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物论 | 云也退：老克勒徐元章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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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克勒徐元章的眼泪
by 云也退
【一】
这事说起来也是巧极了。
若干日前，刚刚下载了全本《金瓯缺》，想读读这部近来被誉为“半世纪来最好的历史小说”的长篇，忽然想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某年，在他家，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是“徐兴业，一个写小说的”，“你大概没听说过，《金瓯缺》得过茅盾文学奖”。他的形象并没完全淡去，只是他的名字，脑中翻来覆去，就是回忆不起了。
然而，万能的互联网仿佛知道我在找什么，大下午的把一条很容易被忽略的信息发到眼前：“徐元章死了，上海滩最后一个老克勒去世。”
徐元章。是这个名字。一个预感成真了：再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就是死讯。
那些天，李银河又成新闻人物。就我的所见所知，媒体记者们都该感谢李银河，她的言论与传闻（很多是险恶的，至少语带嘲讽）见诸报端的如此之多，实在是因为她太配合了，一有时间都接待访客，支援他们的版面。而徐元章，他的宝庆路3号同样来者不拒，像我这样的小记者，也是在他这里得到了写大文章所需的一切。
可徐元章不是有很多观点、很多故事或很健谈的人，他的所有热度，都围绕着那栋房子而来：它是属于徐的外公周宗良的遗产，现在，周的一众继承人吵吵着要分割，而徐元章作为外孙，由于母亲下落不明，连继承人的份额都没有。法院判了房子作价卖掉，于是在这些新闻里，他是个无助的人，即将被从7岁住到现在的大宅里赶出去。
写他的人，都是同情他的。但也只能同情。因为在这个案例里，正义感派不上用场。这不是公家强取民宅，这是家族后代的内部纷争，公家是应当事人要求介入的。此外，倘若徐元章是位功勋，例如大科学家和大艺术家之后，或者自身有什么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他或能争取到更多一些的支持，而现实情况是，他两样都不占：他被称作一位“少爷画家”，意思是，别的画家是练出来的一技之长，而他，除了画技一无所长。
我心说这不公平。可你又能指望怎样的公平呢？
被许多双眼睛觊觎着的房子，庇护不了它唯一的看守人。除了表达不满，徐元章唯一能想到的抗辩就是：“我可是从7岁开始住到现在的啊！”
【二】
宝庆路3号大门上有个很旧的木头信箱，徐元章自己出来应门。开门之后，他直接带着我往里走，没有寒暄，没有通姓名，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连一句“小伙子来啦”的话都没说。仅仅因为我刚刚从不远处的健身房过来，他说了句“气色蛮好”。
我气色蛮好，他呢？他是矮个，既无气场，又无相貌，小眼睛，耳朵打蔫，往人群里一丢，谁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唯一的身份是画家，亏了有这身份，还有“老克勒”的头衔，否则更少有人注意到他。他直接带我去了他的画室——身为西式沙龙的主持，他连杯待客的咖啡都没沏。
我猜好待遇都是给女生准备的。但后来我明白，他的脑子里大概没有待客之道这么一说。他把所有客人都当熟客，那意味着，不需要任何端茶送水的礼节了，有了反而拉远了距离。稍感意外的，是他家似乎没有佣人。
徐元章在他的画室里跟我说话，那里乱乱的，几张沙发椅靠墙放着。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顺手在一幅未完之作上涂两笔，似乎是一张威尼斯风景画，一条船泊在两座楼房之间，深蓝色的水面波光粼粼。作为蓝本的照片夹在画板的一角。他说，这照片是一个朋友给的，让他帮画一幅。他擅长画带有油画效果的水彩画，色彩厚重，对比强烈，比如那水面，就是深蓝和柠檬黄的致密交织。
我见人说，徐的笔只画上海老洋房，这似与我的印象相悖。他会接手一些零活，根据照片来画点其他地方的景物。
