，早晚不去伊蚊出没频密的野外和树丛。相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地灭杀，对人群进行军事化的动员，不仅劳民伤财，还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瘫痪式的局面。连官方也承认，在防范过程中，“有一些地区存在局部的过度灭蚊的情况。”话语之中的损失，恐怕不是区区两亿之数。
在应对社会风险时，预防原则一直是政府的指导方针。但是，预防原则是不是适用于像广州登革热这样的风险呢？值得商榷。法学家桑斯坦（C.R.Sunstein）就认为，人们在估计未来的风险时往往受制于经验，也受制于心理。熟悉的危险更容易被人们意识到，比如吸烟。可是要他们去估计不熟悉的风险，例如日光浴的危害，或者重金属的潜在危险，他们就会依赖自己能够飞快想起的故事，或者身边发生的例子，尤其是那些在人群中足以造成恐惧的事件。总而言之，这些故事或例子越显著、越生动、越能调动人的情绪，就越容易被人们引为警惕的证据。就这样，不可靠的直觉，而非知识、真相与概率，成了预防原则的内在驱动。
故而桑斯坦总结：“当强烈情绪介入时，人们倾向于关注负面反应而不是可能性。他们不能清楚地辨别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他们强调最坏情形，结果是个人与社会的严重曲解。”
恐惧驱动的预防，其成本高昂到何种程度？且看美国的例子。2002年秋天，有罪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加油站附近用剪刀实施了一场无差别攻击。受害者10人，有老有少，不分男女，也无种族区别。由于媒体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一罪行，一时间，恐惧几乎改变了这个首都的每个人。人们调整了自己的购物地点、给汽车加油的时间、取消了户外跑步，有人甚至穿上了防弹衣。不仅如此，无数居民驱车前往附近的弗吉尼亚州购买汽油；很多学校要求学生必须留在建筑内，不得外出吃饭，影响人数超过百万；50个地区的星巴克取消了户外座位；大约5000名球员接到通知，足球联盟的比赛取消；等等。而实际上，人们遭遇剪刀杀手的风险极小，再怎么算都不会超过百万分之三。经计算，这一概率远远低于喝30杯苏打水，开车100英里，抽两支烟，或者吃35份新鲜面包的风险。
回过头来看那两亿元，是应对登革热的费用，还是付给恐惧的代价？成本和收益，必须有人来算一算。我想，未经计算的恐惧，不如更名为愚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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