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我们不再把他们当成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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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把他们当成人类
by 马立明
（原文标题为《大屠杀及其执行者们》，配图为电影《朗读者》剧照。）
1961年，阿尔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汉娜·阿伦特突然感到无比绝望。她意识到，这位曾策划处死百万犹太人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既不是变态杀人狂，也不是内心阴暗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正常、彻底平凡的人。
“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实没有两样，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们过去是、现在也仍是可怕且骇人地正常。从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断标准而言，这种正常性比所有暴行总和都还令人震惊。”这是阿伦特的痛苦之处。大屠杀的执行者是一个正常人，言下之意，任何正常人在情境的引诱下，都可能成为艾希曼，启动大屠杀的按钮。
在研究人类暴行历史的时候，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很多施害者都是“平凡人”，甚至“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在某种道德口号或旗帜下，找到了一种比他人生命更“贵重”的理由，将受害者标签为“敌人”、“他者”、“异教徒”、“反动派”，甚至“蝼蚁”、“爬虫”，然后肆意夺取其性命。每一场大屠杀或者迫害，都有不可违背的权威，以及精密策划的话语。
十字军东征，名为一场清除异端、拯救圣地的“正义之战”，实际上是对东欧各国的一次宗教侵略战争，千万人死于战火；法国大革命，口号是“平等”、“自由”、“博爱”，却让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走上了断头台；大部分日耳曼平民在“拯救灵魂”及爱国主义的口号下，参与了对千万犹太人的迫害。因此，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发现了这个历史的诡计，“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如何解释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连当事人都茫然不已。短短2个月内，百万图西族人就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自己的邻居杀死。卢旺达短期内消失了八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暴行之一。那一年的4月6日，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胡图族）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图西族武装成为嫌疑对象。在真相未明之际，该事件已经掀起了愤怒的浪潮。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3名部长。
更可怕的是，在政府、媒体的煽动下，大量平民参与了屠杀。他们手持砍刀、狼牙棒、铁棍，凶残地杀死了自己的邻居。其中还有一些细节令人惊恐，一位胡图族人拿着斧头抵着一名12岁孩童的喉咙，强迫他在父亲及其他姐妹面前，强暴自己的母亲。在杀戮的同时，还以各种方式达成羞辱的最大化。
事实上，大部分胡图族的杀人者，都与艾希曼一样，是一个极端正常的人。据一名法国记者的透露，他们过去大都是农民、教徒，甚至还是老师。在那次大屠杀之前，他们99%居民都没有杀过人。虽然以前两族人之间互相有看法，但在日常生活中，也相处融洽。但在一种特定情境的激发下，引爆了长期暗藏的敌意，每个迫害者“突然产生了一种力量”，将砍刀指向邻居。在杀戮过程中，又演变出了各种残暴的折磨方式，包括大规模强奸、肢解、迫使对方强暴自己的亲人等。
“杀人杀多了，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只不过奉命行事，在每个人的热诚之下整队，在足球上成群结队，出去猎杀如同有血缘的灵魂。”
“我们的图西邻居，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做任何坏事，没有罪……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地看着他们，我们不再停下来辨认他们以前的样子……他们已经变成很大的威胁。”
“把图西人逼上绝境的时候，我们不再把他们当成人类……”
以上都是杀人犯对暴行的回顾。他们承认，“残暴占据了我的心”，然后就丧失了人性。
翻看20世纪的人类历史，亚美尼亚大屠杀、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孟加拉大屠杀、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等，执行者多是大批百姓，或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未经训练的军队，在某种意识形态下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下达的命令，消灭所有被标志为“敌人”的同类。除此之外，还有很大规模迫害事件，比如苏联的大清洗、印尼的排华行动等，也是这种排斥、打击某一群体的事件。平民的普遍参与，这又佐证了阿伦特的论述：“邪恶有令人丧胆、蔑视一切言语和思想的平庸性”。
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他的著作《路西法效应》中，以大量的心理学实验来证明，在某一情境的力量下，好人会变成坏人。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小学老师艾略特将他们班的学生，武断地按照眼珠的颜色分成了两群，并告诉他们“蓝眼睛”是上等人，“棕眼睛”是下等人，然后班里便出现了变化——“蓝眼睛”的孩子开始摒弃“棕眼睛”的孩子，甚至宣称后者会偷东西，很快便拳脚相向。简单的一个措施，就能让小学生性情大变。还有一个例子，来自中学老师琼斯，开始在班里模仿希特勒纳粹政权形态，自称“琼斯大人”，以口号、信仰、制服来驱使学生。这个实验后来拍成了一部震惊世界的电影，名叫《浪潮》。
（《浪潮》电影剧照）
津巴多提到的“路西法”，实际上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寓言。路西法曾是光的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但最后成为了撒旦。津巴多指出，简单的“好人-坏人”的划分是武断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善与恶都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同时，情境的力量远远胜于想象，在某些系统的激发下，比如卢旺达事件中的一个导火索——总统的突然死亡，就足以让百万胡图族人丧失人性，潜伏着的不满和仇恨便会开启，将人性拖进恶之深渊。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纯粹服从指令，这比穷凶极恶之徒更可怕！穷凶极恶之徒杀人前尚有犹豫，但被“自负的理性”蒙蔽的群体，却将屠杀当作一件英雄伟业。
在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袭击之时，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是：“自杀炸弹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们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样。”我此前研究日军神风战机飞行员的状态，也是指向了这个结论。他们唱着美妙的歌曲，以一种极其悲壮的自我陶醉去终结生命——他人的，以及自己的。受制于某一种情境，他们先是实现了去人性化，与道德脱钩，并点燃了仇恨。那种情境——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激进主义，甚至理想主义等，都制造了这样的疯狂、对抗，为暴行提供了土壤。
因此，避免沦为撒旦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这种情境。
质疑，质疑你听到的一切，拒绝盲从，独立思考。高举人性的火把，包容与珍视他人的价值。100年前，英德圣诞之停战，显得如此的珍贵。德国士兵与英国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枪，互相祝福圣诞快乐，一起喝酒、聊天，并举行了一场足球赛。他们的和解缘于，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打这场仗。西线一度迎来了奇妙的和平。若有足够的人性光辉，是可以化解这种仇恨的。
阿伦特说，哪怕一个普通的士兵，“枪头向上一厘米”，就是对自己的救赎，就是对正义的献礼。这种善其实潜藏在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候，人性善也勇敢地发出了光。这些事情在历史上也留下了痕迹。我们知道的辛德勒的名单、卢旺达的饭店（大规模拯救行动），都体现了在纳粹大屠杀与及卢旺达大屠杀悲剧中人性温暖的光芒。
更深入的措施是，破坏这种情境。让极权消失，让价值多元，让仇恨化解。彻底使驾驭人性的力量失去效力，这样才能解放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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