（徐元章画作）
我以为他会细述一下官司的来龙去脉，但他好像以为我都了解了一切了。说着说着，他才讲起他是颜料大王周宗良的孙子，父亲是徐兴业，写《金瓯缺》的那位。关于这房子，他也没多说，毕竟这是众多继承人的共同财产。“这房子落到谁手里，我哪里关心得过来，”他说，“不要随便被收掉，让我没地方住就好了。”
“我帮你写写报道。”我说。
“侬写写好了。”他半是不在乎，半是无奈，也许，正是因为无奈才不在乎。
【三】
客厅外边是个舞厅，一百来平米，有落地大玻璃门和悬式窗帘，墙上挂着他自己的画和一些照片。我记不住屋里的陈设，只是记得地板不太好了，有点不平，有明显的缝隙，钢琴是肯定放了一架的。墙上的照片里有不少女人，打扮得都像是八九十年代《大众电影》的封面，头上烫大波浪花的，卷刘海的。问起这些人，他回答说是学生，有的是亲属，有的则是“干女儿”。
干女儿。换个男人说这词，你大概就心领神会了。徐元章呢？
舞厅外是一个花园，枝草横斜，仔细看，似乎已疏于打理有日，摆着些旧家具的遗骸，从花园深处回望舞厅，玻璃门配窗帘果然典雅，一架梯子斜倚在屋侧，房顶上似乎落着杂物。这时，我看到一个穿工装的女子从里端走廊里出来，徐元章跟她说了几句话——大概是个钟点工：单看她的容颜，在徐家工作是相当愉快的。
我们回到画室，徐元章就要放音乐，他的抽屉歪歪斜斜，好像快关不上了，里面都是大唱片、大卡带。我说，我只在老电影里看过这类东西。他便说，我们都喜欢老的，亨弗莱·鲍嘉，克拉克·盖博。
“詹姆斯·迪恩？”
“迪恩也好的，”他笑一笑，“现在没有他这样的演员了。”
放了几首曲子，他向我发出邀请。
“你晚上就来吧，”徐元章说，“今天我们就有舞会。”
【四】
“上海老克勒”的舞会，看一场少一场。“克勒”这两个字来源素有疑问，有说是“color”的音译，指这些人的“色彩”，有说来自“class”，指他们的“阶级成分”。都是富家之后，受着西式教育，听蓝调，抽雪茄，吃曲奇，喝红酒，放黑胶唱片，跳爵士华尔兹，确实颜色独特，但也都无一例外地随着所属阶级的消亡而沾上了“没落”两字。
不过阶级的灵魂是衰敝的物质条件所取不走的。一些名门之后，后来追忆六七十年代的家族浩劫，爱读爱听的人往往很多，且追捧不断，与之相对的则是另一些人的讥刺：娇生惯养，缺少大神经，逢人诉苦，算什么贵族？两种态度永远水火难容。徐元章他们倒是安静，与世无争，让过去的过去，把剩下的光阴尽可能转化为只争朝夕的欢乐。
来此一遭，不开眼界是不可能的。舞厅里，簇拥着七老八十的一群男人，最年轻的大概就是六十出头的徐元章，却是最低调的一位，尽沙龙男主人的本分，坐在旁边，接待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场、人生地不熟的访客。十几个人一起跳起来时，屋子里就不觉得很大了。我们坐在下陷的沙发里，徐一边欣赏着老朋友们的快乐，一边问我：“你有女朋友了伐？”
没有，所以？
“那你常来来，我这里年轻小姑娘很多。”徐说。
当晚我就认识了一位穿套装的小姐，她有个日本名字，名片上，姓氏和名字之间空了一格。我发现，来此间的女性都长着一副干女儿的模样（无贬义），没有善舞者，全是来坐等老男人们牵手的。女权主义者看到了定会愤怒不已，然而多少年来，强而有阅历的一方向弱小识浅的另一方献上谄笑和单腿跪，这样的组合已是西式社交颠扑不破的中轴；也许在两性关系里，最能一拍即合的总是隔代亲。
我看着这些人：衣冠端正、眉飞色舞的老大叔、老大爷，怯生生、不知该不该陶醉进去的女士小姐。一首连一首的爵士乐，我不晓得哪一首是弗兰克·辛纳屈，哪一首是猫王，只知道闭目谛听，就像看见弯月和星辰在夜晚的水面上荡漾，苦乐各半的回忆载沉载浮。我不禁想着：写这些曲子之人，那时也得这个岁数了吧……
（宝庆路3号的舞会）
【五】
我认识了舞会上年纪最大的人。没有记错的话，他姓周，锃亮的一个光头，面纹清晰，目光炯炯，和善中透着威严，而且嗓音雄浑，令人横生敬畏。他的个头也不高，但比徐元章健朗许多，穿着束紧腰身的西装，两腿滑动起来似船桨一般有力。徐说，这位是周医生——八十岁？八十五岁？我记不清了。
周医生的存在，让徐元章很有几分得意，这是他派对上镇宅的宝贝。周医生的舞步精美，女伴们无不倾倒——是真的“倾倒”，他猛地一俯身，她就快碰到地板了。轮到快节奏的音乐时，举座都在看他一人，当老爷子移步休息，徐元章立刻奉上点心酒水，就像迎接王牌队员下场的体操教练。
