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熏腊肉致霾的合理与荒谬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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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腊肉致霾的合理与荒谬之辩
by 刘远举
污染是当下引发社会舆论的高频问题,由此,也引发了一些争论。最近,四川省达州市宣布,当地空气重度污染的罪魁祸首是熏制腊肉。达州市环境保护局一名官员说,该市自1月份以来“持续不散的雾霾”应归咎于当地人对熏制腊肉的偏爱。
媒体报道,该市城管执法人员已“突袭和强行关闭”该市多家腊肉工厂。继达州环保部门官员的“熏腊肉致霾论”后,重庆接过了接力棒,以环保执法的名义对“烟熏腊肉”开刀。
新华社就此发表文章质疑:“传承了数百年的烟熏腊肉,竟要为当今日渐糟糕的空气质量负责”,并称“动辄拿厨房油烟、烟熏腊肉等群众生活中的问题来当致霾的‘替罪羊’,难免有避重就轻、敷衍塞责的嫌疑”。
其实,类似指责居民生活方式应该为空气污染负责的言论并不少见。去年11月,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表示,廊坊人爱吃炒菜,但APEC期间很多人都改吃拌菜,减少油烟排放。而在此之前,北京也禁止了露天烧烤摊。
一边是言之凿凿的指控,一边以“替罪羊”与“传统”进行辩护,那么,禁止熏腊肉与禁止露天烧烤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呢?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烧烤、熏腊肉到底造成了污染没有?根据媒体报道,环保志愿者曾连续3天走访了重庆主城10多个腊肉熏制点,使用专业仪器检测PM2.5,结果显示,单个腊肉熏制点影响范围基本上不超过50米。
专家意见也在为志愿者的数据背书。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教授潘小川对媒体表示,“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这肯定是PM2.5来源的前两位”,相应的,政府的各种治霾措施还是应该集中在转变能源结构上,多使用清洁能源、环保能源。
由此可见,餐饮、熏腊肉的确不是污染的重要来源。不过,且不慌下结论。
虽然熏腊肉与空气污染的关系不大,但是,熏腊肉却很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内,一个区域的首位污染来源。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上海pm2.5达到了395,几乎算是最严重污染,但即便这个污染指数,也不会产生呛人的感受,而小区或楼下有人熏腊肉,室内充满油烟,烟尘呛人,都是常见的事情。
凭直觉不难明白,熏腊肉,对一个小区、一栋楼造成的pm10、pm2.5污染,很可能已经达到爆表的水平,一家熏腊肉,左邻右舍皆受侵害。前面志愿者的数据显示,单个腊肉熏制点影响范围基本上不超过50米。半径50米的一个圆,正好是几栋楼的面积。那么,自己熏腊肉,污染整个小区的行为难道是合理的吗?
经济学上有负外部性的概念,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舒服了,别人却受害了”。熏腊肉正是这样一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随地吐痰这个被大众认为的坏习惯与熏腊肉没有本质区别。现在都知道随地吐痰不好,但是,换个场景,牧民在放牧的时候,农民在插秧、放牛的时候,喉咙里有了痰,随地吐掉,没有旁观者的不适,迅速地被土地吸收、被水流稀释,反而是成本最低的没什么危害的解决办法,细菌、污染已经被低密度的人群环境稀释掉了。
吐痰的人舒服了,也没旁人受害。但是,当场景变为城市,一切就都变了。地铁车辆里,公车里,办公室里,吐痰的人舒服了,但旁观者不适,飞沫传染病菌,有了受害者,所以,在现代化的、人口密集的城市中,随地吐痰是不对的,熏腊肉污染小区,烧烤摊污染周边楼房,都是不对的。
由此扩展开去,评价一个习惯,一个举动,必须与它所处的环境结合起来。比如鞭炮,此乃千百年的中华习俗,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放弃,并赞成禁止这种习俗。其实,所谓放鞭炮是陋习,更准确的说,是城市密集居住使放鞭炮变为一种陋习。
中国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很多原来的乡村习惯已经不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民意、老百姓、传统,并不天然的具有道德性、合理性,大喊一声“传统”进行辩护,也是无力的。
那么,禁止熏腊肉的政策是对的吗?且还稍等一下,结论还需进一步讨论。
实际上,油炸、炒菜时,PM2.5会迅速飙升8倍到近20倍,达到严重污染甚至爆表的级别,但是,即便如此,人总是要吃饭的,烹饪方式,也难在短时间改变。所以,禁止一种污染行为的时候,要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衡量,比如,权衡炒菜与油烟,人们选择接受污染。
熏腊肉是在“污染四邻”与“自己熏的腊肉香”之间权衡。既然是权衡,做的就不是定性判断,而是定量的考虑。顺着这个思路,反过来想,不难发现,如果坏处的“数量”是可以降低的,那么,好处就可以保留下来。比如,建立公共加工点,并通过技术手段简单的处理烟尘,污染就大大降低,收取低廉的费用,老百姓带自家材料去加工,还减少自己搞准备工作的麻烦。
更为根本的方法是,促进工业化生产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因为只有工厂加工,才能有条件通过技术手段,来更好地解决烟熏过程中的污染。
实际上,现代化生活、工业生产,都是难免避免侵害环境的,而规模化的生产则可降低对环境的侵害,从土法炼钢到大型钢厂,污染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
即便是禁止熏腊肉,也只是禁止小农式的低效率高污染生产,影响他人,并不是禁止生产腊肉,所以,四川达州城管执法人员“突袭和强行关闭”该市多家腊肉工厂,不但是粗暴的,更是愚蠢与荒谬的南辕北辙。
这种愚蠢源于何处呢?
多年前,重庆曾打算禁止老百姓在自家阳台上晾衣服,理由就是有碍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但是,一方面,老百姓在自家阳台上晾晒衣服,参差多态,未见得不美,所谓不美,有碍观瞻,乃出于意识形态传统中对整齐划一的偏好。退一步看,即使不美观,负外部性也如此之小,没有实质性损害。另一方,晾晒衣服乃至生活所必需,是城市每一个老百姓的需要。
好处如此重要,坏处如此不确定,所以,这种禁止就是粗暴的、不合理的、甚至不合法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有时候,影响权衡结果的,不在于真实的好处与坏处,而在于谁在权衡这个利弊。
城市管理者面对的问题复杂,利益群体多样,重要的是寻找一条能最大化满足各方利益的途径,而不是粗暴地禁止。以前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关公庙里,结婚的求天晴,播种的求雨,出海的求风。周仓束手无策,而关公大笔一挥:晚上下雨白天晴,大风沿着海边行。
故事反映了古人的智慧,今人一定胜过古人,很大程度上,城市管理者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智慧。不过,当没有压力驱使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听到与看到各种荒谬的结论,从APEC吃凉菜到禁止熏腊肉,莫不如此。
(注:本文原标题为《熏腊肉还该不该熏?》近日,四川达州和重庆环保部门因分别抛出“熏腊肉致霾论”和以环保执法名义对“烟熏腊肉”开刀,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头图为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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