女士们挨个同徐说话。是的，他们距离很近，摸手，捋头发，翻耳垂评论下“耳坠真好看”，稀松平常。我看不出有什么恶心的地方。“少爷画家”徐元章实践着他所喜欢的风流。如今，年轻一代大多是些荷尔蒙本位主义者，两性科普读物也都在宣扬这些，说性冲动乃是大脑释放的某些东西所致，属于本能，本能的尽情释放和压抑，成就了人的放荡和“闷骚”——在他们眼里，自称“风流”的都是虚伪。
但我也不认为，见过徐元章，我就有权裁断真正的风流为何物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他的“无害”属性：貌不惊人，头发稀疏，眼皮打蔫，让人难以想象他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难道说，男人必得熬成一把羸弱的年纪，才能领取一张“准予风流”的资质证书？
显然也不是。
见其子乃见其父。徐兴业就是个矮小瘦弱之人，可是，当年他却娶到了“颜料大王”家的千金周韵琴，以徐当时的身份，这绝对是一次高攀。他的四卷《金瓯缺》，一百来万字，我现在浏览此书，还能感觉到字间的一股淡定之气，这是一种西方气息，受过无产阶级史观洗礼的历史小说，绝没有那么耐心的描写、铺陈和思辨——拿《金瓯缺》对比一下姚雪垠豪掷42年写成的《李自成》，你便知端的。
徐兴业不简单，徐元章也是，他遗传了父亲的身板，更兼家道中落，却也不折不挠，在一段长途感情跋涉之后，跟向自己学画的学生，一个名叫“黄亨义”的女子结了婚——想想吧，父亲得有怎样的家族背景，会给女孩取名叫“亨义”？
在写专题稿的时候，我起先敲下了“徐老先生”三字，然后看来看去，把“老”字拿掉了。我想表示尊敬，但心有不甘：他分明只是个年纪较大的公子哥而已嘛；可是，“公子”一词固有的那种奢侈和纨绔味道，从这个人的外表又完全看不出来——那日，他穿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灰色小夹克，身边游弋着异性：我想，与其说她们爱他，仰慕他，抢着做他的女人，不如说她们想沾这宅子的味道。我不是贬低她们：满足这位“没落贵族”的小小虚荣心，不也是仁慈一桩吗？
【六】
父子两对婚姻，就连结局都相似：徐兴业病逝时，周韵琴不在身边，至今无音讯。黄亨义则在徐元章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远赴美国。他们的女儿也去了那里。
命耶？运耶？
黄亨义的履历，说出来真让人顿足：随徐元章学画，那都不值一提了；她还曾跟随白俄罗斯舞蹈演员学芭蕾，师从言慧珠学京剧，师从男低音歌王温可铮学声乐。可巧，那夜除了周医生，我也认识了一位旅欧歌唱家：他戴茶色眼镜，阔面方颐，器宇轩昂。徐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便说上了话。
他说，自己曾与朱逢博齐名，后来去了意大利，国内才没什么人知道他。然后他问我：喜不喜欢欧洲？
我说我喜欢法国，尤其是……
“哈，哈，”歌唱家用两声中气十足的嘲笑打断了我，“法国，跟意大利比，那简直是……”他伸出一根小指头，一个劲地戳着。
每个人都这么骄傲，都这么以自己的西式品位和背景为豪。只有徐元章除外，他最闇弱，最边缘，仿佛一个残疾人，得倚仗一台价值不菲的轮椅——他的宅子——才能走动。可以想象，宝庆路3号之于他，相当于一块浮木之于溺水者。
但这只是我后来的领悟。当时，我和那些初来乍到的女士一样，还在老克勒们的精气神、在宽敞的空间以及迷人的音乐之间微醺着。“羡慕嫉妒恨”是病态的，人的正常本性，仍是因他人的快乐而快乐。
我向歌唱家求教，如何合理地发声，我说，我嗓子不好，高声说话没一会儿就哑：“可能是发声部位不对？”
我的无知再次触怒了他，他又摇起了头。
“No，no，no。为什么要高声讲话？你知道北欧人是怎么说话的吗？我站在这里，你站在那里，那么老远，我是这么喊你的。”他张嘴做出叫人的样子，然后佝下身子，一臂平身，勾动了几下食指。
【七】
我带回了一些所需的材料。专题发表的那天，我给徐通了电话，约了翌日带着报纸再去拜访。不过这一次，开门的是周医生。
“徐先生不在吗？”我没料到他也在。
“在，在。”
周健步如飞，我们穿过甬道。在舞厅门口通往画室的地方，我看到徐跌坐在地上，掰着腿，哭丧着脸，地上溅着不少水。他身旁立着个饮水机，上面插着一只不大的净水桶，桶身中间箍着个大钢圈，只见钢圈上面的半个桶体翘了起来。
“我怎么办呀！”徐元章拍着两腿叫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呀！”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什么事？
（宝庆路3号）
周医生一把把他搀起来，连声责备：“你这个人，你买这种便宜货做什么？”然后他走过去，小心地拆下翘起来的那上半个桶，拿给徐看：“这种东西可以买吗？”
我孤陋，从未见过这样分体式的净水桶，几分钟前它竟然分崩离析了，根据地上的情况，事故发生时桶里水不算多，就是样子有点可怕。
“怎么办啊，我受不了了啊……”主人犹在一边呜咽一边喃喃。我愣了一下，便过去帮周的忙，刚一碰饮水机上的残桶，就被他喝住：“别动！水泼出来地板就泡坏了！”
他拔去插头，同我一道把整台饮水机搬到了屋外去。机器一点都不重。在门口，老爷子忍不住又跟我嘟哝起来：“徐元章这人，拎不清的，买便宜货给自己找麻烦……”
吃惊，纳闷，然后是恍然。
我能说什么呢？仅仅几天前，这老宅还是那么活色生香，现在我却看到了它的末日。它古雅精美的地板经不住一摊水的攻击，而看护它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爷”，自理尚且不能，难怪那些算计房子的人都视他为无物。我们把地板弄干净，站起来的时候，徐兀自躲回画室去了。他受了惊吓。
室外阳光耀眼，屋里却弥漫着忧伤。周医生仍然平静，那天，他同我聊着帮徐元章卖画的事。我们在舞厅里的画作前伫足细看。“一直没有人好好帮过他啊，”他说，“他这种风格的画，还是很特别的，”他说，“他要是有个经纪人就好了。”
“不过他的干女儿蛮多的。”
周没有回答。我们看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其实品位么，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八】
徐元章谢过了我给他写的东西。我又去了他家三四次——只能是晚上，再也不挑白天了。周医生依然活跃，歌唱家却再没见到。四五个老爷子坐在徐的画室里时，看起来不像一群老友，倒仿佛幕间休息时在后台饮场的演员。每次都有新面孔的女性出席，打情骂俏的有之，百般依偎的有之，但我不想说他“艳福不浅”。在遥远的神话里，有些小神仙使尽全力，才能把身体化成一个洞穴，供自己的灵魂躲藏——你会说一个灵魂有“艳福”吗？
他躲藏在每一夜的欢愉里，藉此不去想以后的事。所有来访的人，男人，女人，老的，年轻的，常客，稀客，经年老友，萍水路人，都在帮他维持一个幻觉：筵席不散，今夜到永远。我听人们同他谈起，这花园可以如何整饬，这墙皮应该怎么维护，老旧的东西该换成什么款式的新品。他需要这些来不停地加固幻觉：我可以一直住下去，我可以住到死。
也许，他只是对真实束手无策，所以只能相信幻觉。
【九】
但真实总是骇人的，而幻觉又是这么一种方便的替代品：当一个大幻觉破灭，那些集体参与维持它的人们，便会各自制造出一个小幻觉，躲进去。
五年前，我听说他真的要搬了，宝庆路3号门口贴出了限他克日搬迁的法院公告，老克勒们的舞会真的要谢幕了。我急忙启动了心理防御机制：怎么会呢？这样的事怎么可能真的发生呢？难道美好的东西会就这么毁了吗？不可能的，宝庆路3号会化险为夷的，也许法院只是做做样子，也许……
不愿看到不好的事发生，就宁可避开它，相信它没有发生。可是，当黑色的真实悍然站到你的面前，你还能躲避吗？你只能哭泣，捏自己的脸，徒劳地想把自己从梦里唤醒。徐元章虽是生活上的低能儿，却是至为敏感之人，他在饮水机前洒泪，谁能说其中没有一种阴郁的预感？他不荒唐，我得用理解阮籍穷途之哭的方法来理解他。
我写这些字，与其说为了纪念他，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待。我早该去看一看他，他贡献给我一篇文章的素材，他让我开了眼界。但是我躲了起来，只要有可能，我就不想听他的抽泣。
每个舞会之夜，徐元章都会陪着新客人，到花园里走上一圈，踩着衰草，聊聊现在或者过去——从不聊未来。我也被他陪过一次，那天，他先说了几个“蓝血”舞客的背景，然后又说到几个他喜欢的、画过的老洋房。
我坦率地说，我对那些建筑毫无兴趣，因为老房子大多徒有其表，里边恐怕早就鼠患猖獗，木石朽败。他哼哼地笑了几声，回头看着自己的房子，挺了挺腰板。
“是的啊，”他说，“还好我还住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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